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考验”如同无形的筛子，在老耿等“协防者”心头蒙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阴霾。而就在这种压抑与猜疑的气氛中，报刊亭“秩序生态”的内部，一场更加直接、更加血腥的“清洗”，毫无征兆地爆发了。清洗的目标，并非来自外部的威胁，而是源于这套体系内部滋生出的“腐肉”——那些开始试图利用规则漏洞、甚至挑战规则边界的“协防者”与交易者。
事情的导火索，源于一次看似普通的“劳务”纠纷。
一个名叫“大刘”的年轻“协防者”（并非最早一批，但加入后表现活跃，尤其擅长体力劳作和简单维修），在一次清理“安全走廊”障碍物的任务中，与另一个“协防者”“瘸子李”（因腿脚不便得名，但观察力不错，是信息提供的好手）发生了冲突。
“大刘”指责“瘸子李”在共同清理路段时故意偷懒，将重活累活都推给他，自己却拿了同等份额的报酬。“瘸子李”则反唇相讥，说“大刘”粗心大意，差点弄塌了一处本可加固利用的断墙，反而增加了后续风险。两人在任务现场吵得面红耳赤，险些动手，引来了附近其他交易者的围观。
这本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口角，在末世前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在报刊亭这套高度依赖规则和“公平”表象的体系中，却触动了敏感的神经。
林墨通过监控和“协防者”的日常报告，早已注意到“大刘”和“瘸子李”之间渐生龃龉。他甚至隐约察觉到，“大刘”最近几次完成任务后，似乎对报酬的“公平性”产生了微词，私下里向其他几个相熟的“协防者”抱怨过“干得多拿得少”。而“瘸子李”则凭借其信息优势，在报酬的“价值”评估上往往占优，这引起了一些体力型“协防者”的微妙不满。
林墨没有立即介入调解。他想看看，这种内部矛盾会如何发展，体系自身的纠偏机制（如果有的话）能否起作用，以及，是否会有人试图利用这种矛盾。
矛盾果然迅速发酵。“大刘”的不满没有得到“上面”的回应（林墨故意沉默），便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找回公道”。他利用自己身强力壮的优势，开始在“瘸子李”经常活动的区域制造一些小麻烦——比如“不小心”弄坏“瘸子李”设置的简易预警陷阱，或者在他报告的水源点附近留下一些容易引起误会的痕迹。
“瘸子李”很快察觉到了，并向“上面”报告了“大刘”的“破坏行为”和“不实指控”。但他的报告因为缺乏直接证据（“大刘”做得很隐蔽），且带有明显的个人怨气，林墨暂时搁置了。
然而，“大刘”的行为却在其他一些同样对报酬分配有微词的“协防者”中，引起了一丝危险的共鸣。一种“既然‘上面’不管，我们自己用拳头说话”的暗流开始涌动。个别与“大刘”交好、或同样觉得“信息型协防者”占了便宜的体力者，开始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排挤、骚扰那些他们眼中的“占便宜者”。
冲突不再局限于口角。一次夜间，“瘸子李”在返回临时藏身点的路上，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伏击，被打得鼻青脸肿，用来换取食物的信息记录本也被抢走、撕毁。虽然没有致命伤，但这是对规则赤裸裸的挑衅。
几乎同时，“大刘”的小团体开始试图垄断某些简单的“劳务”任务，排挤其他竞争者，甚至私下向一些新来的交易者索要“保护费”，美其名曰“确保他们在安全区内的‘顺利’交易”。
报刊亭区域的“秩序”表象下，脓包终于被挤破。暴力、欺凌、小团体垄断，这些被明面规则严禁的行为，开始在阴影中滋生、蔓延。普通交易者感到了不安，信息提供者感到了威胁，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协防者”也开始人人自危。
林墨知道，不能再等了。内部的腐败和分裂，比外部的敌人更具毁灭性。如果任由这股歪风滋长，他精心构建的“秩序生态”将从内部开始溃烂，信任基础将彻底崩塌。
清洗，必须迅速、冷酷、且具有足够的警示效果。
他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宣告。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当“大刘”和他的两个最积极的同伙，又一次在远离报刊亭核心区的一处废墟后，向一个落单的交易者勒索“保护费”时，黑暗中射出了三支弩箭。
箭矢精准地贯穿了他们的非致命部位——大腿或肩膀，但力道强劲，足以让他们失去行动能力，惨叫着倒地。紧接着，几个蒙着面、动作敏捷的黑影（是林墨通过“暗影交易”渠道临时“雇佣”的、与报刊亭明面体系毫无关联的亡命徒）从阴影中扑出，用麻袋套头，将三人迅速拖走，消失在废墟深处。
整个过程快如闪电，除了受害者和极少数恰好瞥见的、吓得魂飞魄散的旁观者，几乎无人知晓。
第二天，报刊亭侧面最显眼的墙壁上，用不知是什么动物的血，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大字：“内斗、欺凌、勒索者，此三人下场。”
没有落款，没有解释。只有那行狰狞的血字，和三摊已然干涸发黑的血迹，清晰地留在那里。
与此同时，“瘸子李”被打事件，也有了“结果”。当天下午，他被人发现昏倒在距离报刊亭不远的一处断墙下，身边放着他被抢走并撕毁、但又被勉强拼贴起来的信息记录本，以及——两包额外的压缩干粮和一小瓶碘酒。同样，没有任何说明。
血字、消失的三人、被打者离奇的“补偿”……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报刊亭区域的幸存者中疯狂传播。恐惧，瞬间压倒了所有的不满、猜忌和蠢蠢欲动。
所有人都明白了：“上面”并非不知情，只是在等待时机。内部的肮脏勾当，触碰了底线。“大刘”等人的下场，就是逾越红线的代价。而“瘸子李”的遭遇和后续处理，则暗示着“上面”并非完全不讲“道理”，但“道理”的裁量权和执行权，完全掌握在“上面”手中，不容置疑，更不容挑战。
清洗过后，报刊亭区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交易照常进行，但每个人都更加谨言慎行，彼此间的距离感更强了。那些曾对“大刘”行为心有戚戚或暗中效仿的人，吓得缩回了爪子，夹起了尾巴。普通的“协防者”和交易者，则更加严格地遵守规则，生怕任何一点出格行为引来灭顶之灾。
林墨通过这次内部的血腥清洗，达成了几个目的：
第一，以最小的直接介入成本（雇佣外人动手），清除了体系内部开始腐败和挑战规则的毒瘤，震慑了所有潜在效仿者。
第二，重新强调了规则的绝对权威和“上面”的最终仲裁者地位。任何内部纠纷，最终的解决方式和惩罚尺度，都由“上面”决定，不容私下用暴力或阴谋解决。
第三，展示了“恩威并施”的模糊性。对受害者“瘸子李”的“补偿”，既是一种姿态（保护遵守规则的信息提供者），也是一种警告（“补偿”来自“上面”的施予，而非他应得的“公道”）。
第四，进一步加深了幸存者对他的恐惧与依赖。恐惧于他无处不在的监控和冷酷无情的手段；依赖则在于，只有严格遵守他定下的规则，才能在这片“秩序”下获得相对的安全。
内部的脓疮被剜除，但留下的伤疤和更深的恐惧，却让这张“秩序之网”的每一个节点，都更加紧密地绷紧在掌控者的手中。清洗过后，“天际公寓”的阴影，在每一个幸存者心头，投下了比以往更加沉重和不可测的烙印。他们知道，自己不仅生活在他的规则之下，更时刻处于他冰冷目光的审视与生杀予夺的权柄之中。所谓的“自愿依附”与“新生代选择”，在这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和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