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平流层稳定飞行，窗外是般的云海，阳光刺眼。
曹爽靠在前舱座位上，面前的小桌上，摊着从空乘那里要来的信纸，旁边是半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他不喜欢咖啡，但现在他需要一点咖啡。飞机上的越南咖啡，那个味道，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他闭着眼，敲击着扶手，像是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旋律。
林墨在电话里的那句话反复回响：“如果有首契合的主题曲，冲击戛纳，更有把握。”
契合。什么样的歌，能配得上《我不是药神》？
他脑海里浮现出电影最后的画面：程勇坐在囚车里，街道两旁站满了摘下口罩的病人，沉默地目送他。那寂静，比咆哮呐喊更有力。
然后，是另一幅画面——前世的2018年，电影院里此起彼伏的抽泣声。片尾字幕升起时，很多人坐着没动，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座位上。
那是一种混合了悲痛、无力、却又被一丝微弱又顽强的善意所温暖的情绪。
电影做到了极致，但感觉缺一个声音。一个能把所有散落的情绪收束起来、再轻轻推向远方的声音。
《药神》原版配乐其实不错，但缺了点余韵。
是散场后，观众心里那迟迟叹不出来的气。
曹爽睁开眼，拿起笔。
他写下四个字：《无名之人》。
笔尖在纸上滑动，几乎没有停顿。那些句子像是早就等在那里，只需一个引路人。
“我是这路上 没名字的人
我没有新闻 也没有人评论
要拼尽所有 换得普通的剧本
曲折辗转 不过谋生……”
这不是创作，这是誊写。作为重生者，他记得这首歌的核心——那种为平凡人立传的悲悯视角。
这是《药神》的天然注脚。
它唱程勇，也唱吕受益、黄毛、思慧，更唱银幕外每一个挣扎的普通人。
它不煽情，只是陈述，但那种平静陈述的力量，足以击穿心防。
如果戛纳评委看到电影结尾，黑场之后，这样一首歌缓缓响起……
写到这里，他停顿了。
电影里有绝望，也有属于人的、极其微小的温暖。程勇释然的微笑，病友们摘下的口罩……这些时刻，需要另一种声音来回应。
他翻过信纸背面。
另一组旋律和词句，开始浮现。它更简单，有些童真，但内核却温暖。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奖励你有勇气 主动来和我说话……”
《送你一朵小红花》。
如果说《无名的人》是献给所有无名者的纪念碑，那这首歌，就是献给程勇个人的、最温柔的救赎与嘉奖。奖励他的“多管闲事”，奖励他的脆弱和勇敢，奖励他在法律和良心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
曹爽写下副歌部分，笔迹比之前稍快了些。这首歌的情绪更外放，旋律也更有记忆点。
它有风险。在戛纳那种偏好冷峻、克制美学的语境下，这样的歌可能会被某些评委认为“过于直白”、“情感操纵”。
但曹爽清楚，真正的艺术，敢于直面最朴素也最强烈的情感。问题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用在哪儿、怎么用。
飞机开始下降，失重感将曹爽从思绪中拉回。看着信纸上《无名的人》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雏形，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折好，放进口袋。
三周。这个期限在业内看来，不是“紧张”，是“不可能”。
一首高质量原创电影主题曲，从灵感、创作、打磨到深度契合电影灵魂，周期往往以“月”乃至“年”计。
歌曲不能是独立的艺术品，它必须与《药神》的每一个情绪褶皱共振，理解程勇的挣扎、病友们的绝望与微光，成为电影灵魂的“声音外化”。
这种深度契合，需要创作者与导演、剪辑进行无数次沟通、观看片段、感受氛围，直到歌曲像是从电影画面里自然生长出来。
编曲、录制、乐手协调、混音……每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反复雕琢。
最后，将其精准“嵌入”电影，与画面呼吸同步，又需至少一周的精密调试。
三周完成从零到完美融合？
这正是“汉家文化”会议室里激烈争论的焦点。
曹爽却平静。因为他不是在“创作”，而是在“选择”和“重现”。
他脑子里有成熟的果实，省去了最不可控、最耗时的孕育过程。
他的难题，是如何在剩余的时间里，完成最高质量的“执行”。
几小时后，“汉家文化”会议室。
烟雾缭绕，气氛像绷紧的弦。
音乐总监王丹荣，一位业内德高望重的教授，手指重重敲着桌面，脸色铁青：“雯导，我理解你想精益求精！但《药神》现在的配乐已经在水准线之上！戛纳评委看的是电影整体，不是一首歌！”
雯牧野双眼布满血丝，狠狠吸了口烟：“王老师，我知道时间不够！可我就是觉得……差最后一口气！电影结尾的情绪推到顶了，可收束的时候，少了点能把所有东西‘兜住’、再轻轻‘送出去’的东西！观众心里那口气，没叹出来！”
“那也不能蛮干！”王丹荣声音拔高，“三周！变出一首符合所有苛刻要求的成熟金曲？还要录好、混好、完美嵌进去？我是音乐总监，不是魔术师！万一搞砸了，我们连现在这个‘足够好’的版本都保不住！戛纳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周围其他制作人员面露难色，窃窃私语。
谁都希望更好，但现实的时间铁律，让“追求完美”看起来像一场危险的豪赌。
就在僵持不下时，门被推开，曹爽带着一身初冬的寒意走进来。
争论声戛然而止。
所有目光聚焦于他——焦虑的，无奈的，以及最后一丝寄托于奇迹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