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门还没关上，我手里那份协议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
奖杯还摆在桌中央，阳光照在金属底座上，反射出一道细长的光斑，正好落在联合国代表面前的签字栏旁边。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翻译刚把文件内容念完，现场安静了几秒。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声音不大，但持续不断。
大屏切换了画面，标题是：“全球高效工作联盟与联合国劳工组织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我起身走出会议室，走廊尽头就是主会场。林晓的视频连线已经准备好了，陈总站在第一排，手里拿着笔，等在那里。
主持人报了我的名字。
我走上台，红色西装一进灯光区就显得格外醒目。台下不少人拿出手机对准我，前排一位外国记者直接站了起来。
“接下来，”主持人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我们将正式开启‘全球高效工作联盟’与联合国劳工组织的合作进程。”
他说完，看向我。
我接过话筒，没有开场寒暄。
“三年前，我们团队开始拒绝义务加班。”我说，“不是为了偷懒，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效率不靠时间堆，靠规则和尊重。”
台下有人点头。
我从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职场权益指南》。
“这是我们在德国、日本、新加坡、巴西的实践记录。”我把册子举起来，“每个案例都显示，当员工不再被迫熬夜，项目交付更快，客户满意度更高。”
后排一个政府代表举手提问：“文化不同，这种模式怎么推广？”
“我们不要求统一做法。”我回答，“只要求一条底线：不准强制加班。你可以弹性打卡，可以远程办公，但不能用‘吃苦’绑架人。”
短暂沉默后，掌声响了起来。
这时大屏亮起，林晓的脸出现在画面上。她坐在办公室里，背后是我们团队的标语墙。
“大家好，我是林晓。”她说，“我曾经连续三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最后在会议室晕倒。”
台下一片安静。
“醒来之后，我看到苏总递给我这本手册。”她举起手中的指南，“现在，我的团队每周五下午三点全部下班。没人抱怨效率低，因为我们的成果一直在增长。”
她说完，画面切回现场。
我看着台下的企业代表们。有几个原本低头看手机的，现在抬起了头。
“高效无国界，规则共守护。”我说，“这不是口号，是我们已经走通的路。”
主持人宣布签字环节开始。
陈总第一个站起来，走到签名台前。他签下名字后，回头看了我一眼，把笔递了过来。
我没有接。
我走到第一位外企代表身边，那人还在犹豫。
“你签下的不是妥协。”我说，“是改变的起点。”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终于拿起笔。
一个接一个，各国代表陆续上前。大屏上的世界地图同步更新，每签一处，那个国家的位置就亮起一点光。
欧洲连成一片，亚洲点亮了七个城市，南美和非洲也有了零星的光点。
掌声越来越密。
有个年轻职员悄悄竖起拇指，被我看见了。我没笑，只轻轻点了下头。
签到一半时，一名媒体记者举手。
“苏女士，”她的声音有点紧，“这套标准真的能在资源紧张的地方落地吗？比如发展中国家？”
全场静了下来。
我握着话筒，走到台前两步。
“正因资源紧张，才更要杜绝浪费。”我说，“让工人通宵改ppt，不如让他们睡够八小时再开工。真正的成本，是无效消耗。”
台下有人快速记笔记。
“高效不是特权。”我看着她，“是对所有劳动者的最基本保护。”
又一阵掌声响起。
这次更久。
主持人示意进入最后环节。
我回到讲台中央，等待所有人签完。
大屏显示：已签约国家及企业，共计三十七方。
其中二十一家企业公开承诺，将在半年内完成内部制度调整，参照《全球高效职场认证20》执行。
我拿起话筒。
“改变，从今天开始。”
我顿了一下。
“从每一个人开始。”
话音落下，全场起立。
联合国代表团集体鼓掌，有位年长的官员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林晓的连线还没断，我朝摄像头方向看了一眼。她在屏幕里笑了，抬手做了个“稳了”的手势。
我也回了一个。
陈总走上来，站在我旁边。
“下一步呢？”他问。
“下一步。”我说，“让这份标准走进更多公司，更多国家。”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大屏开始播放剪辑短片。画面里有德国团队准时下班的打卡记录，有日本员工提交任务后的自动关闭系统提示，还有巴西分公司全员穿着红色t恤，在办公室举起手册合影。
字幕一行行滚动：
“人均日工作63小时”
“周末零强制加班”
台下有人开始拍照，有人低声讨论条款细节。
一位东南亚企业的hr负责人拦住我助理，问能不能要一份中文版手册。
我听见了，说了一句：“明天上午九点，官网同步发布多语种版本。”
她立刻掏出手机记下时间。
仪式结束前，主持人再次请我发言。
我没有讲稿。
“很多人觉得，不加班就是不上进。”我说，“但我想说，真正上进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台下传来笑声，接着是掌声。
“我们不做悲情英雄。”我继续说，“我们要做清醒的打工人——该干的时候拼，该停的时候停。”
最后一句话说完，我看向全场。
无数双眼睛望着我，有的带着好奇，有的带着认同，有的还在犹豫。
但我看到了变化。
这种变化不是喊一句口号就来的，是一步步推出来的。
从拒绝一次周末会议开始，从留下一份邮件证据开始，从敢于说“我不加”开始。
大屏切换到最后一页ppt，上面只有一行字：
我转身准备下台。
脚步刚动，身后有人喊我名字。
是联合国劳工组织的一位高级顾问。
他拿着文件走过来，递给我一份新的合作草案。
“我们想把‘拒绝义务加班’写进区域性劳工公约试点。”他说，“你愿意担任顾问吗？”
我接过文件，翻开第一页。
纸张很厚，字迹清晰。
标题写着：《亚太地区体面劳动框架修订建议（初稿）》。
我合上文件夹，看着他。
“我可以提意见。”我说，“但必须加上一条——所有条款，都要能让基层员工真正用得上。”
他笑了。
“这正是我们需要你的原因。”
我点点头，把文件夹夹在腋下。
讲台的灯还亮着，台下人群没有散去。
有人正在打印刚才发布的标准文本，有人围在展台前领取手册样本，还有一个年轻女孩拿着笔，站在签名墙前，迟迟没有落笔。
我走过去。
“怕写了做不到？”我问。
她抬起头，眼神有点慌。
“我……我们老板特别讨厌准时下班的人。”
我把手里的笔递给她。
“那就从你这一笔开始。”我说，“他要是找麻烦，就把这份协议拍他脸上。”
她愣了一下，笑了。
然后接过笔，狠狠写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