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我被渡轮汽笛声唤醒。
雨后的香港空气清新，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地毯上。我起身拉开窗帘，维多利亚港在晨光中展现出与夜晚截然不同的面貌——海水澄澈湛蓝，对岸九龙的天际线清晰可见，几艘白色帆船正在港中缓缓航行。
高军敲门进来时，手里拿着两份文件夹和今天的行程安排。
“小田总，昨晚休息得怎么样？”他将文件放在桌上，“这是今天要见的几位电影界人士的资料。按你的要求，筛选了既有商业成功经验，又对历史题材有兴趣的导演和制片人。”
我翻开资料夹。
第一页是刘伟强，戴黑框眼镜、留短发的中年男子照片。简介写着：1960年生于香港，代表作《古惑仔》系列、《风云雄霸天下》待上映。以快节奏剪辑和视觉冲击力着称，票房号召力强劲。
“刘伟强导演对历史题材感兴趣？”我有些意外。印象中他最擅长现代都市题材，尤其是黑帮片。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高军在我对面坐下，“根据打听到的消息，刘导最近两年一直在寻找转型机会。他觉得纯粹的商业片做到头了，想尝试更有深度的题材。去年他私下去内地考察过好几次，还专门去西安、南京看古迹。”
我继续翻看。
第二份资料是徐克。照片上的他托着下巴沉思，眼神透着艺术家特有的敏锐与不羁。
“徐克导演也愿意见面？”
“徐导的助理回复得很积极。”高军说，“他说徐导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前两册，对书中描写的江湖与庙堂的互动特别感兴趣。你知道的，徐导一直痴迷于武侠世界，而你的书虽然写的是历史，但那些权谋斗争、人物命运，在他看来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江湖’。”
我点点头，翻到第三份。
陈嘉上，1960年生于香港，代表作《逃学威龙》系列、《精武英雄》。简介中提到，他擅长在商业类型片中融入人文思考，作品兼具娱乐性和思想性。
“陈嘉上导演是主动联系我们的。”高军补充，“他有个朋友在天地图书工作，看到了《明朝那些事儿》的书稿，推荐给了他。陈导看完后，特意托人传话，想聊聊影视改编的可能性。”
三份资料，三位风格迥异的导演。这恰恰反映出香港电影工业的特点：高度商业化、类型化，但也不乏寻求突破的创作者。
“上午见刘导，下午见徐导和陈导？”
“是的。中午刘导安排了浅水湾的私房菜馆，他说那里清静。徐导和陈导约在了香港电影文化中心。”
独立二层小楼，清水混凝土外墙颇具现代感。门厅处《古惑仔》系列电影海报陈列，郑伊健、陈小春等人年轻的面孔在玻璃相框里定格。
“田先生，高先生，欢迎！”刘伟强亲自在门口迎接。他比照片上更瘦，穿着深蓝色polo衫和卡其裤，手里拿着黑色导演取景器——这似乎已是他的标志性配件。
工作室内部是典型的电影人风格：墙上贴满分镜草图，书架塞满电影理论书籍和影碟，角落堆着几台不同型号的摄影机。最引人注目的是整面墙的白板，上面用彩色记号笔画着复杂的人物关系图和剧情时间线。
“刘导的工作室很有特色。”
“乱，太乱了。”刘伟强笑着摇头，“做电影的人脑子里想法太多，手边的东西就顾不上整理。这边请。”
靠窗的会客区，助理端上港式奶茶和菠萝包，浓郁茶香在空气中弥漫。
“田先生，你的书我看了三遍。”刘伟强开门见山，从茶几底下拿出那本已经翻得卷边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册，“不瞒你说，刚开始是朋友推荐，抱着随便翻翻的心态。结果一看就停不下来——你写历史的这种方式，太适合拍电影了。”
“哦？刘导觉得适合在哪里？”
“节奏！”他用力拍了下书封，“你看你写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的这段，每一章都有悬念，每一节都有转折。读者就像在看精彩的电视剧，总想知道‘然后呢？然后呢？’。这种叙事节奏，和我们拍商业片追求的‘三分钟一个小高潮，十分钟一个大高潮’不谋而合。”
我喝了口奶茶，甜度刚好：“那刘导觉得，如果改编成电影，应该从哪个部分切入？”
刘伟强显然早有思考。他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如果是我来拍，我会选择两个切入点。第一，拍朱元璋的成长史，从皇觉寺的小和尚，到红巾军的小兵，再到称霸一方的吴王，最后登基为帝。这是一个典型的英雄成长故事，观众容易代入。”
他在白板上画出一条上升曲线。
“第二，拍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这个题材更有国际视野，场面可以做得很大——浩瀚的海洋，庞大的舰队，异域的风情。而且，”他转过身，眼中闪着光，“郑和下西洋背后的政治博弈，皇权与宦官集团的斗争，舰队内部不同势力的角力，这些戏剧冲突太足了！”
高军适时提问：“刘导，如果按这两个方向拍，预算大概需要多少？”
“第一部，朱元璋的成长史，中等投资，五千万港币左右可以拿下。”刘伟强坐回沙发，“主要花费在战争场面和宫廷布景。第二部郑和下西洋，那就得大制作了，没有一亿五千万下不来。光是造几艘宝船的模型，搭建码头和异域街景，就是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在1999年堪称巨额。我心中快速计算——按现在汇率，一亿五千万港币约合两千万美元。在好莱坞不算什么，但在华语电影界已是顶级规模。
“刘导觉得，这样的投资，市场能收回成本吗？”
刘伟强沉默了。他端起奶茶杯轻轻转动：“说实话，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香港市场太小，光靠本地票房肯定不行。必须打入内地市场，还要考虑东南亚的华人市场，甚至日本、韩国。但如果——”
他放下杯子，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如果剧本足够好，制作足够精良，演员阵容足够强大，再加上你原着小说的读者基础，成功的概率至少有六成。而一旦成功，收益将远超电影本身。”
“怎么说？”
“衍生品。”刘伟强吐出一个在当时还比较陌生的词，“电影火了，可以开发电视剧、动画片、游戏、玩具、服装……我在好莱坞考察过，他们的电影收入，票房只占三分之一，大头在后续的衍生开发。我们华语电影在这方面还很落后，但这正是机会。”
这番话让我刮目相看。在这个大多数香港电影人还停留在“拍片-上映-收钱”简单模式的年代，他已经看到了产业链的更大图景。
“刘导的视野很开阔。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合作，您打算如何处理历史真实性和戏剧加工之间的平衡？”
这问题显然问到了关键。刘伟强沉吟片刻，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影集，翻到其中一页。那是一组《古惑仔》剧照，旁边贴着香港黑帮真实案件的剪报。
“田先生，你看。”他指着那些资料，“拍《古惑仔》的时候，我做了大量调研。真实的黑帮生活是什么样？和电影里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电影要好看，必须提炼、加工、强化。但核心的东西不能变——那种兄弟情义，那种江湖规矩，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
他合上影集：“拍历史片也是同样的道理。朱元璋不可能每说一句话都引经据典，郑和下西洋的船员不可能个个满口文言文。我们要做的是抓住历史的‘神’，然后用现代人能够理解和共鸣的方式，把‘形’呈现出来。”
接下来一小时，我们深入探讨改编细节。刘伟强展现出商业片导演的专业素养——对市场敏感，对观众心理把握精准，对制作流程了如指掌。但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确实有一种想要突破自我、创作更有分量的渴望。
餐厅位于老式别墅一楼，窗外是绵长沙滩和蔚蓝大海。刘伟强显然是常客，老板亲自迎接，安排安静包间。
“这里的清蒸东星斑是全香港最好的。”刘伟强热情推荐，“还有他们自制的虾酱，配炒空心菜一绝。”
等待上菜时，他聊起了香港电影产业的现状。
“田先生，你别看香港电影现在好像很繁荣，金像奖一年比一年热闹，其实危机四伏。”他点了支烟，眼神忧虑，“好莱坞大片越来越强势，《泰坦尼克号》去年在香港拿了六千多万票房，我们的本土电影呢？能过千万就已经是爆款了。”
“而且，”他吐出一口烟圈，“人才在流失。吴宇森去了好莱坞，周润发也去试水，连武术指导、美术指导都被高薪挖走。留下来的人，要么拼命拍烂片赚快钱，要么像我这样，想转型却找不到方向。”
服务员开始上菜。清蒸东星斑果然鲜美，鱼肉嫩滑，酱汁恰到好处地衬托出食材本味。
“所以刘导想和内地合作，不只是看中一个题材，更是看中内地庞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
“没错。”刘伟强小心夹起一块鱼腹肉，“香港太小了，五百万人，市场已经饱和。内地有十二亿人，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进电影院，那就是一千两百万观众。这个数字，香港电影人做梦都不敢想。”
他顿了顿，继续说：“但是想进入内地市场，也不容易。审查制度是一道坎，文化差异是另一道坎。很多香港导演拍的东西，内地观众看不懂，或者不喜欢。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保留香港电影的快节奏和视觉冲击力，又能符合内地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
“《明朝那些事儿》就是这种尝试？”
“至少是一个可能性。”刘伟强认真地说，“你的书在内地卖得好，说明这种讲述历史的方式是被接受的。如果我们能用电影的语言，把你的文字视觉化、戏剧化，也许就能找到那条通往更广阔市场的路。”
午餐在深入交流中结束。临别时，刘伟强握着我的手说：“田先生，不管最后我们能不能合作，今天这次谈话都让我受益匪浅。你虽然年轻，但对文化产业的理解，比我见过的很多老江湖都要深刻。”
旧工厂改造的建筑，裸露的红砖墙、钢架结构与现代玻璃幕墙形成有趣对比。一楼展览厅正在举办“香港电影百年回顾展”，老照片记录着从黑白默片到彩色宽银幕的变迁。
徐克和陈嘉上已经在二楼会客室等候。两人风格迥异——徐克穿着黑色中式上衣，头发有些凌乱，正专注看手中剧本；陈嘉上西装革履，面前摊开厚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徐导，陈导，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是我们来早了。”陈嘉上起身握手，笑容温和，“徐导说今天要见的这位小朋友很有意思，非要提前过来准备。”
徐克这才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看向我。他打量人的方式很特别，像在观察复杂的镜头构图，目光在几个关键点间快速移动。
“田浩彣。”他念出我的名字，声音低沉，“写《明朝那些事儿》的那个。”
“是我，徐导。”
“坐。”徐克指了指对面沙发，自己却依然站着，“你的书，我看了。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写朱元璋杀功臣那段，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心理描写？历史书上不会写这些。”
这问题很有徐克的风格，直接，切入核心。
“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有情感，有动机，有恐惧。”我平静回答，“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仅仅是因为忌惮他们的权力吗？还是因为他从底层爬上来，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我想写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更是‘为什么会发生’。”
徐克沉默几秒钟，突然转身在白板上画起来。他用简单线条勾勒出几个人形，在人物之间画上箭头、问号、感叹号。
“看，这就是戏剧。”他指着那些图形，“人物关系，情感冲突，命运抉择。历史是已经写好的剧本，但拍电影的人，要去挖掘剧本背后的潜台词。”
陈嘉上笑着插话：“徐导一谈起创作就这样。田先生别介意，他是真的对你的作品感兴趣。”
接下来三小时，我们进行了一场高强度、高密度的对话。
徐克对历史中的“奇人异事”特别着迷——姚广孝这个和尚谋士，郑和这个宦官航海家，于谦这个文人救国的兵部尚书……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干巴巴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个充满戏剧张力的电影角色。
“田先生，你书里写姚广孝劝朱棣起兵那段，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徐克越说越兴奋，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一个和尚，在寺庙的禅房里，用一盘棋、几句话，就说服了一位藩王去争夺天下。这个场景太有画面感了——昏黄的油灯，棋盘上的黑白子，窗外淅沥的雨声，两个人压低的对话声……”
他闭上眼睛，仿佛已看到那个镜头：“我要用特写，拍姚广孝的眼睛。那不是一个普通和尚的眼睛，那是一个能看到天下大势的眼睛。然后镜头缓缓拉开，从眼睛到脸，到整个禅房，最后是窗外无边的黑夜——那是等待被点燃的时代。”
陈嘉上则更关注宏观结构。“如果要做系列电影，我们需要整体规划。第一部讲什么？第二部讲什么？人物怎么贯穿？主题怎么深化？不能拍一部算一部，那样成不了经典。”
他翻开笔记本，上面已画好详细时间线：“我建议，我们可以按照‘开创-鼎盛-危机-重生’的脉络来规划。第一部，明朝开国，讲创业的艰难；第二部，永乐盛世，讲守成的智慧；第三部，土木堡之变，讲危机的考验；第四部，张居正改革，讲变革的勇气……”
这规划让我眼前一亮。陈嘉上不愧是擅长结构的导演，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确实把握住了明朝历史的几个关键转折点。
讨论进行到傍晚时，话题逐渐从具体项目转向更宏观的思考。窗外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维多利亚港又开始了璀璨的夜生活。
“田先生，”徐克突然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你听过香港的潮声吗？”
“潮声？”
“对，潮水拍打岸边的声音。”徐克走到窗前，看着下面海湾，“香港是个海岛，几百年来，潮声一直在。英国人来了又走，日本人来了又走，但潮声没变。拍电影的人，有时候会忘记这件事——我们拍的再热闹，也就是一时的浪花。真正重要的，是潮水下面的东西。”
“徐导是说，文化传承？”
“是根。”徐克转过身，眼神深邃，“你的书为什么好？因为它写的是中国人的根。朱元璋是根，郑和是根，于谦也是根。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如果只是学好莱坞的技术，拍些不中不西的东西，那就像无根的浮萍，看着好看，风一吹就散了。”
陈嘉上深有同感：“徐导说得对。香港电影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大家都想赚快钱，没人愿意沉下心来做有根基的东西。但这样下去，迟早会把自己做死。”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今天见这三位导演的意义。刘伟强代表着香港电影产业化的极致，徐克代表着香港电影艺术探索的锋芒，陈嘉上代表着香港电影在商业与艺术间的平衡尝试。而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整个华语电影产业转型期的迷茫与求索。
“三位导演，”我缓缓开口，“如果我说，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尝试拍一部不一样的华语历史电影——不只是一部赚钱的商业片，更是一部能留下来、能被记住的作品。你们愿意加入吗？”
房间里安静下来。窗外，华灯初上，香港的夜生活正式开始。但在这间会客室里，时间仿佛凝固了。
徐克第一个打破沉默：“怎么个不一样法？”
“三合一。”我伸出三根手指，“刘导的商业嗅觉，徐导的艺术追求，陈导的结构把控。我们成立一个联合创作组，你们三位都是导演，但分工不同——刘导负责市场和制作，徐导负责风格和视觉，陈导负责剧本和结构。而我，作为原着作者和总策划，负责把握历史真实性和整体方向。”
这提议显然超出了常规。三位成名导演联合执导一部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但陈嘉上先笑了：“有意思。这不就是明朝的内阁制吗？各司其职，相互制衡。”
“更像是永乐年间的郑和船队。”徐克眼中闪着光，“旗舰统领全局，各分舰队有自己的任务，但目标一致——探索未知的海洋。”
刘伟强沉思良久，最后说：“技术上可行，但需要一套详细的合作机制。怎么决策？怎么分工？利益怎么分配？这些都要想清楚。”
“所以我们先不急着签合同。”我说，“我们可以用三个月时间，做一个详细的企划案。包括剧本大纲、概念设计、预算规划、市场分析。三位导演可以在这段时间里磨合，看看这种合作模式是否可行。三个月后，如果我们都觉得没问题，再正式启动。”
这稳妥的方案获得了三人的一致认可。
离开电影文化中心时，夜幕已深。高军开车送我回酒店，路上他一直沉默。
“高总，想什么呢？”
“小田总，”高军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我在想，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可能会改变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几部电影，可能是整个华语影视产业的合作模式。”
我靠在后座，看着窗外流动的霓虹：“高总，你知道为什么香港能成为东方好莱坞吗？”
“因为自由？因为开放？”
“因为敢试。”我说，“五十年代试出了武侠片，六十年代试出了歌舞片，七十年代试出了功夫片，八十年代试出了黑帮片。每一次成功，都是从大胆的尝试开始的。现在，轮到我们来试了——试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试一种新的历史讲述方式，试一条连接内地与香港的影视之路。”
车子驶过海底隧道，灯光在车窗上拉出长长的光带。在这光与影的交错中，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画面——大银幕上，朱元璋在濠州城头眺望远方；郑和的宝船舰队劈波斩浪；于谦在京城危局中挺身而出……
而那些画面下，是潮声。
永不停息的潮声。
“见三位导演，收获远超预期。刘伟强的商业敏锐，徐克的艺术狂热，陈嘉上的结构思维，三种力量若能融合，或许真能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共同的焦虑是香港电影的出路。这焦虑背后，是整个华语文化产业的转型阵痛。我们赶上了这个节点——香港回归，内地开放，市场在变大，观众在成长，技术在进步。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平衡点：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吸引观众；既要艺术追求，又要商业成功；既要香港经验，又要内地视野。
“今晚提出的‘三导演联合制’是个冒险，但值得一试。影视是团队艺术，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一群人的智慧可以互补。这或许能成为未来大制作的标准模式。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要见电视台和流媒体平台的人。影视的未来不仅在电影院，更在千家万户的屏幕上。需要提前布局。
“另：徐克说的‘潮声’，印象深刻。文化如潮，有涨有落，但真正的根基在水下。我们的作品，也要有水面下的东西——那些关于人性、命运、时代的思考。没有这些，再华丽的技术也只是泡沫。”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走到阳台。深夜的香港依然灯火通明，中环的摩天大楼像一根根发光的柱子，支撑着这片不夜的天穹。
远处传来渡轮的汽笛声，悠长而深沉，与海浪拍岸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那就是潮声。
几百年没有变过的潮声。
而我们，将成为这潮声中，新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