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监管部门宣布成立专项调查组，进驻蓝海资本及相关公司。王振华被带走调查的消息，登上了财经版头条。
第三天，星辉娱乐宣布与蓝海解除所有合作，并公布了蓝海操控舆论的数据证据。
第四天，晚云工坊的资金账户解冻，证监会撤销调查，并公开道歉。
第五天，夏知微接到通知——她父亲的案子，正式启动再审程序。
胜利来得太快，像一场梦。但夏知微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蓝海倒下了，但还会有绿海、红海。资本不会消失，只会换张面孔。
庆功宴上，所有人都喝醉了。秦朗举着酒杯说：“好莱坞那边又来联系我了，说《算法末世》的项目可以继续，而且不需要删改任何内容。”
“你答应了？”夏知微问。
“还没。”秦朗看着她，“我在想，也许我们不该总想着去别人的地盘战斗。我们应该在这里，建自己的地盘。”
陆云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我父亲提议，把晚云工坊升级成‘创作者联盟’——联合所有独立的制片公司、导演、编剧，建立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对抗资本，最好的方式不是单打独斗，是抱团取暖。”
夏知微看着这些战友，眼眶发热。她想起父亲日记里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
窗外，城市的灯火璀璨。而在这个小小的工坊里，一群不愿跪下的人，正在点亮更多的灯。
《风暴眼》的片尾字幕，夏知微写了一句话：“黑暗不会消失，但只要还有人在点火，就总有光。”
光很微弱，但足够了。足够照亮前路，足够让后来者，不迷路。
蓝海资本倒台后的第三个月，行业进入了微妙的“休渔期”。
表面上，一切都在好转。监管部门持续公布调查进展，几家曾经依附蓝海的公司急忙切割关系，晚云工坊的“创作者联盟”吸引了三十多家独立制片机构加入，陆云每天要开五个会。
但水面之下，暗礁已经开始显露。
第一个信号来自国际纪录片节。夏知微凭借《风暴眼》入围了“金眼睛奖”主竞赛单元，这是亚洲纪录片导演很少能踏足的顶级殿堂。入围邮件发来时，整个工坊都沸腾了。
“夏导，这下真成国际导演了！”剪辑师老李激动得手舞足蹈。
夏知微盯着邮件，却皱起了眉头。通知函里有一行小字：“请确保影片内容符合所在国家法律法规及国际共识。”
“这是什么意思？”秦朗凑过来看。
“意思是，他们担心这片子‘太敏感’。”夏知微苦笑，“怕领奖台上说出不该说的话。”
果然，两天后，组委会的“沟通顾问”打来电话。对方是个华裔，叫陈威廉，说话彬彬有礼但滴水不漏：
“夏导，恭喜入围。组委会非常欣赏《风暴眼》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在正式颁奖前，我们需要就一些细节进行沟通——主要是影片中涉及具体企业和个人的部分，是否需要做技术处理？”
“技术处理指什么？”
“比如模糊一些面孔，修改一些称谓，或者删减某些可能引起争议的段落。”陈威廉顿了顿，“您知道，电影节希望聚焦艺术本身，而不是成为政治或商业争议的舞台。”
夏知微握紧手机：“如果我不愿意删改呢？”
“那可能会影响评奖结果。”陈威廉说得委婉，“当然，艺术完整性很重要，但有时候，适度的调整是为了让作品被更多人看到。”
挂了电话，夏知微在剪辑室坐了很久。窗外，工坊院子里，新加入联盟的几个年轻导演正在讨论项目，笑声传进来，听起来充满希望。
可她觉得冷。《风暴眼》能拍出来、能播出、能引起关注，是因为抓住了蓝海倒台的窗口期。现在窗口正在关闭，新的规则正在建立。
第二个信号更隐晦，但更危险。
秦朗的好莱坞项目《算法末世》重新启动后，美方派来了新的制片人——一个叫凯瑟琳·李的韩裔女人，四十多岁，在好莱坞以“能把难搞的导演治得服服帖帖”闻名。
第一次剧本会，凯瑟琳就提出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大部分是关于中国角色的：“这个程序员父亲的遭遇太悲惨了，观众会不适。”“揭露系统腐败的段落太直接，应该更隐喻。”“最好加一条光明的尾巴——比如系统最终被修复，正义得到伸张。”
秦朗耐着性子解释：“凯瑟琳，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系统无法从内部修复’。如果加光明的尾巴，就背叛了主题。”
“但观众需要希望。”凯瑟琳微笑，“尤其是国际观众。他们不想看两个小时的绝望。”
“那真实呢？真实往往就是绝望的。”
“电影不是新闻，秦导。”凯瑟琳收起笑容，“我们是讲故事的人，不是检察官。如果你坚持要保留这些阴暗面，投资方可能会重新考虑项目的商业前景。”
会后，秦朗在酒店房间喝闷酒。夏知微打来视频时，他眼睛已经红了。
“他们想阉割这个故事。”他对着屏幕说，“把锋利的刀，磨成玩具。”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秦朗摇头，“我需要这笔钱。《算法末世》的预算，够我拍五部独立电影。而且这是我进入好莱坞主流的机会。”
夏知微沉默。她懂这种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坚持和妥协之间。每一个创作者都要面对这个永恒的命题。
“先拖着。”她说，“同时准备b计划。如果好莱坞的路走不通，我们回来自己拍。”
“自己拍？哪来的钱？”
“总会有办法的。”
第三个信号最直接，也最诡异。
一个周三下午，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人出现在晚云工坊门口，说要见夏知微。前台看他形迹可疑，本想拒绝，但男人说：“告诉她，我叫马小明，是她父亲案件的证人。”
夏知微在会客室见到他时，男人摘掉口罩，露出一张普通但紧张的脸。五十岁左右，眼袋很深，手一直在抖。
“夏小姐，我是你父亲当年的同事。”他声音沙哑，“厂里财务科的出纳，马小明。”
夏知微心里一震。父亲日记里提过这个名字——马小明，那个因为害怕而做了伪证的年轻人。
“您找我什么事？”
马小明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这里面，是当年真正的账本复印件。王振华让我们做的那套假账，还有真账的备份，都在里面。”
夏知微接过纸袋，手在抖。二十年来，她等的不就是这个吗？
“但有个条件。”马小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要五百万。”
“什么？”
“五百万，现金。”马小明不敢看她的眼睛，“我儿子在国外读书，需要钱。我老婆病了，也需要钱。这笔钱，是我应得的——我为这个秘密，担惊受怕了二十年。”
夏知微盯着他：“您当年做伪证，害我父亲入狱。现在又要拿证据换钱？”
“我没办法！”马小明突然激动起来，“当年王振华威胁我，不做伪证就让我全家活不下去！现在他倒台了，我才能站出来。但这证据这是我唯一的筹码了。夏小姐，你拍电影能赚大钱，五百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能救我全家。”
道德困境像一张网，把夏知微困住了。给钱，等于认可了“真相可以买卖”；不给钱，可能永远无法拿到完整证据。
“我需要时间考虑。”
“三天。”马小明站起来，“三天后，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证据卖给愿意出价的人。蓝海虽然倒了，但想弄倒王振华的人，不止你一个。”
他离开后，夏知微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到天黑。纸袋里的账本复印件摊在桌上，那些泛黄的纸张、手写的数字、红色的印章，每一个都在诉说二十年前的罪恶。
陆云推门进来时，她还在发呆。
“听前台说了。”陆云拿起账本翻看，“是真的。这些笔迹，这些印章，伪造不了。”
“他要五百万。”
“我知道。”陆云坐下，“我刚才查了马小明的情况——他儿子确实在国外，学费一年就要八十万。他老婆尿毒症，每周透析。他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应该给钱？”
“不应该，但可能需要。”陆云苦笑，“夏知微，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正义需要代价，真相需要购买。你可以坚持原则，但代价可能是永远无法翻案。”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我给。”陆云说，“但不是以你的名义，是以‘创作者联盟法律援助基金’的名义。我们资助他儿子完成学业，承担他妻子的医疗费，但前提是——他必须出庭作证，必须把当年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这样算交易吗？”
“算人道主义援助，附带司法合作。”陆云看着她，“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要学会在灰色地带，做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