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广交会，光有人去不行，货得硬，脸得亮。
虽然库房里堆满了白茬的弓把，但那只能叫半成品。
要想让眼高于顶的洋人掏美金，这新娘子上轿前，必须得好好化个妆。
徐军盘腿坐在炕上，面前摆着十几个精挑细选出来的特级核桃木弓把。
这几个把子，纹理那是千挑万选的水波纹和鬼脸，沉甸甸的压手。
“二愣子，炉钩子烧红了吗？”
徐军喊道。
“红了！通红！”
二愣子戴着厚帆布手套，从炭火盆里夹出一个特制的火印。
这是徐军前两天特意找村里铁匠打的，上面刻的不是汉字，而是一个极具设计感的图案——一个咆哮的狼头，下面衬着两个字母：lf（lie feng，猎风）。
在这个年代，乡镇企业大多还在用红油漆刷大字，徐军这一手火印logo，那是绝对的超前意识。
徐军接过火印，深吸一口气，对准弓把手柄底部的预留位置，稳稳地按了下去。
“滋——”
一股青烟冒起，伴随着焦糊的木香味。
两秒钟，抬手。
一个深褐色的、充满了原始野性与工业质感的狼头徽章，深深地烙印在了木头上。
“漂亮！”
在一旁观看的白灵忍不住鼓掌。她今天是来帮忙做英文说明书的。
“徐大哥，这一烙，档次立马就上去了！看着跟国外的老牌子似的，这就叫品牌溢价！”
徐军吹了吹上面的炭灰，嘿嘿一笑：
“洋人都喜欢这调调，说是什么复古风，手工感。咱们就给它整足了。”
烙完印，还没完。
徐军没用化学清漆，而是拿出了老蜂蜡和熟桐油。
他拿着一块细棉布，蘸着加热融化的蜂蜡，一遍遍地在木头上打磨、抛光。
核桃木这种木材，越盘越亮。
在蜂蜡的滋润下，木头的纹理开始变得通透、深邃，表面泛起一层如同琥珀般的温润光泽。
“这叫包浆。”
徐军把一个处理好的成品递给白灵，“摸摸看。”
白灵接过来，手感温润如玉，丝毫没有生涩感。
“太美了这哪里是武器，简直是艺术品。”
徐军看着这一排排整装待发的“战士”，心里有了底。
就凭这卖相，放在广交会的展台上，哪怕不说话，也能勾住那帮老外的魂。
下午，老支书杨树林急匆匆地进了屋，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几张盖着大红章的信纸。
那是这个年代出门办事最重要的护身符，介绍信。
“军子，办妥了！跑断了我的老寒腿啊！”
杨树林把信纸摊开在炕桌上，指着上面的红戳：
“这是村里的，这是乡里的，这是县外贸局的，还有这个最关键的——省轻工进出口公司的参展证明！”
在80年代，没有身份证，介绍信就是一切。
住宿、买票、进馆、甚至吃饭，都得看这玩意儿。
没有它，你在外地就是寸步难行的“盲流”。
徐军仔细检查了一遍，把介绍信整整齐齐地叠好，装进一个防水的塑料文件袋里，贴身放好。
“叔，辛苦了。这几张纸，比那一万块钱还重。”
杨树林吧嗒着烟袋，眼神里既有骄傲又有担忧：
“军子啊，广州那是天边儿了吧？听说那边人都说鸟语，吃饭都吃蛇？你可得惊醒着点。”
“放心吧叔。我是去赚他们钱的，又不是去跟他们拼命的。”
二月二十，出发的日子。
一大早，徐家大院里挤满了送行的人。
李兰香给徐军换上了一身笔挺的灰色中山装（那是白灵特意从省城带回来的，说是显得正式），头发也梳得油光锃亮。
二愣子也穿上了新买的夹克衫，背着一个巨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干粮和样板。
“咔嚓！”
白灵举着海鸥相机，给徐军、李兰香和小雪儿，还有站在旁边的黑风，拍了一张合影。
照片里，徐军意气风发，李兰香温婉含笑，小雪儿骑在黑风背上，背景是那座红砖大瓦房和后面正在轰鸣的工厂。
这就是他徐军的大后方。
上午 10:00，黑山县火车站。
绿皮火车长春—广州的直快列车，喷着白色的蒸汽，缓缓进站。
这趟车要坐三天三夜，跨越半个中国。
“兰香，回去吧！照顾好家里！有事找老支书和白先生！”
徐军站在车窗边，大声喊道。
站台上，李兰香挥着手，眼泪在风中打转，却努力挤出笑容。
黑风被拴在站台柱子上，拼命地想要挣脱，冲着火车发出凄厉的叫声。
“况且况且”
车轮转动，速度越来越快。
徐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家乡——那熟悉的黑土地，那还没化净的残雪，那光秃秃的杨树林。
二愣子坐在对面，兴奋地摸着座位上的白布套：
“哥！咱们真去广州啊？听说那边现在都穿短袖了？”
徐军收回目光，从包里拿出一本《广交会参展商手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对，去广州。”
“咱们是从冬天往春天跑。等到了那，咱们就不是土包子了，咱们是中国商人。”
列车一路向南，穿越山海关，跨过黄河，越过长江。
窗外的景色，从苍茫的黑白，逐渐变成了嫩绿、翠绿，最后是繁花似锦。
徐军靠在车窗上，感受着气温一点点升高。
他知道，一场属于他的商业风暴，即将在那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珠江之畔，正式登陆。
“呜！”
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叹息，这列从北方一路哐当了三天三夜的绿皮巨龙，终于趴窝在了终点站。
车门一开，一股湿热的，夹杂着霉味、尾气味和莫名花香的热浪，像是堵无形的墙，把刚下车的二愣子撞了个趔趄。
“妈呀！哥！这这是进了澡堂子了吗？”
二愣子背着比他还宽的大帆布包，一只手死死拽着徐军的衣角，另一只手不停地抹汗。
他身上还穿着李兰香给缝的厚棉裤，里面还有红秋裤。
在这气温接近二十五度的广州，他就像个刚出炉的热包子，浑身冒热气。
徐军穿着那身利索的灰色中山装，虽然也热，但他神色泰然。
他站在出站口，看着眼前这片黑压压的人海。
这就是1984年的广州。
此时的广州火车站，是全中国最疯狂、最混乱，也最充满希望的地方。
满大街都是色彩。
不像东北清一色的灰蓝黑。这里的人穿得那是花里胡哨。
男的穿着喇叭裤，裤腿大得能扫地，戴着遮住半张脸的蛤蟆镜。
女的穿着红裙子，烫着爆炸头，踩着高跟鞋。
“得得得。”
不远处，几个留着长头发的小青年，扛着双卡收录机，里面放着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曲，大摇大摆地走过。
二愣子看傻了眼，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
“哥他们那是那是干啥呢？那男的咋留长头发？流氓啊？”
徐军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闭嘴。少看，少说，跟紧我。”
“到了这，这就叫时尚。这满大街走的，可能一半是倒爷，一半是万元户。”
出了站，最大的难题不是热，是住。
正值春季广交会（虽然此时离正式开展还有几天，但各路客商早已云集），广州所有的招待所、宾馆几乎全部爆满。
徐军带着二愣子，沿着流花路一连问了三家国营招待所。
“有房吗？”
服务员眼皮都不抬，手里织着毛衣：
“满了！没看门口牌子啊？”
或者就是：“有房，要外汇券，你有吗？”
二愣子急了：“咱有介绍信！省里的！”
服务员翻了个白眼：“那也没用。除非你有部里的条子。现在的床位，比金子都贵。”
徐军心里有数。这时候来广州，要是没提前预订，想住正规宾馆那是做梦。
他没再纠缠，带着二愣子钻进了一条狭窄的巷弄。
这里虽然破旧，但却是各路散兵游勇的聚集地。
终于，在一栋挂着安旅社牌子的骑楼下面，徐军谈妥了一间房。
位于顶楼，没有窗户，只有个嗡嗡响的小吊扇。
价格却黑得吓人，五块钱一晚。
“五块？！抢钱啊？”
二愣子心疼得直哆嗦。
徐军直接掏钱拍在柜台上：
“住！不住今晚就得睡马路牙子。在这地方，能有个窝就不错了。”
安顿好行李，换下那身要命的棉裤，两人下楼找食儿。
街边的大排档，烟火缭绕。
徐军点了两碗云吞面，又要了一份干炒牛河。
面上来了。
二愣子看着那只有巴掌大的小碗，里面漂着几个像金鱼尾巴似的小馄饨，还有一小撮细得像钢丝的面条。
“哥这南方人是喂猫呢？”
“这也吃不饱啊！还没咱家吃饭的碗盖大呢！”
徐军挑起一筷子竹升面，吹了吹：
“尝尝吧。这叫精致。”
“在老家，咱们是为了填饱肚子。在这儿，人家是为了品味。”
“而且，这碗面看着小，里面的虾仁可是真材实料。”
二愣子吸溜了一口，眼睛亮了：
“嗯！鲜！真鲜！这汤里有海味！”
虽然嘴上嫌弃碗小，但这小子两口就把一碗面干进去了，连汤都喝了个精光。
吃完饭，天色擦黑。
广州的夜，才刚刚开始。
路边的霓虹灯亮了起来，红的绿的，闪烁着让人迷醉的光芒。
徐军带着二愣子，溜达着来到了流花路附近。
远远地，一座宏伟的苏式建筑矗立在灯火阑珊处，广州流花展馆。
那里，就是未来几天他们要厮杀的战场。
此刻，展馆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甚至能看到有武警在巡逻。
进进出出的，不仅有穿着中山装的干部，还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老外。
“哥，那是美国人吗？鼻子真大。”
二愣子躲在徐军身后，小声嘀咕。
“可能是美国人，也可能是英国人、德国人。”
徐军看着那栋建筑，眼神里燃烧着野心：
“二愣子，看见那个大门了吗？”
“看见了。”
“过两天，咱们就要把咱们做的木头把子，卖给这些人。让他们把兜里的美金，心甘情愿地掏出来，装进咱们的口袋里。”
回旅社的路上，经过一段夜市。
地上铺着塑料布，摆满了电子表、蛤蟆镜、牛仔裤，还有那种印着裸女封面的磁带。
“两块！两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电子表，香港货！防水的！”
二愣子在一个卖电子表的摊位前走不动道了。
那表会发光，还能按出音乐，简直是神物。
“哥这表真好看，我想给铁柱带一块”
徐军蹲下身，拿起一块表看了看，粗糙的塑料壳，一看就是在这个不知名小厂组装的。
“老板，拿货价多少？”
徐军突然用一口不太标准的粤语问道。
老板一愣，以为遇到行家了：
“哎呀，靓仔，看你识货，一块五拿走啦！”
二愣子惊了：“刚才不还卖五块吗？”
徐军站起身，拉着二愣子就走：
“这就是广州。”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里遍地是黄金，但也遍地是坑。”
“咱们是来卖货的，不是来当冤大头的。等咱们赚了美金，哥带你去友谊商店，买真正的日本西铁城。”
回到那个闷热的小房间。
二愣子累得倒头就睡，呼噜声震天响。
徐军却睡不着。
他打开随身的包，拿出那个烙着狼头徽章的弓把，借着昏暗的灯光，轻轻擦拭。
窗外，是羊城喧嚣的夜，是那个大时代的滚滚洪流。
徐军握紧了手里的木头。
明天，就要去省轻工进出口公司的驻地报到了。
那是第一关。如果连省里的选品都过不去，这广交会的大门，他也别想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