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二十年的春末夏初，南直隶的变革之风，终于从朝堂的诏令、军营的号角、矿山的炉火，吹入了寻常巷陌，搅动了市井百态的一池春水。金陵城，这座南明的都城，在经历了整军汰卒的惶恐、矿产国有的暗涌后，似乎正以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方式，消化、回应着这接二连三的剧变。寻常百姓的茶馆酒肆、街头巷尾，第一次如此具体而真切地谈论着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国政”。
匠人赵铁锤家的门楣，似乎悄然高了一寸。
自被擢升为“匠师”，每月多了几两实实在在的俸银，家中饭桌上终于能常见荤腥，妻儿脸上也多了笑容。最让赵铁锤腰杆挺直的是，他那个十一岁、原本注定要子承父业、在铁锤与炉火间度过一生的儿子狗儿，竟真被选入了新设的“技艺传习所”！那地方设在旧国子监旁边的一处院落，不仅管饭，还教识字、算学，甚至有老工匠和据说懂泰西学问的番人讲授“格物”之道。虽然仍有老辈嘀咕“工之子恒为工，读那劳什子书有何用”，但看着狗儿穿着干净的青布衫，背着书袋出门，赵铁锤心里那份舒坦与盼头，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他在铳炮作里钻研新钻头、与那佛郎机匠人费尔南多磕磕绊绊地交流时，底气也更足了。作头王老头虽然依旧阴阳怪气，但轻易也不敢再克扣他的“超工赏”，毕竟，赵铁锤如今是挂了名的“匠师”，据说偶尔还能被工部的大人叫去问话。同作的工匠们，看他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羡慕，私下里议论：“看来朝廷这次，像是来真的？”“若能多几个赵匠师这样的，咱们这行当，未必就比那酸秀才差了！”
当然，也有老匠人摇头：“花无百日红，朝廷一时用得上咱们，抬举几分。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还不是该干嘛干嘛去？匠籍，终究是匠籍。” 但无论如何，一股向上的清风，确实开始吹拂这个沉闷了太久的角落。茶馆里，开始有人用略带羡慕的语气，谈起某某巷子的张皮匠，因为硝皮手艺好，被军器局看中，给了“匠人”待遇，日子宽裕不少；或说城外李木匠的儿子，竟被招去矿上绘图，据说还要学用“泰西尺规”。
秦淮河畔，茶楼酒肆，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城东卫所那个刘百户，吃空额吃得狠了，这次考核没过，被革了职，家都抄了！啧啧，平日里多威风！” 一个茶客压低了声音，却掩不住一丝快意。
“何止！我有个表亲在镇江当差，说那边裁撤了好几个营头，兵油子们哭爹喊娘，可咱们老百姓倒觉得清净不少！以前那些丘八，赊欠酒钱、强买强卖，如今可都老实了。听说没选上的，都去当了什么‘治安兵’，归府县管，专抓偷鸡摸狗的，工钱还不低！” 另一个接口道。
“哼，工钱不低？还不是咱们的税银养着！” 一个穿着绸衫、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哼了一声，“整军、开矿、养匠人，哪样不要钱？这税啊，捐啊，眼见着就要加码了！昨个儿钞关上的老李还说，往后大宗货的‘国防捐’，怕是免不了喽。” 他的话引起不少小商户的共鸣，愁眉苦脸地算着成本。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个老秀才捋着胡子，慢悠悠道：“话不能这么说。老夫看那《邸报》上说得明白，汰了冗兵，省下的空饷，比加税多！收了矿，朝廷自己开，少了中间盘剥，矿课还能多收。这叫做‘节流开源’。只要这钱真用在刀口上，练出强兵，守住江防，咱们这生意才做得长久。不然，等北边打过来，什么生意都是镜花水月！”
提到“北边”，茶楼里顿时安静了片刻。一种更深的忧虑，压过了对眼前税赋的计较。是啊，朝廷搞这么大动静，又是整军，又是开矿造枪炮，还不是因为北边那个庞然大物？刀兵之事，终究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
“说来也奇，” 一个消息灵通的闲汉凑过来，“宁国府那个陈大户，多厉害的人物，不也说倒就倒了？家都给抄了！朝廷这回，手真黑啊！”
“那是他自作孽！听说在矿上弄死好些人，还偷税漏税，勾结官府。该！” 有人啐了一口。
“可当涂那边好些矿主，乖乖把矿交给朝廷，不也没事？还说什么‘入股’分红，啧啧，这倒是新鲜。” 商人更关心实际的利益运作。
“新鲜事儿多着呢！” 老秀才又开口了，“听说朝廷还要发什么‘军工债券’，向民间借钱，给利息！你说，这靠谱吗？”
“借钱？朝廷问咱们小民借钱？” 众人哗然，觉得不可思议。
“嗨，说白了，就是朝廷手头紧，又想办大事，让有钱的出钱，以后赚了钱连本带利还你。风险嘛，自然是有。可要是真成了，新军练出来，江山稳固，这利钱怕是比放印子钱还稳当？” 商人盘算着，眼神闪烁。
“说得轻巧！这朝廷……靠谱吗？” 有人低声质疑，话没说完，但意思都懂。前朝崇祯爷那会儿，朝廷不也借过“剿饷”、“练饷”？结果呢？
“靠不靠谱，得看往后。” 老秀才叹了口气，“不过，看眼下这架势，监国爷和周总督，是下了狠心要折腾出个名堂。那些当兵的，领了足饷，听说操练也狠，看着是比从前像样些。那些匠人，也肯卖力了。还有那些矿上，听说工钱也给得足……或许，这次，真有点不一样？”
茶馆里的议论，纷纷杂杂，有期待，有怀疑，有算计，有恐惧。但无论如何，新政不再只是官府的文书，而是真切地开始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市井小民看到了治安好转（“治安兵”开始巡逻），也感受到了潜在的税负压力；商人看到了新的风险，也嗅到了“债券”、“入股”背后可能的机遇；读书人则在“道统”与“实利”间摇摆，既不满于“匠人擢升”对士人地位的潜在冲击，又不得不承认，一个强大的军队似乎确实是这个危亡时代所急需的。
而在士绅与富商聚集的更深宅院里，气氛则更加微妙。
一些原本与矿业无关，或及早转向、接受“赎买”或“入股”的家族，在短暂的观望后，开始尝试理解并融入新秩序。他们派出子侄，打听“军工债券”的细节，评估风险与回报；他们尝试接触新成立的“矿务提举司”官员，看看能否在矿石运输、工具供应、乃至新建的“技艺传习所”捐资助学等方面分一杯羹。敏锐的商人，总能从变化中找到商机。
但那些利益受损严重、又对朝廷深怀怨恨的家族，则在暗处咬牙切齿。他们不再公开对抗，但串联更加隐秘。诗会、文社成了发泄不满、传播怨言的温床；暗中资助那些上书抨击新政的御史清流；利用家族在地方的影响力，对新政的基层执行设置各种软钉子——比如，当官府招募矿工或“治安兵”时，他们暗中威胁佃户不得应募；当朝廷试图清丈他们隐匿的田亩以增加税收时，他们鼓动庄户抗阻；他们甚至试图在“技艺传习所”传播“奇技淫巧，败坏心性”的论调。
更有一批人，处于深深的矛盾与焦虑之中。他们多是些中下层士人、或与旧卫所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小地主。他们既不像大豪强那样损失惨重，也不像升斗小民那样容易满足。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时代正在剧变，原有的社会阶梯和晋升通道（科举、军功世袭）似乎正在被新的东西（军功、技艺、甚至钱财）冲击、拓宽。他们不屑于“匠籍”的提升，却又隐隐感到不安；他们本能地抵触“与民争利”的朝廷，却又不得不面对北方强邻的现实威胁。他们的子弟，是该继续埋头攻读圣贤书，期待下一次科举，还是该去尝试新军招募，或者那闻所未闻的“技艺传习所”？这种彷徨，在无数书香门第中弥漫。
南京城的大街小巷，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谣言、段子、预言。有人说，监国重用周谌等武人，是要效仿永乐故事，行“靖难”之事（暗指对北方用兵或内部清洗）；有人说，抬高匠人、发行债券，是“重利轻义”，国将不国；也有人说，看到有流星坠于钟山之南，乃不祥之兆；更有人信誓旦旦，称北边清廷已调集重兵，不日即将南下……
民间的声音，如同秦淮河的流水，表面波澜不惊，水下却暗流涌动，汇聚着希望、疑虑、算计与恐惧。新政的种子已经播下，有的在贫瘠的土壤中顽强萌芽（如工匠、矿工），有的在肥沃的利益泥潭中挣扎（如商业机遇与税负压力），也有的在旧观念的冻土下蛰伏（如士绅的抵触）。朝廷的舆论反击——那些白话文章、通俗唱本、以及树起来的“良匠”、“顺民”典型，也开始在街头巷尾、茶馆书场出现，与各种流言争夺着人心。
这一切，都被靖安司的耳目，记录在每日呈送的密报中，摆在监国朱常沅的案头。他知道，民心的向背，最终将决定这场变革的成败。武力可以镇压公开的反抗，权谋可以瓦解朝堂的攻讦，但唯有让大多数人——至少是沉默的大多数——真切地感受到，或至少相信，这场变革能带来更好的生活、更安全的环境，新政才能真正扎根。而这条赢得民心的道路，注定比整军、收矿更加漫长，也更加崎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