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武所县城。
济仁堂药铺的后堂，雨声淅沥。傅鉴飞坐在药柜后的太师椅上，手里端着紫砂壶。朱师爷身着长衫，坐在他对面的圆椅上，两人面前的八仙桌上摆着茶点。朱师爷是前清时县衙的师爷，两人结识多年，又同住在东街，常有走动。
“这鬼天气，阴雨连绵，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傅鉴飞放下茶壶，用手帕擦了擦额头，虽是初春，但闽西山区湿冷异常。
朱师爷啜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叹了口气：“傅先生，这天气啊，就跟这世道一样，让人看不清方向。”
傅鉴飞眉头微蹙，知道朱师爷话里有话：“朱师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县里又有什么新变化了？”
朱师爷摇了摇头，压低声音道：“变化大了去了。自从北伐军进了福建，这武所县城也是一天一个样。国民党的县党部是成立了，可这共产党人的声势也不小啊。”
傅鉴飞捻着胡须，沉吟道：“这国共合作，本是好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看也是为了百姓谋福祉。只是”
“只是这‘福祉’二字，怕是各有各的理解。”朱师爷接过话头，眼中闪过一丝精明，“傅先生，你这济仁堂在武所县城开了几十年，街坊邻里，乡绅百姓，都跟你打过交道。你可看清楚了，这国民党和共产党，到底谁能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福祉’？”
傅鉴飞叹了口气：“朱师爷，你这是考我啊。我一个老中医，只会给人看病抓药，哪里懂什么政治？”
朱师爷哈哈一笑，摆手道：“傅先生过谦了。你这济仁堂，就是武所县城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这里，你能看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自然也能看清楚这世道的大势。”
雨声更大了，噼里啪啦地打在屋檐上。傅鉴飞起身关上后窗，回到座位，神情严肃起来：“朱师爷，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斗胆说几句。这国民党，家大业大，底蕴深厚，背后又有洋人支持。可是这到了咱们武所县城，却变了味。”
“哦？怎么个变味法？”朱师爷饶有兴趣地问道。
傅鉴飞压低声音道：“这县党部，说是为了北伐筹款，可实际上呢？还不是变着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这苛捐杂税，比以前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还要厉害。那些当官的，一个个脑满肠肥，吃得油光满面，可老百姓呢？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朱师爷点了点头：“这话说得在理。国民党人，嘴上说的是三民主义，可实际上做的，却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些豪绅地主，一个个都加入了国民党，还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
“可不是嘛。”傅鉴飞叹了口气，“就说咱们武所县城的钟绍葵，那可是个出了名的恶霸，出身富户老财家，杀不了少人，有几十杆枪，现在听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救乡团首领，更加无法无天了。听说他最近又在扩充人马，到处抓壮丁，力量越来越大。”
朱师爷冷笑一声：“钟绍葵？那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他能当上这救乡团首领，还不是靠着溜须拍马，贿赂上级？这种人，国民党也会吸收，只会坏事。”
傅鉴飞点了点头：“还有那个李长明，以前是个教书先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到处宣传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虽然有些过激，但说的是实话，老百姓确实苦啊！”
“这李长明，也是个不安分的主。”朱师爷撇了撇嘴，“他鼓动那些泥腿子跟地主斗，这不是煽动造反吗？这武所县城，几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哪能说变就变？”
傅鉴飞摇了摇头：“朱师爷，你这话就不对了。这世道，本来就是要变的。如果不变，那咱们老百姓永远都要受苦受难。”
“傅先生，你这话可要小心。”朱师爷连忙制止道，“这共产党人的口号，听听就算了，可不能当真。要是被国民党知道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傅鉴飞摆了摆手：“我一个老头子，怕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共产党人的有些主张，确实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说这‘减租减息’，这武所县城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交给地主，自己却吃不饱。要是能减租减息，那日子就好过多了。”
“这减租减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朱师爷摇了摇头，“那些地主，哪个是省油的灯？他们会乖乖地把自己的利益让出来？恐怕到时候，又要闹出什么乱子。”
“所以，这就要看谁有本事了。”傅鉴飞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如果国民党能真正为老百姓着想，那他们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如果共产党能带领老百姓推翻地主阶级，那他们也能赢得民心。这世道，最终还是要看谁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朱师爷沉默了，他端起茶杯，一口喝干，似乎想要掩饰内心的复杂情绪。
“傅先生，你真是个明白人。”朱师爷放下茶杯，叹了口气，“只是这世道，不是明白就能改变的。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只能随波逐流，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
傅鉴飞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知道朱师爷说的是实话，在这乱世之中，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总得有良知，正义。
傅鉴飞放下手中的茶盏，青瓷与红木桌面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前几天，我听说上海那边发生了一些工人运动虹口那边的日资纱厂，工人们因为连续加班三个月，连大年初一都要开工，终于忍无可忍集体罢工了。
朱师爷正用一方绣着云纹的帕子擦拭着金丝眼镜，闻言动作顿了顿。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起，像是在透过这副西洋眼镜打量更远的地方：这事我也听说了。他放下帕子，声音压得很低，就在上周三，三千多工人堵了厂门，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月结工资。那些日本资本家他冷笑一声，当场就叫来了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傅鉴飞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苦涩的茶汤在舌尖打转：我表弟在申报当记者，他说现场巡捕们拿着警棍见人就打，有个女工抱着孩子在前面劝，被巡捕一把推倒在铁轨上。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听说那天下着雨，血水混着雨水在铁轨上流了老长。
可不是嘛！朱师爷摘下眼镜，用衣角仔细擦拭着镜片上的雾气，上海滩是什么地方？那是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青帮大亨和洋买办们说了算的地界。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反射出一道寒光，那些资本家，背后站着洋人和军阀，他们怎么可能容忍工人运动？
傅鉴飞紧绷着面容：我听商务印书馆的老陈说，现在连书局里的排字工都在串联那些工人，要是敢反抗
那还不是自寻死路！朱师爷猛地一拍扶手，檀木椅腿在青砖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他凑近傅鉴飞，浑浊的眼睛里闪过无奈：上个月闸北的印刷厂罢工，领头的七个工人，第二天就被人发现咳咳，在苏州河的码头边上。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尸体都泡肿了。
傅鉴飞转过身来，茶几上的《申报》头版还印着实业救国的标语，与他们的对话形成荒诞的对照。他低声道：可工人们也是被逼到绝路了米价涨到二十文一斤，工钱却十年没动过。
朱师爷重新靠回椅背，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上雕刻的如意纹：我大清亡了都十六年了，可这世道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窗外远处飘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还是谁的枪杆子硬，谁说了算。那些工人唉，不过是乱世里的蝼蚁。
傅鉴飞把茶盏轻轻放下，青瓷与紫檀木几相撞，发出一声脆响，他语气忽然低沉：“师爷，我忽然想起一桩事——几天前，我在《申报》的夹缝里读到一条短讯，说浦东英美烟厂罢工的工人被‘义勇队’开枪打散了，死了三个，伤了二十多。短短两行字，后面却跟了一句‘秩序已恢复’，看得人心里发凉。”
朱师爷把旱烟锅在鞋底磕了磕，灰白的烟丝簌簌落下。他叹了口气：“我这边听到的版本更黑。说是公共租界巡捕房先放‘马队’冲人，高头大马一跑，人就像麦个子一样倒；然后华捕、印捕、安南捕排成三排，第一排蹲，第二排跪，第三排站，轮流放枪。工人手里只有竹杠、铁锹，连菜刀都被搜走了。黄浦江退潮的时候，浮上来七八具尸首，赤着脚，裤腿卷到膝盖——一看就知道是纱厂里的‘筒管工’。”
“可报上只字未提。”傅鉴飞冷笑一声，“上海滩的报馆，一半是洋人开的，一半是虞洽卿、杜月笙们投的资。他们当然说秩序恢复，他们怕的不是死人，怕的是‘工潮’两个字上头版，怕的是股票交易所里棉纱、烟草、火柴的价格往下掉。”
朱师爷把声音压得更低：“傅先生，您别忘了，上海是‘国中之国’。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再加上一个华界市政府，三套警察、三套监狱，连枪声都分得出洋腔、土腔。可不管哪一套，枪口最后都对准工人。五卅那年，英国人开机关枪，中国人也开机关枪；前年英美电车罢工，法租界把‘安南兵’调来，刺刀上枪，红布条一扎，冲进人群就扎，扎完拍拍屁股回营房吃面包。”
傅鉴飞起身踱了两步，皮鞋在拼花地板上踏出沉闷的回响：“我听说这次闸北的工人，领头的是个湖北伢子，原先在汉口当过兵，北伐的时候丢了一条胳膊。他带人在厂门口支了一口大铁锅，煮稀粥给罢工的吃，粥里掺了盐、辣椒，还放几片肥猪肉——说是‘让弟兄们有力气’。结果第二天一早，锅底就被人掀了，粥泼了一地，锅沿上钉着一张字条：‘再不散，连锅端。’落款是‘护工队’，其实就是黄金荣的徒弟。”
朱师爷把烟锅往桌上一放，发出“嗒”一声：“工人哪懂这些？他们只知道一天不做工，老婆孩子就揭不开锅。纱厂里的‘包身工’，十六块鹰洋包三年，病死、累死都算东家的；烟厂里的‘拣叶工’，一天要拣一千二百斤烟叶，指甲缝里全是焦油，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可越是苦，他们越想抱团——去年商务印书馆罢工，工人把‘救国’、‘救自己’刷成标语，贴得满福州路都是；今年闸北水电厂罢工，工人自己凑钱买蜡纸、钢板，连夜刻印传单，第二天一早就能撒遍半个上海。他们没枪，可有笔、有嘴、有脚，会唱歌、会喊口号，会一传十、十传百。”
傅鉴飞停下脚步，目光落在墙上那幅《中国地图》上：“可师爷您也清楚，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不是‘苦力的乐园’。洋行大班、银行买办、青帮大亨、南京来的新贵，他们坐在汽车里，隔着玻璃看游行队伍，就像看一场马戏。只要股票不跌、房租不跌、鸦片馆的生意不断，死几个工人算什么？公共租界去年一年的‘特别费’——就是给巡捕房买子弹、买警棍、买装甲车的钱——足足四十万两白银，比工部局修马路的预算还多。”
朱师爷把茶碗推到一边，手指蘸了水，在桌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工”字，又画了一个圈把它圈起来：“傅先生，您说‘武力镇压’四个字轻巧，可在我看来，那是上海滩最精密的机器在运转。洋人的银行负责出钱，青帮负责出人，工部局负责出枪，报馆负责把死人说成‘暴徒’，把开枪说成‘维持秩序’。一环扣一环，比纱厂的纺锭还紧。工人呢？他们只有一腔血，可血再热，也抵不过马克沁的冷水套筒。”
傅鉴飞沉默片刻，忽然问：“师爷，那依您看，这盘死局，还有活路吗？”
朱师爷望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空，缓缓道：“活路？也许有。只是不在上海，而在更远的地方。您别忘了，当年武昌的枪声，前几年是海丰的农会，现在又是上海的工运，还有苏俄的《真理报》隔三岔五就登中国工人消息。上海滩的资本家能买通工部局，可买不通黄河决堤、买不通长江发水、买不通四万万人的肚子。工人今天倒下去，明天还会再站起来——只要烟囱还在冒烟，只要纱锭还在转，他们的手就还会伸出来，要活路。”
傅鉴飞重新坐回椅子，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抿了一口。叹了口气：“这些资本家，真是太狠了。难道他们就不能体谅一下工人的辛苦吗？那些工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工厂做工的。他们也是人，也应该得到尊重。”
“傅先生，你这话，也只能在这里说说。”朱师爷压低声音道，“在上海滩，谁敢说资本家的坏话？那些资本家，可是有钱有势，他们一句话，就能让你家破人亡。”
傅鉴飞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这世道不应该这样。那些有钱人，应该多做些善事，帮助那些穷人，而不是一味地压榨他们。”
“傅先生，你真是太善良了。”朱师爷叹了口气，“只是这世道，善良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傅鉴飞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知道朱师爷说的是实话，在这乱世之中，善良往往会被人利用。但是，他相信，只要心中有善良，即使被人利用，也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丝温暖。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钟声，朱师爷掏出怀表看了看：申时三刻了，该去给王督办送节礼了。他站起身整了整马褂前襟。
这时，药铺的门帘被掀开，傅鉴飞的妻子林蕴芝走了进来。
“当家的，泽生熬好了药，你看看。”林蕴芝穿着一件粗布棉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
傅鉴飞点了点头：“好，我这就去看看。”
他起身对朱师爷说道：“朱师爷，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看看药。”
朱师爷也站起身，拱手道：“傅先生，告辞了。”
傅鉴飞将朱师爷送到药铺门口，看着他消失在雨幕之中。
回到药铺，林蕴芝问道：“当家的，你跟朱师爷在聊什么呢？看你们神情严肃。”
傅鉴飞叹了口气：“还不是这乱世时局。蕴芝，你说，这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啊？”
林蕴芝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只希望，咱们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傅鉴飞点了点头，搂住妻子的肩膀，轻声说道：“会的，一定会的。”
济仁堂前堂，学徒泽生正在整理药材。傅鉴飞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泽生，最近药铺是不是抓药的多了？”傅鉴飞问道。
泽生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笑着说道：“师傅，最近是多了些，很多人都来买药，说是要预防风寒。”
傅鉴飞点了点头：“嗯，现在是春天，天气变化无常，容易感冒。你要多注意药材的质量，不能让病人吃了假药。”
“师傅放心，我一定会的。”泽生认真地说道。
傅鉴飞点了点头，心中感到一丝欣慰。泽生是个好孩子，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如果将来做医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
“泽生，你有没有听过共产党人的事情？”傅鉴飞突然问道。
泽生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听过一些。他们说要‘打土豪，分田地。’”
傅鉴飞点了点头：“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吗？”
泽生犹豫了一下，说道：“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些道理。那些地主，确实太欺负人了。可是，‘打土豪，分田地’，会不会太过了？这武所县城，几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要是突然改变，会不会出乱子？”
傅鉴飞笑了笑，拍了拍泽生的肩膀：“泽生，你能这么想，很好。这世道，不是非黑即白的。有的主张，确实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有的做法，也确实有些过头。少说，多看，再多想，想了再说，或者想了也不说。”
泽生认真地点了点头：“师傅，我明白了。”
傅鉴飞欣慰地笑了笑。他知道，泽生这孩子是聪明，将来也许会有出息。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似乎永远不会停歇。在这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都在为了生存而努力。傅鉴飞站在济仁堂的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