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卡鲁鲁的烈日与风沙中，以巡逻车的里程、训练场的汗水、难民营的足迹为刻度，悄然流逝。当联合国特派团（unok）总部的正式通知抵达“蓝剑”营区时，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法庭袭击和随之而来的任务延期，又过去了整整五个月。通知确认：中国首支成建制维和警察防暴队的首次部署任务期，将于三周后正式结束。后续轮换部队已确定，并将在一个月内完成交接部署。
消息传来，营区内的气氛复杂难言。没有预想中的欢呼雀跃，反而弥漫着一种沉静的、带着些许怅然的忙碌。归期，这个在漫长延期压力下曾被深深渴望的字眼，当它真正来临时，却牵扯出无数沉积的情感与牵挂。过去近十四个月（含延期）的日日夜夜，已将这片曾经陌生而危险的土地，烙进了每个人的生命记忆。
“我们的任务即将结束，但我们在卡鲁鲁的痕迹和影响，应该尽可能长久、正面地留存下去。”在部署结束前的第一次全体骨干会议上，杨洛明确了最后阶段的核心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两件事：巩固成果，郑重告别。 前者关乎我们工作的可持续性，后者关乎我们作为中国维和人员的最终形象。”
巩固成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过去一年多来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不会因他们的离开而中断或失效。这其中，对当地警力的培训支持是核心。经过与unpol和卡鲁鲁警察总局的多次协商，一项名为 “中卡警务合作能力持续支持计划” 的方案被敲定。该计划的核心，是中国防暴队将部分可移交、易维护、且符合联合国及卡鲁鲁实际需求的执勤装备和训练器材，以捐赠形式，正式移交给卡鲁鲁警方，并配套提供基础的操作和维护培训。
捐赠清单经过罗帅和许航的仔细推敲，既体现了诚意，又考虑了现实：十辆经过翻新、性能可靠的二手越野摩托车（适合卡鲁鲁狭窄街道巡逻），五十套基础型防暴护具（头盔、盾牌、警棍），一批便携式通信对讲机，若干急救训练模拟人，以及大量的警械使用、人群控制、基础侦查等科目的培训教材和视频资料（已翻译成当地主要语言）。这些装备和资料，将重点配发给那些参与过中国防暴队培训、表现良好的“种子”警官所在的单位，以及首都几个治安压力最大的分局。
捐赠仪式安排在营区内的训练场。当天，卡鲁鲁警察总局局长（一位在各方博弈中刚刚上任、试图有所作为的官员）、unpol警察司长、特派团高层代表，以及数十名受过训的本地警员代表出席。仪式简短而庄重。杨洛在致辞中说：“这些装备和知识，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工具的人所秉持的专业精神、法治观念和对人民的服务意识。我们希望，也相信我们的卡鲁鲁同仁们，能将这些工具用于维护正义、保护弱者、服务社区。中国维和警察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和支持者。”
警察总局局长在答谢时，难得地脱稿，用略显激动的声音说：“中国朋友不仅在我们最需要安全的时候来到这里，更教会了我们如何自己变得更强大。这些礼物，是信任，也是期待。我们不会辜负。”
仪式后，许航和教官团队为接收装备的本地警员组织了最后一次集中讲解和实操练习，确保他们了解基本性能和操作要领。赵明则带领技术小组，编写了简易的维护保养手册，并录制了关键操作视频。许多受过训的本地警员，尤其是最早一批“种子”学员，围着中国教官们，表达着不舍和感谢。一名叫卡马拉的年轻警官（曾在陈海的战术班上学习）握着陈海的手说：“教官，你们的方法，真的救过我的命。那次处理醉酒持刀者，要不是记得你教的站位和沟通，我可能就受伤了。我会继续用你们教的东西，也会教给我的兄弟。”
除了官方捐赠，更广泛、更细腻的“成果巩固”发生在社区层面。阿依古丽和女警分队在最后几周，加强了与“希望”难民营内女性调解员网络的联络。她们不再是去“指导工作”，而是以“朋友即将远行”的身份，与这些勇敢的难民妇女进行了一次次深入的交流。她们带来了最后一批由国内募集的小额资助（用于支持调解员开展小型社区活动），更重要的是，她们将一年多来积累的社区调解案例、常见问题应对方法、以及与特派团各机构联络的渠道信息，整理成简单的“社区调解工具箱”，交给了网络的几位核心协调人。
“我们走了，但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力量还在。”阿依古丽对围坐在一起的调解员们说，“你们已经证明了，妇女可以成为和平的守护者，社区的粘合剂。请继续相信彼此，继续用你们的方式，保护你们的姐妹和孩子。特派团和保护组织会继续支持你们。”
一位年长的调解员，眼里闪着泪光，握住阿依古丽的手：“孩子，你们和我们一起流过汗，也流过泪。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还有人关心我们这些难民营里的女人。我们不会忘记。真主保佑你们平安回家。”
在那些中国防暴队日常巡逻的街区和市场，告别的氛围也在悄悄弥漫。队员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离开，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最后几次巡逻中，经常有相熟的商贩硬塞过来几个水果或一包本地茶叶；有曾经被帮助过的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用生硬的英语或手势道谢；孩子们则一如既往地围着巡逻车，但这次他们的眼神里多了好奇：“你们要走了吗？还回来吗？”
陈海和他的队员们处理了最后一次“街头纠纷”——依然是两个摊主为地盘争执。这一次，陈海没有过多介入，而是在确认双方没有暴力倾向后，将问题引向了旁边的社区长老和市场管理员。“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调解了，”陈海对争执双方和围观的熟面孔说，“以后，请多找他们（指长老和管理员），按照规矩来。记住，和气才能生财，打架只会引来警察和麻烦。” 他的话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和点头。
最令人动容的告别，发生在“铜山”矿区附近的哈贾尔部族村庄。在杨洛的坚持下，他带着周浩、阿依古丽和当初参与危机处置的几名队员，在离开前再次拜访了那里。他们没有乘坐装甲车，只开了两辆普通的越野车。老哈贾尔头领已经更加苍老，但在儿子萨迪克的搀扶下，依然在村口迎接。当初剑拔弩张的萨迪克，如今脸上多了几分沉稳。中国防暴队协调推动的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已经开展了两期，二十多名部族青年在矿区或相关企业找到了工作；那口深水井已经出水，虽然水量不大，但极大地缓解了人畜饮水困难；被截留的赔偿金在特派团督促下，部分得到了返还。
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围坐在树荫下的长谈。老哈贾尔用沧桑的声音说：“远方来的朋友，你们带来了麻烦（指绑架危机），但也带来了改变。我的儿子，”他看了一眼萨迪克，“不再只用拳头想问题。一些年轻人有了工作，看到了别的路。水，是生命。谢谢你们记得承诺。”萨迪克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认真地说：“以前觉得只有抢，才能拿回自己的东西。现在……也许还有别的办法。虽然慢，但心里踏实。” 杨洛回应：“和平与发展，是所有人的愿望。路要一步步走。很高兴看到你们找到了自己的步伐。祝愿哈贾尔部族未来越来越好。”
离开村庄时，许多村民自发聚集送行，孩子们追逐着车辆跑了很远。那一刻，队员们深切感受到，他们留下的或许不是多么宏伟的工程，但那些具体的、细微的改变——一口井、一份工作、一种思维方式的微小转变——却真实地触动了一些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自己看待这片土地和人民的视角。
营区内，收拾行装的过程，也是整理心绪的过程。队员们仔细擦拭陪伴了自己四百多个日夜的武器装备，将它们分类、封装、贴上运单。个人物品不多，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盒子或袋子，里面装着在卡鲁鲁收集的“纪念品”：一颗形状奇特的石头，一片干枯的本地树叶，几张与当地警察或孩子的合影，一枚联合国服役奖章（尚未颁发），或许还有一块在市场上换来的、粗糙但色彩鲜艳的本地织物。
夜晚的营区，多了许多低声的交谈。同宿舍的战友会聊起某个惊险的瞬间，某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化冲突，或者某个印象深刻的当地人。医疗组的孙医生在整理病历和药品清单时，会想起那些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不同肤色的伤员。通信兵会想起在沙尘暴中抢修天线的狼狈。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段即将封存的岁月对话。
在最后一次全体队员大会上，杨洛没有做长篇大论的总结。他只是站在台前，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一张张熟悉而年轻、却已刻上风霜痕迹的脸。
“同志们，”他的声音平静而有力，“很快，我们就要登上回国的飞机。这四百多天，我们经历了太多：初来时的陌生与警惕，训练本地警员时的耐心与挫败，处置危机时的紧张与决断，面对谣言时的愤怒与克制，承受挑衅时的屈辱与坚守……我们流过汗，也许还有人偷偷流过泪，甚至流过血。”
台下寂静无声。
“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创伤，贫穷的煎熬，也看到了人性中顽强的求生欲、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在绝境中依然闪烁的善良微光。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国维和警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是专业高效的队伍，是遵守规则的队伍，是心怀善意的队伍，更是能在极端复杂环境下保持清醒、克制和智慧的铁军。”
“我们即将离开卡鲁鲁。但我想，卡鲁鲁的一部分，已经留在了我们心里。同样，我相信，我们留下的，也不仅仅是那些装备和培训材料。我们留下了一种工作方法，一种职业标准，一种对‘警察’责任的诠释，以及许多许多份跨越国界和文化的个人友谊与信任。”
“有人说，我们完成了一项任务。但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完成’了一项任务。”杨洛顿了顿，提高了声调，“我们是开启了一项事业。为中国警察成建制走向世界维和舞台，蹚出了第一段路，树立了第一个标杆。我们证明了，中国警察有能力、有智慧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扮演更积极、更专业的角色。这条路，这才刚开始。”
“回国后，我们会有新的岗位，新的挑战。但无论在哪里，请记住在卡鲁鲁的日日夜夜，记住我们为什么而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蓝剑’的编号可能会改变，但‘蓝剑’的精神——忠诚、专业、勇敢、智慧、克制——应该融入我们每个人的血脉。”
“最后，我要说，谢谢你们每一个人。能和你们一起在这里战斗、生活、成长，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之一。我们，平安回家！”
“平安回家！”台下，一百四十个声音汇聚成低沉而坚定的雷鸣，在营区的夜空中回荡，久久不散。
会后，杨洛、周浩、许航、罗帅四人再次聚在指挥所。没有酒，只有几杯清茶。
“真的像做了一场很长很真实的梦。”罗帅摩挲着茶杯，感慨道。
“梦醒了，但痕迹都在。”周浩看着窗外营地里忙碌收拾的身影，“联合国那边的评估报告初稿我看了，评价非常高。尤其是对我们‘能力建设’和‘社区融合’方面的做法，列为最佳实践案例。国内部里和更高层，显然也很满意。”
许航接话：“满意是一方面。我其实在想洛哥最后那句话——‘这才刚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回去了，但维和这事儿，肯定会继续，而且规模可能会更大。我们这些人，经历这一遭，算是第一批‘种子’了。后续的组建、训练、派遣，甚至规则的参与制定，恐怕都脱不开关系。”
杨洛点头：“是啊，从‘铸剑’到‘亮剑’，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循环。但剑铸出来，是要用的，也是要不断打磨、升级，甚至要教会更多人铸剑、用剑。我们的角色，恐怕真的要变了。从冲锋在前的‘队员’，慢慢要转向培养队伍的‘教官’，规划路径的‘参谋’。这大概就是‘事业’的含义吧。”
四人相视，眼中既有完成重大使命后的释然与疲惫，也有对未来的隐隐期待与思考。在卡鲁鲁的星空下，他们为“蓝剑”的首次出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清晰地看到，一条更广阔、也更责任重大的道路，已在脚下延伸。告别，是为了下一次以新的身份，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