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封年间（约公元前110年-前105年），一位风尘仆仆、面容清癯而目光炯炯的中年史官，来到了洛阳故地。他便是司马迁，时任太史令，正为撰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史书而遍访名山大川，搜罗遗文古事，勘察历史现场。
此时的洛阳，虽已不再是帝国的政治中心，但依旧是关东重要的文化名城与交通枢纽，城阙宫观的遗迹尚存，市井闾里间仍承载着悠远的历史记忆。司马迁此行的目的之一，便是深入探访与那位以合纵之术搅动天下风云的纵横家——苏秦相关的故迹与尚在流传的民间记忆。
他行走在洛阳略显萧瑟却格局俨然的街巷之间，脚下是历经数百年磨损的石板路，目光拂过那些虽已残破却依稀可见往日规制的里坊墙垣，试图在脑海中复现两百多年前，那个出身贫寒、名叫苏秦的洛阳青年，是如何在此地“头悬梁锥刺股”，于困顿落魄中发愤苦读的情景。他特意寻访了城东据说曾是贫民聚居的旧坊区，又在可能曾是周王室宫殿区域附近的学馆遗址徘徊良久。
在一处老宅枝叶扶疏的古槐树下，司马迁拜访了一位须发皆白、精神矍铄的八旬老者。老者自称祖辈世代居于洛阳，对本地旧闻轶事所知甚详。摇着蒲扇，啜着粗茶，老者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史官娓娓道出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言语间仿佛亲历：
“太史公垂问苏秦子啊……老朽幼时，常听祖辈言讲，其家本在城东陋巷之中，贫甚，仅有薄田数亩，茅屋数椽。苏秦早岁出游列国，求说诸侯，数年之间，资用乏绝，形容枯槁，大困而归。其兄弟嫂妹妻妾，非但无有慰藉，反皆于背地窃笑之，曰：‘吾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之利以为务。今子弃本业而专事口舌游说，致此困厄，不亦宜乎！’苏秦闻之，深自惭愧，更感伤悲，乃闭户不出，尽发其藏书遍观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之谋，伏案昼夜诵习，倦极欲睡，则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犹不辍也！如此期年，揣摩既成，乃自叹曰：‘以此说当世之君，岂足致卿相之位哉！’”
老者的话语，将《史记》中那段简略的记载，赋予了更加生动鲜活的细节与饱满的情感色彩。司马迁听得入神，身体微微前倾，不时在随身携带的汗青木牍上，用锋利的小刀刻下关键的字句，生怕遗漏分毫。
司马迁进而询问关于苏秦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的传说。老者眼中顿时流露出神往与自豪的光芒，仿佛那是整个洛阳的荣光：“都说那六国相印皆是纯金所铸，沉甸甸的，光华耀目哩！苏秦子当年佩着它们，高车驷马，仪仗煊赫，路过洛阳时，连那时名义上的周天子（周显王）都特遣使臣清扫道路，设帷帐，备酒食，亲至郊外慰劳他呢！至于他家中那些兄嫂妻子，”老者顿了顿，语气带着几分世情的讥诮，“吓得是伏地不敢仰视，匍匐蛇行，以额触地，奉食进酒，恭敬无比，哪里还有半分当年嘲笑讥讽的模样！” 这些充满戏剧性的细节，虽未必全然信史，却极大地丰满了苏秦戏剧性的人生弧光，也折射出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
司马迁还从其他一些市井老者或旧吏后裔口中，听到了一些更为离奇曲折的传闻。比如有说法称苏秦晚年并非如史载般在齐国遇刺身亡，而是功成名就之后，看破世情，悄然隐入深山修道去了；又或者，他其实早已洞察秦国必将一统天下的大势，其倡合纵、佩六国相印，不过是行缓兵之计，为山东六国争取喘息之机……这些传闻，司马迁以其史家的严谨与审慎，并未直接采信入正史，但它们无疑加深了他对苏秦其人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在后世民间评价中分歧性的认识，让他笔下的形象更加立体。
通过这次深入民间的走访，司马迁收集到的，绝不仅仅是冰冷干瘪的年份事件，更是弥漫在历史尘埃中的鲜活气息、真切情感与集体记忆。这些带着温度、甚至有些夸张失实却富含社会心态的第一手口碑材料，与他从《战国策》、《秦记》等官方或半官方典籍中梳理出的框架记录相互印证、补充、辩驳，最终将经过他的考辨取舍、匠心熔铸，凝聚成《史记·苏秦列传》中那个有血有肉、机变百出、令人赞叹其才又令人唏嘘其遇的传奇形象。
司马迁访苏秦故地，闻轶事于故老。一位追求信史的伟大史学家，与一位凭口舌左右时代的传奇纵横家，跨越两百余年的时空，在这片承载着无数兴衰记忆的古老土地上，完成了一次依靠文献与口碑、理智与想象交织的无声对话。这次对话的成果，便是为后世留下了一段相对完整、生动、深刻，既见事功亦见性情，既有骨骼亦具血肉的不朽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