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盛夏在知了的嘶鸣中走向尾声，初秋的凉意尚未完全驱散暑气，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终于在全球经济的海平面上露出了狰狞的端倪。
七月初，泰铢汇率剧烈波动，国际投机资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开始围攻东南亚脆弱的金融体系。
消息通过有限的财经媒体和内部渠道传到国内，在普通民众尚未察觉之际，已然在嗅觉敏锐的圈层中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渐生。
这股远方的金融风暴，对于深耕文化产业的我和初生的“星海”而言，既似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它暂时不会直接冲击唱片销量或书籍销售，但其引发的资本恐慌、市场收缩和未来不确定性，却可能深刻改变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我记忆中那模糊的“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间线，似乎因为某些蝴蝶效应，有了提前和加剧的迹象。
高军作为新上任的ceo，展现出了他敏锐的风险意识和职业素养。
在初步理顺“星海”内部架构（其实也就是租下了红星生产社隔壁一个不到三十平米的小办公室，招聘了一名助理和一名兼职版权专员）后，他拿着一份简短的报告找到了我。
“田总，”高军在只有我们两人的小办公室里，神色凝重，“东南亚那边的金融动荡，情况可能比报道的更严重。虽然暂时对国内文化产业直接影响不大，但我们需要警惕几个潜在风险：第一，如果危机蔓延，可能导致广告主预算收缩，影响音乐授权和商业演出市场；第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可能降低，我们未来如果需要融资，难度会加大；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民众的消费信心可能受挫，影响文化娱乐产品的终端消费。”
我点点头，高军的分析与我的判断基本一致。“高总有什么具体建议？”
“我建议采取‘现金为王，谨慎扩张’的策略。”高军显然早有腹案，“第一，严格控制初期成本，非核心支出能省则省。第二，加快现有版权，特别是您个人作品的变现速度，我正在接触几家有意向使用《蓝莲花》和《忘记你我做不到》作为广告曲的品牌，虽然报价可能受大环境影响有所下调，但落袋为安。第三，新人孵化方面，放缓大规模投入的脚步，集中资源重点打磨最有潜力的个例，比如我们刚从高校大赛里签下的那个王斐，她的声音特质很有商业潜力。”
“我同意。”我赞许道，“另外，我们可以把这次危机视为一个机会。市场不好的时候，正是积蓄力量、低成本吸纳资源的时候。高总可以留意一下，是否有因为资金压力而愿意低价转让优质版权或者有潜力的团队、项目。”
高军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逆向思维？我明白了，我会留意的。”
与高军的沉稳应对相比，红星生产社内部的氛围则要微妙一些。
陈健添先生虽然久经风浪，但面对可能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也不免有些焦虑。
唱片制作成本高昂，一旦市场萎缩，库存积压将是致命打击。
他几次找我商量，是否要推迟已经计划好的几位歌手的发片计划。
“陈叔，”我劝慰他，同时也带着一丝提醒，“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现在大家都不敢发片，市场供给减少，如果我们能精准推出符合当下大众情感需求的作品，说不定能逆势而起。而且，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压一压制作和宣传的成本。”
陈健添将信将疑，但最终还是决定，郑钧的新专辑按原计划推进，但宣传预算削减；田震的新专辑则稍微推迟，观望一下风向。
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依赖，在不确定性面前，变得更加明显。
就在这种外部环境暗流涌动、内部策略调整的背景下，“星海文化”主导的第一个小项目，却意外地如同一点星火，在渐起的秋风中悄然点燃了。
这个项目，源于我与高军的一次关于“低成本试错”的讨论。
我们一致认为，与其一开始就追求大制作、大宣传，不如先做一些小规模的、灵活的、能够快速验证市场和锻炼团队的项目。
我想起了后世常见的“live hoe小型音乐会”和“限量版单曲ep”模式。
恰好，高校原创音乐大赛落幕，除了签下王斐，还有几个颇具特色的乐队和个人虽然未获大奖，但作品很有特点。
高军提议，是否可以由“星海”牵头，联合红星生产社和京城一家颇有格调的live hoe“橡树酒馆”场名为“星海·新声场”的小型系列音乐会，每周一场，每次邀请2-3组新人或独立音乐人表演，门票低价，注重现场氛围和乐迷互动。
“这是一个展示平台，也是一个筛选机制。”高军解释，“我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主要是场地费和少量宣传费），观察哪些音乐人和作品能真正打动现场观众，积累第一批核心乐迷，同时也能锻炼我们自己的活动执行能力。”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立刻表示支持。
陈健添对此也乐见其成，毕竟能帮他推广新人，又不用红星出太多力，只是提供一些艺人资源和名义上的支持。
当晚的阵容，除了王斐，还有一支玩英伦摇滚的学生乐队“麦田守望者”，以及一个风格偏民谣的男生。
我坐在角落的阴影里，没有惊动任何人。
高军则带着我们那位兼职的版权专员，忙碌地协调着现场。
灯光亮起，音乐响起。
学生乐队的演奏还带着青涩的激情，民谣男生的歌词透着校园诗人的感伤。
现场观众不多，大约五六十人，大多是参赛选手的同学朋友，以及一些喜欢尝鲜的文艺青年。
轮到王斐上场了。
她抱着木吉他，安静地坐在高脚凳上，调试了一下麦克风。
没有过多的言语，前奏响起，正是那首在初选时被郑钧评价为“太飘”的空灵歌曲。
当她开口的瞬间，原本有些嘈杂的现场，渐渐安静下来。
她的嗓音清澈而带有一种独特的磁性，仿佛能在喧嚣中开辟出一片静谧的空间。
歌曲的旋律确实不够“口水”，但配合她独特的声线和投入的演绎，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将听众缓缓带入她所营造的音乐世界。
一曲终了，短暂的寂静后，掌声明显比前几位表演者要热烈和持久得多。
我注意到，高军在台下微微点了点头。
演出结束后，高军兴奋地找到我：“小田总，效果比预想的好！王斐的现场感染力很强，有几个乐迷散场后特意来问哪里能买到她的歌。‘麦田守望者’的原创性也不错，虽然演奏还嫩，但那股劲儿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模式可行！”
首战告捷，给了“星海”团队极大的信心。
随后的几场“新声场”，口碑慢慢发酵，观众也逐渐增多。
我们开始尝试制作简单的现场录音，挑选表现最好的曲目，制作成限量版的现场ep磁带，只在演出现场和几家特定的唱片店售卖，价格低廉，却因为其“限量”和“现场感”而受到一些核心乐迷的追捧。
这虽然带来的直接收入微乎其微，却成功地帮王斐和“麦田守望者”积累了最初的一批忠实粉丝，也让“星海”这个名字，开始在京城的小众音乐圈子里有了些许存在感。
与此同时，高军主导的版权变现也取得了突破。
经过多轮谈判，他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将《蓝莲花》的非独家使用权授权给了一家正在推广高原纯净水品牌的广告商。
当那充满禅意的旋律伴随着雪山湖泊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笔收入，更是“星海”商业运营能力的一次成功验证。
秋风渐凉，吹落了京城街道两旁梧桐树的第一批黄叶。
金融风暴的阴云依然在国际上空盘旋，国内的经济气氛也日渐凝重。
但在“星海”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却涌动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与活力。
我看着高军带着他那小小的团队，为了几百张ep的销售、一场小型演出的细节、一份版权合同的措辞而忙碌、争论、兴奋，仿佛看到了未来更大事业的缩影。
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金融风暴是危机，也是试金石。
星火已初燃，虽微弱，却坚定。
它预示着，只要方向正确，策略得当，即使面对再大的风浪，这星星之火，亦有燎原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