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袭击的硝烟尚未完全从卡鲁鲁的天空散去，任务延期的沉重消息仍在队员们心头盘桓，另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危险的战斗悄然拉开了序幕——一场针对中国维和防暴队，乃至整个中国在卡鲁鲁存在的舆论与信息战。
起初是些不起眼的涟漪。在本地几家影响力有限、但常常语出惊人的小报和广播节目中，开始出现一些针对中国防暴队的“匿名爆料”和“读者来信”。内容看似琐碎，却精心编织：有的指责中国防暴队在市场巡逻时“态度傲慢，对本地商贩缺乏尊重”；有的暗示中国队员与某些本地女性“交往过密”，违反纪律；更隐晦的，则影射中国防暴队参与培训当地警察的项目，是为了“输出某种模式”，暗中搜集情报，甚至为中方企业获取商业利益铺路。
与此同时，在卡鲁鲁本地某些活跃的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群组里，一些新注册或身份模糊的账号，开始散布更具煽动性的谣言：称中国防暴队在难民营分发物资时偏袒某个部族；在法庭袭击现场救援时“只顾救自己的人”；甚至荒唐地声称中国防暴队的车辆和装备“带有辐射”，对当地居民健康构成威胁。
这些信息真伪混杂，捕风捉影，但传播速度极快，尤其在一些对现状不满、易于轻信谣言的底层民众和部分对联合国及外国存在抱有疑虑的本地精英中，开始发酵。unpol的社区联络官反馈，在几次与社区代表的例行会面中，开始有代表“委婉”地提及这些传闻，试探unpol和中国方面的反应。
“这绝不是自发的抱怨，”在收到周浩汇总的第一批舆情简报后，杨洛在核心团队会议上断言，“时间点、针对性、传播渠道、以及内容的系统性，都显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舆论攻势。目标很明确：抹黑中国防暴队的形象，离间我们与当地民众和特派团其他部门的关系，削弱我们在此地工作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周浩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手法很老套，但在信息闭塞、民众情绪容易波动的卡鲁鲁，可能很有效。谣言往往比真相跑得快。如果我们不闻不问，或者反应过激，都会落入圈套。我们需要一套组合拳。”
经过紧急商议，杨洛确定了应对策略的三条主线：透明沟通，正面宣传，源头调查。 他强调：“我们的回应必须基于事实，符合联合国规则，同时要主动、积极、有建设性。不能陷入与谣言制造者隔空骂战的泥潭。”
透明沟通方面，主要由周浩和阿依古丽负责。周浩以中国防暴队新闻联络官的身份，正式致函unpol公共信息部和卡鲁鲁本地几家相对主流的媒体，主动邀请媒体代表（包括最初散布谣言的小报）到中国营区进行“开放日”参观，并安排对指挥官和普通队员的采访，开放部分非敏感的训练和生活区域，展示日常工作和纪律。在答复媒体质询时，对于具体的指控（如“态度傲慢”、“交往过密”），周浩不回避，而是依据执勤记录和纪律条例，提供事实依据进行澄清，态度开放而自信。对于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模糊指控（如“输出模式”、“搜集情报”），则援引联合国授权和中国政府一贯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予以驳斥，并强调中国防暴队一切行动均在特派团框架和规则之内，欢迎各方依据事实进行监督。
阿依古丽则发挥她在社区工作中的优势，通过已建立的“社区女性调解员网络”和与本地妇女组织的联系，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茶余饭后的交谈中，用具体的事例——比如女警分队如何在难民营帮助生病的儿童、如何调解妇女纠纷、节日时如何与民众共舞——来潜移默化地抵消那些负面传闻。她告诉那些社区妇女：“那些躲在暗处造谣的人，可曾像我们一样，走进你们的帐篷，握住你们孩子的手？可曾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提供过一片药、一句安慰？请相信你们亲眼看到的，而不是耳朵听到的谣言。”
正面宣传则由罗帅和支援中队配合。他们整理了自抵达以来，中国防暴队参与的主要人道主义活动、联合培训、社区服务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制作成简洁明了的宣传册和短视频，通过特派团的公共信息渠道、本地合作电台的公益时段，以及营区外围的信息栏进行投放。内容聚焦于具体的人和事：中国军医救治当地伤员的画面，中国教官手把手教本地警察基本急救技能的场景，中国队员与本地儿童一起踢足球的笑容……用真实、温情、具象的故事，对抗那些空洞、恶意的指控。同时，罗帅协调国内相关部门，将一些反映中国防暴队正面工作的报道，通过外交和文化交流渠道，有选择地提供给卡鲁鲁本地的友好人士和媒体。
然而，杨洛和周浩都清楚，仅仅防守和澄清是不够的。必须设法弄清谣言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评估威胁，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源头调查的任务，异常敏感和困难。这涉及到在任务区复杂的情报环境中，进行不越界的秘密信息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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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pol的情报分析部门已经在跟进，但他们资源有限，而且这种涉及特定出兵国的舆论攻击，他们未必会倾尽全力，或者效率不高。”周浩分析道，“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但必须绝对合规，不能授人以柄。”
在严格遵守联合国规则和驻地国法律的前提下，杨洛和周浩启动了一个低调的内部信息收集和分析程序。他们指示各巡逻分队、社区联络点以及参与联合行动的队员，在日常工作中，加倍留意任何异常的信息接触和传播迹象：例如，主动散播谣言的本地人有什么特征、与哪些人有接触；哪些本地媒体或社交媒体账号最先、最积极地传播这些信息；在谣言传播期间，是否有特定势力或人物异常活跃或试图与中国防暴队接触。
同时，周浩通过特派团内部的工作关系，与unpol情报分析部门、以及个别来自友好国家、经验丰富且相对公正的维和警官建立了更密切的非正式信息交流。在交流中，他们不直接要求对方调查谣言源头，而是以“更好理解本地舆情环境，以便改进工作”为由，分享己方观察到的现象，并交换看法。这种方式，有时能获得一些从正式渠道难以获得的碎片信息。
许航则从行动安全角度，加强了营区和人员的安全防范，特别是针对可能的信息窃听和渗透。他组织了对营区通信和网络的保密检查，并加强了对队员的反情报教育，提醒大家在社交媒体和与当地人交往时保持必要警惕，避免无意中泄露信息或落入话语陷阱。
信息的碎片逐渐汇集。通过多方面的观察和信息交叉比对，一个模糊的轮廓开始浮现。最初的几篇攻击性报道，均出自同一家与卡鲁鲁某反对派政治人物关系密切的小报。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造谣账号，其ip地址追踪显示频繁活动于邻国某个已知的情报活动热点城市。更有队员回忆，在谣言开始传播前，曾有一名自称“独立记者”的西方人，试图以“了解中国维和模式”为由，接近中国防暴队的培训场地，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明显引导性的问题，在被婉拒后表现得很不愉快。unpol一位与周浩私交不错的南非警官私下透露，他们监测到近期针对中国维和力量的负面信息流，与某个受外部资金支持、在卡鲁鲁活动、旨在“监督”联合国行动的本地所谓“公民社会组织”的舆论活动周期高度重合。
所有的线索，都隐隐指向一个方向：此次舆论攻势并非单纯的本地排外情绪或竞争对手的抹黑，而是可能有着更复杂的背景，甚至涉及区域性地缘政治博弈和某些势力试图削弱中国在非影响力的大棋局。 那个“公民社会组织”及其背后的资金和情报支持，很可能是关键的节点。
情况汇报到杨洛这里。他站在指挥所的地图前，目光深邃。查明潜在源头固然重要，但如何处置，更需要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
“如果是在国内，或者在某些灰色地带，我们或许可以采取更直接的措施。”杨洛对周浩和许航说，“但在这里，我们是联合国旗帜下的维和人员。我们的任何调查和反制行动，都必须严格在联合国框架和当地法律内进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扮演‘秘密情报员’或‘私下执法者’的角色。那会正中对方下怀，他们会借此攻击我们‘行为不透明’、‘干涉内政’，使我们从受害者变成理亏者。”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知道了可能谁在搞鬼，就装作不知道？”许航皱眉。
“当然不是。”杨洛摇头，“我们要做的是，将我们通过合法合规途径收集到的信息、分析出的疑点，以专业、客观、非指控性的方式，整理成一份详实的背景报告，通过正式的、书面的途径，提交给unpol相关部门和特派团领导层。报告中，我们只陈述观察到的事实、信息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基于公开情报的合理推断，不做出明确结论，更不点名道姓地指控任何特定国家或组织。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有组织的谣言攻势，破坏的是特派团内部的团结、维和行动的声誉，以及卡鲁鲁本已脆弱的稳定环境。”
他顿了顿，继续说：“同时，在报告附件中，我们可以附上我们已采取的透明沟通和正面宣传措施，表明我们积极应对的态度。我们要让特派团高层明白：第一，中国防暴队是负责任、守规则的队伍，我们遭受了不公正的攻击；第二，这种攻击的危害性超越了中国防暴队本身，关系到整个特派团的任务环境；第三，我们有能力、有方法保护自己并维护特派团的利益，但我们选择尊重规则，通过正式渠道寻求支持和解决。”
周浩立刻领会了杨洛的意图：“这是将我们的‘问题’，转化为特派团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推动特派团层面重视并采取行动，比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要有效得多，也合规得多。而且，由特派团出面调查或施压，名正言顺，力度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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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杨洛点头，“我们要善用规则，借力打力。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保持我们开放、合作、专业的形象。谣言或许能暂时混淆视听，但时间久了，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特派团同仁的判断也是基于事实的。我们越是冷静、克制、依规行事，那些躲在暗处煽风点火的人，就越是显得卑劣和虚弱。”
报告由周浩主笔，字斟句酌，历时两天完成。报告以“关于近期针对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不实信息传播的观察与应对情况汇报”为题，客观陈述了谣言内容、传播渠道、观察到的异常现象、初步信息关联分析，以及中国防暴队已采取的公开应对措施。报告最后，谨慎地提出：“此类有组织的信息攻击行为，如不加以重视和遏制，可能损害特派团内部协作氛围，侵蚀当地民众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信任，不利于卡鲁鲁和平进程。建议特派团有关部门予以关注，并在必要时协调资源，进行进一步调查和信息环境净化工作。”
报告通过正式渠道提交给unpol警察司长和特派团首席行政官。正如杨洛所料，这份理性、克制但信息量扎实的报告，引起了特派团高层的重视。尤其是在法庭袭击阴霾未散、安全形势严峻的当下，任何破坏内部团结和外部形象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特派团任务的严重威胁。unpol情报部门被要求加强相关监测，公共信息部被指示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澄清不实信息。特派团高层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势力利用信息手段破坏维和行动团结”的行为，并强调了各出兵国相互尊重、基于事实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虽然没有明确的后续行动公开，但效果是显着的。那几家小报的后续报道明显收敛，社交媒体上新增的谣言帖子大幅减少，已知的那个“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也变得低调。更重要的是，特派团内部，对中国防暴队的同情和理解增加了，一些原本可能受谣言影响的特派团文职人员或他国维和部队，通过这次事件，反而对中国防暴队的专业和克制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场暗流涌动的信息战，以中国防暴队坚守规则、借力打力的策略，暂告一段落。它没有惊心动魄的交火，却同样考验着指挥员的智慧、团队的纪律和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政治定力。杨洛在事后总结时对队员们说：“在任务区，我们不仅要应对看得见的枪弹，还要警惕看不见的唇舌。应对之道，不在于以谣制谣，而在于我们行得正、坐得直、说得清，并善于将自身的防御，转化为维护共同规则和利益的行动。 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政治素养，也是我们这支队伍逐渐成熟的标志。”
谣言的风波渐渐平息，但卡鲁鲁上空，真实的阴云依然密布。任务延期的压力，安全环境的恶化，都要求“蓝剑”在保持锋芒的同时，将剑柄握得更稳，眼光放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