山风渐息，晨光初现。
城市开始苏醒，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街道上出现了零星的行人。
“陈处，”刘瑜转过身，郑重地看着他：
“这场仗很难打。严振国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一个经营了二十多年的网络。你们可能会死，可能会身败名裂，甚至可能人死了还要背骂名——就像小林主任那样。”
“我知道。”陈铭平静地说。
“即使这样，你也愿意干？”
陈铭没有立即回答。
他望向山下那座城市，那座他出生、成长、守护了二十年的城市。
那里有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曾经宣誓要保护的一切。
然后他想起了林可染——那个他只在东方欲晓装疯在安乐医院生病时，见过几次面。
那个穿衣一丝不苟，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林可染主任，见人面，总是一副职业性微笑。
从他献计献策叫东方欲晓装疯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省纪检委王海海主任，已经猜测到了，是林可然主任使得”坏“，找了一点理由，要林可染主任写检查。
东方欲晓没有精神失常，但是林可染主任却”精神失常“了。
不久之后，死在了一个精心设计“意外”的自杀。
死后还要被说成是“精神失常的疯子”。
“刘省长，”陈铭开口，声音在晨风中清晰而坚定：
“我父亲曾经告诉我，这世上有些线，跨过去了就回不了头。但后来我明白了——有些线，你明知道跨过去就回不了头，也必须要跨。”
他转过身，面对刘瑜：“因为线的另一边，是底线。”
刘瑜看了他很久，然后缓缓点头。
刘瑜副省长，像一位老人，伸出右手，陈铭用双手紧紧握住。
那只手瘦削但有力，掌心有厚厚的老茧。
“下周一晚上八点，”刘瑜说：
“我会在省厅指挥中心等你们的信号。记住，在严振国启动传输程序之前，不要有任何异常。你们必须是‘完全上钩的鱼’。”
“明白。”
“还有，”刘瑜松开手，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小设备，像是个老式的寻呼机：
“这是单向通信器，只能接收，不能发送。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用这个联系你。其他所有通信方式，都可能被监控。”
陈铭接过通信器，装进口袋。
“最后一句，”刘瑜走向观景台的台阶，在离开前回头：
“活下来。我需要你们活下来，亲眼看到收网的那一刻。”
刘瑜副省长走了，脚步声渐行渐远。
陈铭独自站在观景台上，看着太阳从城市边缘升起。
金红色的光芒刺破云层，照亮了远处的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照亮了蜿蜒的河流，照亮了这座正在醒来的城市。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他即将回到黑暗中，去完成一场危险的表演。
手机震动，是陈亮发来的短信：
「严振国来电话了，问报告进度。怎么回？」
陈铭深吸一口晨间清冷的空气，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敲击：
「告诉他，初稿已经完成，需要他亲自过目。约今天下午三点，老地方见。」
点击发送然后他抬起头，迎着初升的太阳，眯起眼睛。
游戏开始了。
而这一次，猎手和猎物的角色，该换一换了。
下午两点五十分，陈铭把车停在了老城区那栋灰色五层小洋楼的后巷。
这地方他来过三次，每次都是不同的身份——第一次是调查员，第二次是“被策反者”，今天是第三次，作为严振国棋盘上“即将过河的卒子”。
他关掉引擎，却没有立即下车。
车窗外的老城区沉浸在午后的昏沉中，巷子尽头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棋子落在木板上的啪啪声隔了十几米还能听见。
阳光斜射进窄巷，把斑驳的墙皮照得泛黄，墙根处青苔湿润——昨夜下过小雨，路面有点滑。
陈铭摸了摸裤袋里那个单向通信器。
刘瑜副省长的信息还在脑海里回响：“下周三飞往柏林，单程。”
严振国已经准备好了退路。
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准备好了。
副驾驶座上放着那份“初稿报告”——二十五页，打印得工工整整，数据翔实，结论清晰，任谁看了都会觉得这是两个被“叛国行为”震惊、急于上报的忠诚干部的手笔。
陈铭盯着报告封面上的标题：《关于“东方欲晓”涉密项目数据异常外流及可能涉及境外组织的初步调查报告》。
每个字都是真的。
每个字也都是陷阱。
他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
老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感应灯坏了两个，三层往上就得摸黑。
陈铭数着台阶——十七级一层，三层五十一级，加上转角平台，总共有五十四步。
这是他在刑侦支队时养成的习惯：记住环境里的数字，关键时刻能救命。
比如现在，他知道从三楼到四楼的转角窗户外有根老旧排水管，如果发生意外，那是第二条逃生路线。
四楼，402室。
门是厚重的防盗门，猫眼被从内侧用胶带封住了——严振国的井绳，或者说，多疑。
陈铭敲了三下，停两秒，再敲两下。
门内传来锁舌转动的声音，开门的是小王——技术科那个总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小声小气的年轻人。
但今天小王的眼神不一样，镜片后的眼睛里有一种压抑的兴奋，像是掌握了什么惊天秘密的孩子。
“陈处，您来了。”小王压低声音：
“严组长在里屋等您。”
陈铭点点头，侧身进屋。
安全屋的布置和上次来时一模一样：客厅里一张旧沙发，一张折叠桌，三把椅子。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昏黄得让人犯困。
空气里有股霉味，混合着即溶咖啡和泡面的气味。
但今天多了样东西——折叠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亮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据流。
严振国从里屋走出来。
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夹克，没打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下的黑眼圈暴露了睡眠不足。
这位市局纪检组长走路永远不紧不慢，每一步都像丈量过距离，此刻他手里端着个保温杯，杯口冒着热气。
“陈铭同志，辛苦了。”严振国的声音温和而有磁性，是那种很容易让人信任的语调：
“报告带来了？”
“带来了。”
陈铭把文件袋放在桌上：
“初稿，按您的要求，重点标注了数据异常点和时间线。”
严振国没有立即去看报告，而是示意陈铭坐下，自己也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
小王自觉地退到窗边，假装检查窗帘是否拉严实。
严振国用眼睛盯着陈铭的脸部，足足有30多秒。
难道难道我们的严组长发现了什么？
难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