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知微走出舱门，深吸一口气。
夏知微的公开信发表后，前三个小时风平浪静。
第四个小时，某知名影视论坛出现一个热帖：《理性讨论：夏知微是不是在搞道德绑架？》。楼主自称“行业从业者”，用三千字分析夏知微的“真实创作公约”如何“脱离实际”“阻碍行业进步”。帖子写得很有水平，看似客观，实则把夏知微塑造成一个“用情怀要挟同行”的伪君子。
第五个小时，三家影视自媒体同步发文，标题各异但核心一致：“数据时代，拒绝数据就是拒绝观众”“老一辈创作者的黄昏焦虑”“论夏知微式悲情的商业价值”。文章里大量引用沈玥那篇《论数据时代创作伦理的边界》的观点，把银河塑造成“理性、进步、面向未来”的代表。
第七个小时，周子昂醒了。
夏知微接到医院电话时，正在工坊会议室看那些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医生语气急促：“周导醒了，但状态很怪他一直重复一个词，‘镜花’，还说要见你。”
她赶到医院时，周子昂正坐在病床上，右眼还蒙着纱布，左眼盯着天花板，嘴唇无声地动着。母亲在旁边抹眼泪，父亲则一脸担忧。
“子昂？”夏知微轻声叫他。
周子昂缓缓转头，那只完好的眼睛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微微姐镜子里的花，是假的。”
“什么？”
“镜花计划。”周子昂每个字都说得很吃力，“银河的绝密项目。他们不是预测观众喜好是制造观众喜好。”
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医院的便签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数据回流闭环。先推送，再收集反应，再调整推送。三个月，可以制造出一种‘流行’。”
夏知微接过纸条，手在抖。她想起秦朗说的“模拟数据”，但周子昂说的更可怕——不是模拟，是制造。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周子昂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很痛苦的事：“我黑石倒台前，王振华的助理找过我。他说想活命，就得交出有价值的东西。他给了我一个u盘里面是黑石和银河的交易记录。黑石帮银河在华夏测试‘镜花计划’的第一阶段。”
“测试什么？”
“测试用算法制造口碑。”。不是口碑崩塌，是测试结束。银河要验证，他们能用多少资源、多长时间，把一部平庸作品推成‘爆款’。”
夏知微想起《浮光》。那部剧她看过两集，制作精良但剧情俗套，当时还奇怪为什么评分那么高。原来如此。
“还有”周子昂喘了口气，“银河在欧洲的‘进步电影’也是测试。测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反抗’最安全、最受欢迎。测试结果会用在华夏市场。”
“他们想干什么？”
“控制文化产品的‘安全阈值’。”周子昂的额头渗出冷汗，“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知道怎么说既能显得深刻，又不会真的触怒谁。把这个阈值，变成行业标准。”
病房里一片死寂。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每一盏灯下，可能都有人在看银河推送的内容，以为那是自己的选择。
夏知微的手机震动了。是秦朗，从欧洲发来的视频请求。
她走到走廊接通。屏幕那头，秦朗在一间昏暗的酒店房间里，背景是欧式建筑的轮廓。
“查到了。”秦朗开门见山，“银河在欧洲的合作导演，都签了一份‘创作指导协议’。协议规定，所有项目必须使用银河的‘叙事优化系统’。这个系统会根据当地的政治气候、媒体环境、观众心理数据，给出‘安全又深刻’的创作建议。”
他发来一份协议截图，条款密密麻麻，但核心清晰：导演保留署名权，但内容必须符合系统建议。
“更可怕的是，”秦朗压低声音，“这些导演三年内的作品，在主题、结构、甚至台词风格上，出现了惊人的同质化。他们在拍‘安全的深刻’、‘精致的反抗’。观众觉得自己在看有思想的作品，但实际上他们在看算法设计的思想。”
“这就是‘镜花计划’？”夏知微问。
秦朗愣了愣：“你知道了？”
“子昂醒了，他说的。”
视频那头沉默了几秒：“那他也可能说了银河接下来要在华夏做什么。”
“做什么？”
“推行‘创作辅助系统’认证。”秦朗说，“他们正在游说相关部门，建议对影视项目进行‘社会风险评估’。而风险评估的工具就是银河的系统。如果通过，以后所有想立项、想播出、想拿奖的作品，都必须先过银河的算法。”
夏知微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黑石想控制钱，银河想控制标准。标准一旦确立，就无声无息地规范一切。
“还有多久？”她问。
“三个月内，可能会有试点政策出台。”秦朗说，“夏知微，这场仗可能打不赢了。银河的棋下得太大，从技术、资本、政策、舆论全方位布局。我们只是在局部抵抗。”
“所以呢？投降？”
“我是说”秦朗苦笑，“可能需要换种打法。比如，加入他们，然后从内部”
“秦朗。”夏知微打断他，“你记得拍《哑光》时，那个地下乐队主唱说的话吗？他说：‘我们可以穷，可以没人听，但不能唱别人写好的词。’”
视频那头，秦朗低下头，再抬头时眼睛红了：“记得。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夏知微说，“帮我查查，欧洲那边有没有反抗这套系统的人。任何线索都行。”
挂了电话，夏知微回到病房。周子昂已经睡着了，母亲在给他擦汗。那张写着“镜花计划”的便签纸，还握在夏知微手里。
她走出医院，深夜的城市依然喧嚣。手机里，银河的“百位青年导演扶持计划”正式启动了，宣传片在各大平台投放。画面精致，文案动人：“给年轻创作者最好的工具，让才华不被埋没。”
评论区一片欢呼：
“终于等到这一天！”
“这才是真正扶持创作！”
“夏知微那种老古董该退休了！”
她关掉手机，抬头看天。看不见星星，只有被灯光染成暗红色的夜空。
回到工坊时，院子里居然还亮着灯。苏晴和几个年轻导演坐在石桌旁，正在激烈争论什么。看见夏知微，争论戛然而止。
“怎么还没睡？”夏知微走过去。
几个年轻人交换眼神，最后苏晴开口：“微微，我们在说银河的那个扶持计划。”
“然后呢？”
一个叫陈默的年轻导演——二十三岁，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在工坊实习——鼓起勇气说：“夏导，我我想报名。”
夏知微看着他。这个年轻人有才华，拍过一部关于外卖骑手的短片，真实得让人心碎。但家境不好，母亲生病，急需用钱。
“银河的条件是，入选者必须使用他们的‘创作辅助系统’。”夏知微说，“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陈默低头，“但夏导，我需要机会。我的短片投了八个电影节，一个都没中。我妈妈下个月手术，要十万块我拿不出来。”
现实，又是现实。理想很丰满，但现实骨瘦如柴。
“如果我说，工坊可以帮你筹钱呢？”夏知微问。
“怎么筹？众筹吗？”另一个年轻导演插话，“夏导，您的公开信发出去，支持者是有，但真金白银呢？银河直接给钱，给资源，给发行渠道。我们我们有什么？”
这话刺痛了在场的每个人。工坊有什么？有理想，有坚持，有“真实创作公约”。但在生存面前，这些太轻了。
“我理解。”夏知微说，“如果你们有人想去，我不拦着。但走之前，我想请你们看样东西。”
她带他们走进放映室，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出现的是周子昂的《默河》——不是成片，是拍摄花絮。
画面里，周子昂蹲在一个留守儿童面前，耐心地教他拿画笔。孩子画了一幅歪歪扭扭的画：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手拉着手。周子昂问：“这是谁？”孩子说：“爸爸和我。爸爸过年回来，带我去镇上。”
接着画面切到采访。周子昂对着镜头说：“我拍这片子，不是为了让城里人掉几滴同情泪。是想让他们看见，这些孩子不是统计数字，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有梦想，会哭会笑，需要被看见。”
花絮放完，放映室里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