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倒数第二周，北京突然倒春寒。昨天还穿着单衣的人们，今天又翻出了薄毛衣。天空阴沉沉的，像是憋着一场雨，空气里有种湿冷的味道，钻进骨头缝里。
我坐在“星海”三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铅灰色的天。桌上摊开着几份报表，还有厚厚一摞信件——有读者的来信，祝贺《明朝》完结；有媒体采访的邀约，想约发布会后的专访；但更多的是“共荣音乐”那边传来的各种文件、市场数据、合作方意见。
最上面的，是王斐《流光絮语》正式发行版专辑的市场报告。
这张专辑，制作周期长达八个月。从去年夏天开始录音，到今年三月才正式发行。制作人是请的台湾一位擅长氛围音乐的老师，编曲精细到每一个音色，混音是在日本做的。专辑封面是她站在晨雾中的侧影，朦胧而诗意；专辑介绍里写：“献给所有在都市喧嚣中寻找内心宁静的人。”
市场反应……很分裂。
专业乐评人给了极高的评价。
《音乐周刊》用了整整两版，标题是《独立音乐的清流：王斐与她的诗意世界》。文章写道：“在王斐的音乐里，你能听到城市的呼吸，听到现代人的孤独与自省。她的声音像一汪清泉，在嘈杂的流行乐坛中，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宁静。《流光絮语》不是一张追求即刻快感的专辑，它需要你静下心来，反复聆听，每一次都能发现新的细节和感动。”
《唱片评鉴》的主编亲自撰写长文，称赞这张专辑“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王斐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极具文学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内心世界。这张专辑可能不会成为大街小巷传唱的爆款，但它会在真正懂音乐的人心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但销量呢？
首周八千张。
这个数字放在独立音乐圈不算差，甚至可以说不错。很多独立音乐人的专辑，首周能卖一两千张就算成功了。但考虑到我们对王斐的投入——四十八万的制作成本，这还不算前期的企划、宣传、物料……
高军昨天来汇报时，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虑，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报表上的数字：
“小田总，王斐这张专辑的成本是四十八万。按照现在的销售趋势，要收回成本至少需要半年。这还不算后续的宣传投入——我们计划中的校园巡演、电台专访、杂志专题……每一样都要钱。”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而且，‘共荣音乐’合作方那边传来的意见……不太乐观。”
我翻开另一份文件，是“原点音乐”周生发来的传真。婉，但意思很清楚：
“田总，王斐的音乐很有格调，在文艺青年圈子里口碑很好。但‘共荣’现在刚起步，需要的是能快速打开市场、建立品牌知名度的作品。王斐这种……太安静了，传播速度慢，受众面窄。”
“我们的市场调查显示，现在港台和内地的年轻人，更喜欢节奏感强、旋律上口、容易跟唱的歌。你看britney为什么能火？因为她的歌简单、直接、有记忆点，听一遍就能哼出来。王斐的歌需要听三遍以上才能进入状态，这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很吃亏。”
王斐《流光絮语》首周销量：8000张
台湾民谣组合“野火”新ep《街角的吉他声》首周销量：张（台湾地区）
制作成本：王斐专辑48万，“野火”ep15万。
周生最后写道：“‘共荣’的资源有限。我的建议是，暂时减少对王斐的投入，把资源倾斜给‘野火’。等‘野火’站稳了，有了稳定的现金流，再回头支持王斐也不迟。商业上，这更稳妥。”
我没说话，把传真放在一边。
更棘手的是何西。
我翻开何西专辑《黄土》的报告。这份报告更薄，数据更刺眼。
从97年底的初遇，我便决定签下他。他背着破吉他，在酒吧唱着自己的歌，声音粗粝，歌词直白得像刀子，刺向一切虚伪。我被那种真实打动——那种属于年轻人的迷茫、愤怒、对世界的质疑，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最好的制作团队，最宽松的创作环境，林浩陪着他在西安录音，一待就是两个月。98年完成后期混音，我在台北给杨峻荣听的完整版本，杨总当时沉默了很久，说：“这孩子的音乐……很真。但市场可能接受不了。”
后来因为“星海”业务的重心调整，因为跨两岸三地的合作框架搭建，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上个月，何西的首张专辑，《黄土》，才蹒跚面世。
制作成本不高，二十万。但耗费的时间精力，却很多。
宣传很克制，主要在一些独立音乐论坛和大学校园里推广，没有上主流媒体。我们想先在小圈子里建立口碑，再慢慢扩散。
反响……比王斐更惨。
专业乐评几乎一边倒地批评。《音乐周刊》的乐评人写道：“这是一场自我陶醉的失败实验。创作者显然还没学会如何与听众沟通，沉溺于个人情绪的宣泄，旋律支离破碎，歌词晦涩难懂。独立音乐不等于粗制滥造，更不等于拒绝沟通。”
《音乐天堂》杂志说得更直接：“《黄土》试图用噪音和呓语来表现‘真实’，但结果只是制造了一堆难以忍受的声响。如果这就是中国摇滚的未来，那真是令人绝望。”
销量？首周一千二百张。而且大部分是他朋友、同学、以及一些出于同情支持的乐迷买的。真实的市场反应，可能连这个数字都没有。
昨天，何西来找我。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头发有点乱，眼睛里有血丝，像是好几天没睡好。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挫败后的疲惫：
“田总，”他说，“我想……我可能不适合做音乐。”
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杯子，双手捧着，指尖微微发抖。
“专辑我听了。”我说，在他对面坐下，“听了很多次。”
他猛地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期待，像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点火星。
“技术上有些问题，”我实事求是，“结构稍许松散，有些段落可以更紧凑。歌词太晦涩，意象堆叠太多，普通听众很难进入。”
那点火星迅速暗淡下去。
“但里面有种东西，是真的。”我继续说，看着他眼睛，“那种愤怒是真的，那种困惑是真的，那种想冲破什么又不知道往哪冲的劲儿……是真的。我能在你的音乐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何西，而不是一个包装好的艺人。”
他沉默了很久，低头看着杯子里氤氲的热气。热气升腾，模糊了他的脸。
“但没人听。”他终于说，声音干涩，“那些乐评……他们说我是噪音，是呓语。朋友说听不懂，同学说太吵了……田总，我做音乐，不是想自娱自乐。我想说话，想有人听。但现在……好像只有我自己在听。”
这个问题，我也在问自己。
下午，“共荣音乐”负责宣发的陈小姐专门从香港飞过来，开了一个小会。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微妙。高军、我、陈小姐，还有“共荣”代表李宗盛、杨峻荣的市场总监孙先生——孙先生没来，派了个助理。
陈小姐三十出头，姓陈名薇，做事干练，说话直接，典型的香港职场女性。她把两份数据报告放在桌上，推了推无框眼镜：
“王斐专辑，制作成本48万，目前回收12万，按当前销售曲线预估，需要7-8个月回本。何西专辑，制作成本20万，目前回收2万，按照当前趋势，回本无望。”
她环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田总，高总，我不是否定王斐和何西的艺术价值。但‘共荣音乐’不是一家公司，不是艺术基金会，是联合了多家资源的平台。我们要对股东负责，要对签约的其他艺人负责，也要对整个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她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一行字：资源优化配置。
“如果一直把钱和资源投在没有明确回报的项目上，整个平台都会垮掉。其他艺人会怎么想？‘野火’组合的首张ep，成本只有15万，首周在台湾就卖了一万五千张，现在还在持续销售。他们的音乐同样有品质，但更贴近市场。”
她顿了顿，语气缓和了些，但立场没变：“我的建议是：暂停王斐第二张专辑的筹备，将预算转给‘野火’组合的全国巡演。至于何西……”
她看了一眼何西的报告：“可以考虑解约，或者转为非独家合作，公司不再承担制作费用，只提供发行渠道，分成比例调整。这样既能止损，也能给何西更多自由，他可以去寻找更适合他的合作方。”
高军看向我。
陈薇也看向我。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嘶嘶声。窗外的天色更暗了，像是要下雨。
我翻看着那些数据报告，那些冰冷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眼。48万，8000张；20万，1200张。商业的逻辑清晰而残酷：投入产出比。
但音乐仅仅是生意吗？
艺术的价值只能用销量衡量吗？
那些深夜的创作，那些录音棚里的反复打磨，那些想要表达的冲动和痛苦……这些，数字能衡量吗？
“艺术需要时间成长。”我最后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陈薇摇头，动作干脆：“田总，我理解你的想法。真的，我大学也学艺术，我知道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但现实是，‘共荣音乐’要活下去，要发展，就不能只靠情怀。我们要面对市场，面对投资人，面对残酷的竞争。”
她身体前倾，语气诚恳：“王斐的音乐很好，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更多人接受。何西……他的音乐可能永远都只是小众。市场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就是叫好不叫座。我们可以欣赏，可以尊重，但不能把整个平台的未来押在上面。”
她说得对。从商业逻辑上，完全正确。资源应该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给我一周时间。”我说，合上报告。
“什么？”陈薇没明白。
“一周时间，让我想想。”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阴沉的天，“王斐和何西的问题，我会给出解决方案。既不让平台承担过大风险，也不简单放弃他们。”
陈薇看着我，眼神复杂。她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好，一周。但田总，请理解，‘共荣’不是我们一家说了算，香港和台湾那边也在看着。如果迟迟没有改善，压力会很大。”
“我明白。”
散会后，我没给李老师、杨总打电话，也没回办公室。
而是下楼，去了一个地方。
红星生产社。
自从“星海”独立运营后，我过来的次数很少。但每次来，都有种回家的感觉——那种混杂着烟味、汗味、乐器声和自由讨论气息的味道，像某种精神上的故乡。
陈健添在办公室里，看到我，有些意外：“浩彣？怎么来了？脸色不太好。”
我们在那张熟悉的旧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真皮的，已经磨得发亮，坐下去会陷进去一点。陈健添给我倒了杯茶，是上好的龙井，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像活着的小生命。
“陈叔，想找你聊聊。”我说，捧着茶杯，温度从指尖传来。
“遇到麻烦了？”他敏锐地问，点了支烟。烟雾在空气中缓缓升腾，形成奇妙的图案。
我简单说了王斐和何西的情况，还有“共荣”那边的压力。没有隐瞒数字，也没有掩饰困境。
陈健添听完，抽了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让他的脸有些模糊：“浩彣，这事我经历过太多次了。几乎每一个想做点不一样音乐的人，都会遇到——商业和艺术的矛盾。说白了，是要眼前的钱，还是要心里的火？”
他靠在沙发上，眼神有些悠远，像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当年签郑钧的时候，公司所有人都反对。说他的音乐太叛逆，歌词太尖锐，市场不会接受。说‘私奔’？和谁私奔？这是道德问题。说‘赤裸裸’？太直接了，电台不会播。”
“签许巍的时候更夸张。”他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骄傲，“有人说他唱歌像念经，旋律太平，没有高潮。说他写的都是‘在别处’、‘我的秋天’、‘路的尽头’……太文艺了，老百姓听不懂。预算给得很少，宣传也省，觉得反正不会火。”
“但你还是签了。”我说。
“因为我在他们眼睛里看到了光。”陈健添说，弹了弹烟灰，“那种只有真正热爱音乐、真正有话要说的人才会有的光。钱可以赚，市场可以培养，听众可以引导。但这种光，一旦熄灭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人可能从此就变成了行尸走肉，唱着自己都不信的歌，赚着让自己恶心的钱。”
他看着我，目光如炬：“你现在遇到的，是每一个想做点不一样事情的人都会遇到的——商业的尺和艺术的灯。尺子量的是长短、多少、盈亏。灯照的是方向、价值、灵魂。你要用尺子来决定灯该不该亮、该亮多亮吗？”
“如果两者都想要呢？”我问，“既要活下去，又要心里那盏灯亮着？”
陈健添笑了，那笑容里有理解，也有无奈：“那就要有本事，在养活自己的同时，不把心里的火苗浇灭。就要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一点，什么时候该坚持到底。就要有耐心，相信好东西需要时间，酒越陈越香。”
他掐灭烟头，坐直身体：“我给你讲个故事。八几年的时候，北京有个地下乐队，叫‘暗流’。玩的是没人听的实验摇滚，把京剧唱腔、民间小调、工业噪音全混在一起。穷得吃不起饭，就去酒吧打工，去街头卖唱，去给人家搬家公司当苦力。但每周雷打不动，聚在一起排练，写新歌，吵得邻居报警。”
“后来呢？”我问。
“后来乐队散了。”陈健添说，语气平静，“有人去了深圳做生意，卖牛仔裤，后来开了厂。有人回了老家教书，娶妻生子。有人去了国外，再没消息。但去年，我在后海一个小酒吧，看到其中一个人在演出。快五十岁了，头发都白了，背也有点驼，还在唱那些没人听的歌。”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台下就七八个人，都是老朋友或者偶然走进来的游客。但他唱得很投入，闭着眼睛，像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对话。结束后我请他喝酒，他说：‘陈哥，我这辈子没红过，没赚过大钱，老婆也跟人跑了。但我每天晚上都能睡得着觉，因为我知道，我没背叛过自己。我唱的是我心里想唱的东西，这就够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像心跳。
“浩彣，”陈健添最后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我心上，“你现在的位置很特殊。你有钱，有资源，有影响力。你能做的事，比我们当年多得多。你能支持更多的王斐、更多的何西，让他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记住——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一个决定，可能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是继续做梦，还是彻底醒来。是相信艺术有价值，还是从此只认钱。你手里拿着那把尺子，也举着那盏灯。怎么平衡，是你这辈子要修的功课。”
从红星出来，天已经黑了。雨终于开始下，淅淅沥沥的，不大，但很密，在路灯下像无数银色的丝线。
我没有骑车，也没打伞，就沿着街道慢慢走。雨丝打在脸上，凉凉的，让人清醒。
路过一家音像店时，我看到橱窗里摆着britney的专辑《…baby one ore ti》，旁边是王斐的《流光絮语》，再旁边是何西的《黄土》。
三张专辑摆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britney的封面色彩鲜艳，女孩笑容灿烂，金发耀眼，充满青春活力。
王斐的封面色调清冷，女孩侧影安静，眼神悠远，像一首朦胧的诗。
何西的封面是斑驳的土墙、荒芜的草原，远处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像一声沉重的叹息。
三个世界，三种音乐，三种价值。
店里在放britney的歌，“hit baby one ore ti…”的旋律透过玻璃门传出来，节奏明快，充满活力。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站在橱窗前，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说说笑笑。
而在音像店角落的“独立音乐专区”，一个戴着眼镜、背着双肩包的男生正拿起王斐的专辑，仔细看着背面的曲目列表，看了很久，然后掏钱买下。
至于何西的专辑，静静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
两个世界，两种音乐，两种价值。
但都是真实存在的。都需要被听见，都需要有存在的空间。
手机响了，是高军。
“小田总，陈小姐明天下午的飞机回香港。她希望在走之前，能敲定王斐和何西的事。香港和台湾那边也在等消息。”
雨下得大了些，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肩膀。我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车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拉出长长的光带。
“告诉她，明天上午，我会给出最终决定。”
“明白。”
挂断电话，我继续往前走。
雨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有点咸，不知道是雨，还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