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沙坪坝，重庆大学操场
这里聚集了超过三千人。
不仅有重庆大学的学生，还有中央大学、南开中学、国立女子师范的学生，以及闻讯赶来的市民、工人、小贩。
操场站不下了，人就挤在周围的坡地、屋顶、树杈上。
没有主席台，只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木箱。
赵文君站在木箱上，手里没有扩音器，全靠嗓子喊：
“同学们！同胞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唱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我们要什么样的祖国！”
她展开一面白布横幅，上面用浓墨写着十个大字：
“歌唱祖国，也要改变祖国！”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妇女解放亦是救国！”
掌声雷动。
赵文君继续喊，声音因激动而发颤：
“《歌唱祖国》里唱‘从今走向独立富强’——独立，从谁的铁蹄下独立？
富强，在怎样的基础上富强？
如果这个国里，还有女人被买卖，还有姐妹被逼死，还有母亲吞金自杀——这样的国，富了强了，又与我们何干？！”
“所以我们要唱！大声唱！
唱给前线将士听，让他们知道为何而战！
唱给后方百姓听，让他们知道为何要变！
唱给那些装聋作哑的人听，让他们知道——沉默，就是帮凶！”
她转身，面向黑压压的人群，举起手臂：
“现在，让我们一起唱！唱出我们的血性！唱出我们的决心！”
她起了个头。
三千人齐声跟上。
“百战军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独立富强！！！”
声音如山呼海啸，直冲云霄。
那不是歌唱，是宣誓。
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膛里炸出来的，带着年轻的热血和不容置疑的信念。
唱到“抗战的英雄站起来了”时，许多男生挺直了腰杆，仿佛自己就是那站起来的英雄。
唱到“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时，男生女生手拉起了手，不同学校、不同出身的人，在这一刻紧紧相连。
当最后那句“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炸响时，整个沙坪坝都在震颤。
树上的鸟惊飞了，附近住户的窗玻璃嗡嗡作响，连长江上的船工都停下手中的活，望向这边，喃喃道：“这是要翻天啊。”
歌唱完了。
操场上一片寂静，只有粗重的喘息声。
三千双年轻的眼睛里，燃烧着同一种火焰。
赵文君站在木箱上，泪流满面，却笑得灿烂。
她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四月二十八日，昆明，文林街茶馆
二楼雅座，一壶普洱已经续了三道水。
围桌而坐的五六个人，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桌上的留声机正放着《歌唱祖国》的唱片——是胡风辗转托人从重庆捎来的，音质不算好，有杂音，但足够听清每一个字。
一曲放完。
留声机的唱针空转，发出沙沙的噪音。
没人说话。
良久，坐在上首的一位清瘦长者——闻一多先生，缓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
他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眼神悠远。
“此歌，”他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所有人都抬起头，“气魄雄浑，立意深远。非一般抗战歌曲可比。”
他对面一位戴眼镜的年轻教授试探道：“闻先生的意思是？”
闻一多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远处苍翠的西山，缓缓道：
“寻常抗战歌曲，多喊‘杀敌’‘报国’，固然激昂，却少了一层东西——
为何而杀？为谁而报？
此歌不同。
它从‘歌唱祖国’起笔，却落脚于‘独立富强’‘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更妙的是那句‘抗战的英雄站起来了’——站起来的不仅是英雄，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诸人：
“你们听那歌词：‘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解放’二字，用得极重。不仅是民族解放，恐怕还有人的解放。”
雅座里一片沉寂。
另一位老教授沉吟道：“一多兄所言极是。此歌作者‘醒狮’，前有《黄粱梦》撕开女性苦难，后有《歌唱祖国》高擎民族精神。
这一撕一擎之间，可见其志不在小——他是要重塑国魂，且这国魂里，必须有女人的位置。”
闻一多点点头，走回桌边，手指轻抚留声机的喇叭，像在抚摸某种有生命的东西：
“此歌，足可作新国精神之先声。只是”
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忧虑：
“歌声越响，持歌者越危。
但愿这头醒狮，莫要成了某些人眼中，必须拔掉的獠牙。”
四月三十日，重庆，曾家岩官邸
会议室的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
长桌两侧，坐着军统、中统、市党部、宣传部的大小官员。
桌上摊着这几天的报纸——全是关于《歌唱祖国》的报道：《中央日报》的标题是“雄歌振士气，军民同仇忾”，《新民报》则写了长篇特稿“从《黄粱梦》到《歌唱祖国》：醒狮的国魂重塑之路”，《扫荡报》阴阳怪气地评论“某些文人借歌曲沽名钓誉，恐有煽动之嫌”。
戴笠坐在主位，手里把玩着一支钢笔，脸上没什么表情。
“都说说吧。”他开口，声音平淡，“这歌，是禁，还是放？”
宣传部的人率先发言：“戴局长，此歌内容并无明显违规，通篇爱国，士气可嘉。
若强行禁止，恐伤民心，亦授日寇以口实。
不如顺势而为，将其纳入官方宣传体系，为我所用。”
市党部的人冷笑：“为其所用？你知道这歌现在被什么人唱吗？
沙坪坝那些学生，打着‘妇女解放救国’的旗号集会！
南岸纱厂女工，一边唱一边喊‘不做楚云’！
这哪里是爱国歌曲，分明是煽动风潮的引信！”
中统的人补充：“还有延安那边。我们截获的电报显示，八路军各部队均在推广此歌，将其与‘妇女解放’‘民族觉醒’绑定宣传。
若我们官方认可，岂非替共产党做了嫁衣？”
争论持续了半小时。
戴笠始终没说话，只是听着，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
终于，他抬手，示意安静。
“歌，不能禁。”他缓缓道，第一句话就让市党部的人脸色一变，“理由有三：其一，前线将士反响热烈，士气确受提振。此时禁歌，等于寒了将士的心。
其二，民间传唱已广，强行禁止只会适得其反，让政府背上‘压制爱国’的骂名。
其三——”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
“其三，日本人也盯着。影佐祯昭不是傻子，他巴不得我们内部分裂。
我们禁了这歌，正好给他递刀子：看，中国政府连百姓唱爱国歌都怕。”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那难道就任由其发展？”市党部的人不甘心。
“当然不是。”戴笠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歌可以唱，但唱歌的人，必须在我们掌控之中。”
他拿起钢笔，在面前的记事本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撕下，递给身旁的秘书：
“通知中央社：发通稿，正面评价《歌唱祖国》，强调其鼓舞抗战之积极作用。
但通稿中，不必提及作者‘醒狮’，更不要提《黄粱梦》。
就歌论歌，淡化个人。”
又转向宣传部的人：
“你们组织几位‘爱国音乐家’，对此歌进行‘专业点评’，重点赞扬其旋律雄壮、歌词激昂。同时，悄悄放出风声——说此歌的创作，是在党国文艺政策指导下完成的。”
最后，他看向军统的负责人，声音压低，却字字清晰：
“加强对贾玉振的监控。
他的住所、交际、信件、电话，全部纳入视线。
但记住——不要惊动他，更不要让他察觉。
他现在是‘爱国文人’，动不得。
但要让他明白：歌可以唱，但线，不能越过。”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向外面雾蒙蒙的山城：
“这歌，现在是一把火。
我们要做的，不是扑灭它，是控制火势——让它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我们自己。”
当天傍晚，中央社通稿见报
标题很大：“《歌唱祖国》响彻华夏，我军民抗战意志如钢”。
正文避重就轻，大谈歌曲如何“展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凝聚抗战力量”“鼓舞前线士气”，对作者“醒狮”只字不提，更将沙坪坝集会、女工传唱等社会反响，轻描淡写为“民众爱国热情的自然流露”。
有心人读了，都明白其中的微妙：歌被征用了，但唱歌的人，被有意忽略了。
深夜，戴笠办公室
秘书送来了最新的监听摘要。
戴笠翻开，一页页看下去。有贾玉振与胡风的通话记录（讨论歌曲发行），有林曼记者拜访小楼的时间记录，有沙坪坝学生代表的背景调查，甚至有一份“听风者”少年近期的活动轨迹汇总。
他看得很仔细。
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摘要末尾的一行字上：
“据武汉内线情报，影佐祯昭已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歌唱祖国》完整传播效果评估报告。
另，代号‘夜枭’之高级潜伏人员，已于三日前激活。”
戴笠合上摘要，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良久，他轻声自语，像在说给自己听：
“贾玉振啊贾玉振，你这把火，烧得倒是旺。”
“可火太旺了，会引来飞蛾，也会引来灭火的人。”
窗外，重庆的夜浓得化不开。
远处隐约有歌声传来，断断续续，是哪个晚归的工人，在哼着《歌唱祖国》的调子。
歌声嘶哑，却固执地穿透夜色，像一根针，试图刺破这沉重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