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来，一些他压根没想到的“回响”，也开始悄然发生。
那天，两个穿着深蓝色工装、袖口还蹭着黑亮机油渍的中年男人，经人介绍，有些局促地敲响了他阁楼的门。
他们是城里一家小机械修理厂的老板和老师傅。
“贾先生，”领头的王老板搓着一双粗粝的大手，声音带着点不好意思，“我们……我们几个粗人，都拜读了您那篇《屋顶上的田园》。写得太好了，写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他顿了顿，眼里闪出一点光：“我们厂里有些用剩下的铁皮边角料，扔了可惜。
几个老伙计一合计，就琢磨着，能不能照您文章里说的‘见缝插针’那个劲儿，敲打出一种轻便结实点的‘屋顶种植箱’？让那些屋顶、阳台，真能多几分收成。”
贾玉振先是一愣，随即心头一热。他没想到，自己纸上描绘的那点绿意，竟能在铁砧上敲打出回音。
他仔细看了他们带来的样品：是用废旧铁皮敲打成的长方形浅槽，边角磨得光滑，还细心地钻了排水孔，透着工人特有的实在。
“王老板，你们这才是真‘安家’啊！”贾玉振激动地拍着那铁皮箱子，“把念想变成了家什！”他当即允诺，要在下一期的专栏里，好好说说这桩来自民间的智慧。
没多久，一种被称为“铁皮种植箱”的物什，真的出现在了重庆街头的杂货铺里。
模样虽糙，价格也便宜，竟很受欢迎。
何三姐手脚最快，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两个，喜滋滋地架在了公寓天井的矮墙上，填土施肥，种上了小葱和朝天椒。那一点新绿在锈色的铁皮衬托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贾玉振看着，心里有种奇妙的踏实感。文字落进土里，居然真的能发出芽来。
这让他豁然开朗：《安家记》不能只是飘在半空的蓝图或抚慰，它得能接上地气，能变成普通人手里的一件工具、一个法子。
他起了念头，想在专栏里开辟一个小角落，就叫《安家记·践行录》，专门搜集、记录这些在夹缝里求生存、为“安家”添砖加瓦的民间智慧。
苏婉清的画笔，也跟着他的文字，勾勒着更细微的“安家”图景。
她画防空洞里，就着如豆灯火为孩子缝补袜子的母亲，针脚细密，像在缝合被炸裂的日常；
她画废墟间，几个面黄肌瘦的流浪儿，用碎瓦片和泥巴“办家家”，分配着幻想中的“好菜好饭”，神情无比认真；
她也画下了，在那盏共用的昏黄电灯下，公寓里几个不识字的女佣，笨拙而专注地，跟着一位识字的房客，在旧报纸的边角，一遍遍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
那些歪扭的笔画里，藏着一种沉默的、对尊严的渴望。
文字与画，像经纬线，交织着战时生活的质地。
然而，现实的狰狞从未远离。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变本加厉，尤其是所谓“101号作战”展开后，山城几乎被浸泡在爆炸与火焰里。
旧的伤口尚未结痂，新的巨响和火光又在另一处炸开。
警报声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死亡成了熟悉的邻居。
经历“五三”、“五四”那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后，贾玉振和苏婉清随着麻木的人流走出防空洞。眼前已非人间。
焦土、残肢、未熄的火焰，以及裹挟着尘埃与血腥气的风。
哭嚎与呻吟在废墟间飘荡。
一个母亲，呆坐在自家已化为齑粉的房基上，怀里紧紧搂着一个被砸得稀烂、露出棉絮的布娃娃，那是她女儿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点温度。
苏婉清看着，手中的速写本“啪”地掉在地上，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什么也画不出了。
在如此具象的、铺天盖地的毁灭面前，什么“亮堂夜”，什么“娃娃餐”，都显得轻飘如纸灰，遥远得像上辈子的梦。
一种巨大的虚空和无力感，几乎将贾玉振吞没。
就在他快要被这悲怆溺毙时，目光却被另一群人拽住了。
那是些穿着不同样式、却同样沾满污垢的学生制服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何时组织起来，在废墟间奔跑、呼喊。有的帮着抬担架，有的分发着不知从何处弄来的清水，有的用尚且单薄的肩膀，试图撬开压住人的梁木。
一个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学生，脸上黑一道白一道，正蹲在一个与家人失散、吓得嚎啕不止的幼童面前，用沙哑却异常柔和的声音，哼着不成调的儿歌，从口袋里摸出半块压碎的饼干。
希望，并没有在废墟下死透。它从裂缝里，挣出了一张年轻而沾满灰尘的脸。
那一夜，在煤油灯颤抖的光晕里，四周的空气依然呛人。
贾玉振铺开纸，笔尖悬了很久，最终落下的不是《安家记》的章节，而是一串滚烫的、混杂着泪水的诗句：
《废墟上的雏菊》
——祭“五三”、“五四”罹难同胞
火舌，舔尽了昨日的炊烟，
瓦砾，埋葬了今晨的笑颜。
嘉陵江在呜咽，
山城，在每一个弹坑里流血。
我看见，母亲怀中冰凉的布偶，
我看见，断墙下永不瞑目的双眼。
苍天啊，何以降下这般酷烈？
大地啊，安宁究竟深埋在哪一层土下面？
然而，就在这地狱燃烧的门口，
我看见了——你！
穿着破碎的学生装，
用还在成长的、稚嫩的肩膀，
去扛起那断裂的、沉如山岳的屋梁。
我听见了——你！
用呛满烟尘的、嘶哑的喉咙，
竟然，在哼唱一支《光明行》，
为那哭泣的孩童，
围起一小圈，颤抖的安宁。
啊，废墟上的雏菊！
你纤弱，却顶开了压顶的死亡；
你微小，却宣告着生的不屈！
你就是希望，是未来的形状，
是这炼狱焦土中，
倔强抬头的——
第一缕，微弱的晨曦！
这首诗，他连夜托胡风先生帮忙，第二天就出现在《新华日报》的副刊上。
没有技巧，只有滚烫的血泪和从绝望深处扒拉出来的一星火光。
它像一剂猛药，刺痛了许多人麻木的神经，也让一些即将熄灭的心，重新感到了温度。
《废墟上的雏菊》不胫而走，甚至被谱上简单的曲调，在青年学生中间低声传唱。
那个在废墟中安抚孩童的女学生身影，成了一个象征。
轰炸过后，日子还得咬着牙过。
人们默默清理废墟，用残存的木料和席篷，搭起一个个勉强遮风避雨的“窝”。
屋顶上，那些铁皮箱里的菜苗，被震落了不少土，可没过几天，又有新的嫩芽怯生生地探出来。
临时学堂里，先生的教鞭和学生的诵读声，再次响起，尽管墙壁上，新鲜的弹孔还透着风。
贾玉振站在他那扇看得见伤疤也看得见生机的窗前，点燃一支劣质烟。
烟雾缭绕中，他铺开稿纸，写下了《安家记·韧草篇》的开头：
“……安家之难，
难于上青天；
安家之易，
易如吹火星。
难，
是强寇要把你的根脉炸断；
易，
是人心里的那点念想，
只要给一丝缝，
就能钻出来。
今天我们一砖一瓦垒的，
与其说是房子，
不如说是‘我就不信这个邪’的那口气，
是‘野火烧不尽’的那条根。
心里安稳了，
废墟上也能睡个踏实觉；
心志不垮，
答应明天的好日子，
它就迟早得来。”
他清楚，手里这支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命运、和这场战争的胜负、和一个民族能否从死地里爬出来的那个最硬的命题，死死绑在了一起了。
他的书写，不再仅是记录，更是一种参与——参与锻造那个足以支撑人们走过漫漫长夜的、看不见却无比坚硬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