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匠气新风与朝堂的暗流涌动，在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警报面前，骤然被打断了原有的节奏。
八百里加急的军报，自东南沿海飞驰入京——倭寇大股犯境！此次非以往小股流窜劫掠，据报有数十艘倭船，勾结部分沿海奸民，突袭浙东台州、宁波多处卫所，攻势凶猛，官军一时失利，沿海震动！
警报传入紫禁城时，万历皇帝正在欣赏新编排的歌舞，闻讯惊得手中的玉杯都险些跌落。他虽然久不视朝，但对“倭乱”二字有着源自祖辈记忆的深刻恐惧。嘉靖年间沿海倭患的惨烈，虽已过去数十年，却仍是帝国心头一道未曾完全愈合的伤疤。
“为何……为何又有倭寇？！”万历的声音带着惊怒，“东南海防，年年耗费钱粮，竟如此不堪一击？！”
朝堂之上，顿时乱成一团。兵部尚书急调援军，户部尚书核算粮饷，工部则被催问火器、战船储备。弹劾东南督抚、卫所将领无能渎职的奏章雪片般飞来，更有保守派官员痛心疾首，将此归咎于“近年朝廷重商税、兴匠作，不修武备，致海防松弛”。
在这片喧嚣与指责声中，徐光启却从中看到了一个稍纵即逝、或许能撬动全局的契机。
文渊阁内，灯火通明。徐光启将一份来自南京兵部、详细描述此次倭寇船坚炮利、其火炮射程竟不输于明军一些老旧岸防炮的密报，与工部库存的火器清单、以及宋应星前些时日整理的一份关于“粤闽匠人私议改良铸炮之法”的杂录，并排放在案头。
他目光锐利，对紧急被召来的李之藻和几位心腹官员道：“倭寇此番来势不同以往，其船炮之利，不可小觑。可见海外夷狄，于格物制器之道，未尝懈怠。反观我朝，自宁远之后，于火器战船之革新，除辽东一隅因孙督师竭力维持外，余者多因循旧制，或空耗钱粮，铸出些不堪用的废物。”
他拿起宋应星那份杂录，上面记载着几位广东老匠人凭借经验，对改善铁质、提高火炮铸造成功率的土法摸索，虽不成系统，却闪烁着民间智慧的火花。“李郎中，你精于算学，速速核算：若依江南改良织机之法，设一专司，汇集精通矿冶、铸造、舟船之匠作人才，系统钻研，改良我朝火器铸造之法、战船营造之术，需要多少时日、多少银钱，可能达到何等成效？与年年耗费巨资维持庞大却低效的旧有水师、铸造劣质火器相比，孰省孰费？”
李之藻瞬间明白了徐光启的意图——借这迫在眉睫的边患，将“格物”之用，从增税利民的“末节”，提升到强兵御侮的“急务”！他精神大振：“下官领命！当与宋应星及兵部、工部诸熟手，连夜核计！”
徐光启又转向另一位官员：“速去查阅近年与葡萄牙、荷兰等泰西夷人交涉之档案，尤其留意其火器、船舶之记述、图样，凡有所载，尽数抄录送来！”
就在徐光启紧锣密鼓准备之际，皇帝再次召见重臣。西苑暖阁内，气氛凝重。万历皇帝面色不豫，听着兵部、户部关于调兵、筹饷的汇报，愈发烦躁。当听到户部报出又需加征“倭饷”、数额巨大时，他终于忍不住怒道：“加征！加征！就知道加征！国库不是刚宽裕些吗？年年养兵，银子都花到哪里去了？！”
张宏在一旁低声劝慰，却难解皇帝心头之火。
此时，徐光启出列，躬身奏道：“陛下息怒。倭寇凭坚船利炮而来，我朝官军败绩，非尽人力不济，实器不如人。若器利，则兵可省，战可胜，饷亦可节。”
万历抬眼看他：“器不如人？徐卿有何高见？莫非又要加铸火炮？工部年年铸炮，耗费无算，炸膛者却不知凡几！”
“陛下明鉴！”徐光启抓住话头，“正因旧法铸炮，弊病丛生，浪费国帑，故需革新其法！臣闻东南民间有善铸之匠，泰西夷人亦有精于此道者。前番江南改良纺机，已见‘专事钻研、集思广益’之效。臣斗胆请奏：当此危局，可特设一专司，不拘一格，广募天下精通矿冶、铸造、算学、舟船之实学人才，并译介泰西相关有用之书，专责研讨改良我朝火器、战船之制！务求以最小耗费，造出最利之器！如此，非但可御当前倭患，更可一劳永逸，强我海防，省我饷粮！”
他不再提“格致院”，而是紧扣“御倭”、“省饷”、“强兵”这几个皇帝此刻最关心的字眼，将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的提议，包装成应对危机的急策。
万历闻言，果然意动。他不懂技术，但他痛恨浪费，渴望省钱，更害怕倭寇之患扩大。徐光启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既然旧办法花钱还不好用，换个新办法试试，万一能省钱又能打胜仗呢？
“徐卿所言……专司钻研，便能造出好炮好船？需要多少银子？多久能成？”万历将信将疑。
徐光启早有准备，呈上李之藻等人连夜赶工、虽粗糙却数据清晰的条陈：“陛下，此乃初步估算。设立此司，所费主要在于聚拢人才、试制物料，初期所耗，远低于一次大规模加征‘倭饷’。至于成效，若调度得法，集中攻关，短则数月，于铸炮选材、淬火之法可见改进；长则一两年，新式战船龙骨、帆索设计或可定型。纵不能立解眼下之危，亦可为长久计，免蹈今日覆辙！”
条陈上那些对比旧法浪费与新法预期节省的数字，打动了万历。他沉吟着，看向张宏。
张宏心中急速权衡。倭患当前，皇帝心急，徐光启此议紧扣“省钱”、“强兵”，难以直接反对。且若此事真成，内廷或许也能从中……他躬身道：“皇爷，徐阁老所奏，亦是急国之思。若能以专才研精器利，省却日后无穷靡费，未尝不是良策。只是……此事干系重大，所选之人，所行之事，需格外慎重，以免徒耗钱粮，空劳无功。”
这番话，既未明确反对，又将责任和 scruty（审查）的压力推给了徐光启。
万历想了想，终于点头：“既如此，徐先生便着手去办。就依你先前在江南‘协理’之事，扩大规模，专研火器、战船改良！一应人选、钱粮，你与工部、兵部仔细斟酌，报朕知晓。务必给朕做出实效来，若虚耗钱粮，朕唯你是问！”
“臣，领旨谢恩！定当竭尽全力，以报陛下！”徐光启强抑激动，深深拜下。
退朝后，徐光启立刻返回文渊阁，铺开纸笔。这一次，他不再犹豫，挥毫写下一份正式的奏请设立“器研局”的章程。他避开了“格致”这个可能引发争议的宽泛名称，采用了更具体、更迫切的“器研”（器械研改）二字。章程详细规定了此局的职责（专攻军工改良）、人员构成（匠作、算学、翻译等）、运作方式（理论与试制结合）、稽核办法（严格账目，定期奏报成效），并特别强调“一切以御倭强军、节省国帑为要”。
奏章迅速得到皇帝朱批：“准奏。着徐光启总领，会同兵、工二部，速办。”
消息传出，朝野反应不一。务实者与忧心边患者认为这是应对危机的切要之举；保守派则私下讥讽“病急乱投医”、“以匠役之事妄干军国”；更多的人则在观望。
而在江南，当宋应星和李之藻接到密令，得知朝廷特设“器研局”，并要他们即刻着手搜集、研究一切与火器、战船改良相关的技艺、资料，甚至准备北上参与时，两人相顾愕然，随即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倭寇的刀锋，意外地成为了劈开旧有观念坚冰的利刃。徐光启梦寐以求的、系统推动“格物”之学的机构，终于以“器研局”之名，在帝国迫切的国防需求下，得以诞生。虽然它的诞生伴随着边患的硝烟与严苛的“实效”要求，但毕竟，一颗种子已经破土。它能否在血火与铜臭的浇灌下，生长为庇佑帝国、乃至照亮一个时代的参天大树？新的篇章，已在倭警与急诏中，轰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