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黄锦的那声凄厉的“陛下驾崩了”，裕王扑在榻前，放声大哭。徐阶、高拱等老臣伏地恸哭。张居正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我跪在那里，看着榻上那个再也不会睁眼的老人，脑子一片空白。
虽说，我去年还在期待您早日归天；甚至在西苑夜宴时，心里都盼着这场君臣关系早点结束。
可是当他真的走了，我这心里，五味杂陈。
恨过他的冷酷无情，骂过他修道误国，但也感激他的知遇之恩，佩服他某些时候的清醒决断。
这个让我又恨又敬的老板，这个把我从七品监察御史一路提拔到正三品副都宪的帝王，这个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惦记着“擦亮镜子”的复杂老人
就这么，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亦是满脸泪痕。
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帝崩于西苑，年六十。庙号世宗。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混乱的梦。
国丧、哭临、仪典一切按祖制进行。裕王在灵前即位，改元隆庆。
徐阶、高拱、张居正和我，被指定为顾命大臣——虽然正式的诏书里，我的名字排在最后。
海瑞出诏狱那天，我去送他。
他瘦了很多，但背脊依旧挺直。看见我，他拱手一揖：“李大人。”
“海主事，”我回礼，“陛下临终前，特旨赦免你。如今新君即位，正是用人之时。”
海瑞沉默片刻，问：“陛下走时可安详？”
“很安详。”我说，“他说，你是真心为国之人。
海瑞眼圈红了。这位硬骨头的海笔架，对着西苑方向，郑重地三叩首。
然后他起身，对我说：“李大人，新朝当有新气象。下官这就回户部履职。有些账，该清一清了。”
我看着他大步离去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大明，或许真的还有希望。
腊月初八，紫禁城文华殿东暖阁。
国丧期的肃穆还未完全散去，但新朝的第一缕气息已经在这间暖阁里悄然流动。
隆庆帝——朱载坖，如今穿着合身的龙袍，端坐在御案之后。
他面色尚带着守孝期间的清减，但眼神已不再是裕王府时期那种谨慎的闪烁，而是一种温和的坦然。
徐阶、高拱、张居正与我，四人分坐两侧。这是我第一次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正式面见新君。
“诸卿。”隆庆帝开口了，声音平稳，没有嘉靖那种刻意营造的威严感，“朕骤登大位，于军国机务，经验尚浅。”
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我们四人，那目光里没有试探，反而有种罕见的坦诚：“父皇晚年静修，朕在宫外，于朝局实有隔膜。今日社稷之重，托于诸卿肩上，朕心实赖。”
暖阁里安静了一瞬。徐阶微微垂首，高拱的背脊似乎挺直了些，张居正目光低垂看不出情绪。我心里却是一动。
这话说得太不一样了。
没有“朕年少德薄”那种刻意的谦卑，也没有新君常有的“锐意振作”的急切。他坦然承认自己的“隔膜”，直言对臣子的“依赖”（朕心实赖）。
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基于自知之明的、近乎坦荡的信任。
“望诸位先生，”隆庆帝继续道，语气越发恳切，“念先帝托付之重，将来不吝直言，尽心辅弼。凡有建言，但于国事有利，朕必虚怀以听。”
“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报陛下！”徐阶代表我们起身，郑重行礼。我们随后起身同拜。
隆庆帝虚扶了一下：“坐，都坐。今日不议具体章奏，只与诸卿说说话。徐先生，内阁近日运转可还顺畅？高先生，兵部那边，北边的最新塘报怎么说？”
议事的气氛，就在他温和的询问中展开。他听得认真，偶尔发问，却从不打断，更无嘉靖那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带着猜忌的诘难。
一个时辰下来，暖阁里竟有几分书院先生与学生论道般的平和。
退出暖阁时，殿外的寒风让我精神一振。徐阶与我并肩走了几步，这位老首辅忽然极轻地叹了口气，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新君仁厚啊。”
我点头，心中却波涛翻涌。
先帝嘉靖是驭臣如驭鹰，时刻紧绷，让你猜不透下一刻是喂食还是折翼；而刚刚那位隆庆皇帝却像一位准备将家业托付给几位得力大掌柜的东家。
他似乎更关心这份家业整体是否安稳顺遂，而非每个掌柜拨算盘的手指姿势是否完全符合他心意。
我忽然想起穿越前职场里流传的“神仙老板”标准：充分授权、不抠细节、信任专业、情绪稳定。
若按这个标准嘶，难道我李清风，在给大明王朝打了十几年“阴晴不定的天才老板”高级副本后，终于要迎来一个“宽厚放权的佛系老板”了？
这突如其来的前景，让我在寒冬里，竟感到一丝不真实的暖意。
周延终究没撑到年后。嘉靖驾崩后第七天，这位老御史在值房里咳着咳着，忽然就倒下了，再没醒来。临终前他抓着我的手，只说了两个字：“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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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式接掌都察院。搬进左都御史值房那天，我看着那张宽大的紫檀木桌，忽然想起多年前，我刚进都察院时，屠侨就坐在这里，板着脸训我：“御史言官，当以风骨为先！”
如今，坐在这里的人，变成了我。桌角，我亲手放上了一面小小的铜镜。
王石依旧是右佥都御史，赵凌也终于挪了位置，调到刑部任郎中。林润、陈正几个年轻人，被我放到紧要的位置上。
都察院，该有新的气象了。
这新气象，似乎也吹遍了朝堂。隆庆帝登基后，接连下旨：罢一切斋醮，撤西苑炼丹所；召回嘉靖朝因言获罪的诸臣；减免次年天下赋税三成。旨意措辞平和，却雷厉风行。
腊月廿三，小年。雪后初晴。
我站在刚搬入的左都御史值房窗前，看着庭院里扫雪的杂役。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着有些刺眼的光。
凌锋敲门进来，送上一份通政司转来的普通公文，低声道：“大人，周朔刚递来消息，南京那边，关于曹德海之死和盐商串联的线好像断了。”
我接过公文，并不意外：“知道了。告诉周朔，暂缓深挖，静观其变。”
“是。”凌锋犹豫了一下，“大人，新朝初立，万象更新。有些旧事，会不会就随着先帝一起过去了？”
我看着窗外耀眼的雪光，缓缓道：“雪能盖住一切，但雪化了，该露出来的，还是会露出来。不过——”
我转过身，拍了拍他的肩膀：“至少这个冬天，咱们可以喘口气了。告诉周朔，今年除夕，府里备好酒菜，请他和兄弟们一起来喝一杯。守岁。”
凌锋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笑容：“是！我这就去告诉他！”
他退下后，我重新望向窗外。
嘉靖的时代，连同它的严酷、它的神秘、它的天才与偏执，彻底落幕了。那个让我爱恨交织的老板，走了。
而新时代，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温和宽厚的方式拉开序幕。一位似乎愿意信任臣子、不折腾的“佛系老板”这对我这个穿越而来的大明打工人而言，简直是梦幻开局。
当然，我也知道，真正的考验或许尚未开始。朝廷积弊如山，边患未靖，官场沉疴已久。
这份“宽厚”是真心托付，还是新君初立的权宜之策？习惯了在嘉靖朝钢丝上行走的满朝文武，又能否真正适应并善用这种“松弛感”？
还有那些雪层下的旧影它们真的会甘心被埋藏吗？
我抬手，轻轻拂过窗台上那面小铜镜。镜面冰凉，映出我如今已蓄起短须、官袍严整的模样。
擦镜人的活儿还没完。
老板换了，镜子还在。而且，擦镜子的人，好像终于可以在一个相对明亮、温暖、不那么提心吊胆的环境下干活了。
这感觉还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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