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调停赵燕边界争端，如同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圆满落幕，极大地提升了苏秦作为纵约长的威望，也向天下验证了他整合中原、仲裁内部事务的非凡能力。正当列国使节尚在邯郸热议此次仲裁的智慧与果决时，一个更为复杂、牵涉更广的仲裁请求，便如同南方的急风，裹挟着潮湿的硝烟味，传到了武安君府——楚国与越国残余势力之间，因边境领土及沿海贸易权益，爆发了难以调和的激烈冲突。
楚越之争，实乃积年沉疴。自春秋以来，地广人众的楚国便如同一条不断膨胀的巨蟒，持续向南扩张，吞并了无数南方小国，其疆界最终与散居山林水泽的百越部落接壤，摩擦与冲突如同蔓草，延绵不绝。进入战国，尤其是楚怀王时期，楚国在淮北之地取得战略性胜利后，国力与野心一同急剧膨胀，对南方越地的渗透与压迫更是变本加厉。楚国的边军和封君们不断蚕食越人传统的渔猎山林之地，设立关卡，垄断沿海贸易之利。而越国虽经昔日霸业崩塌，宗室离散，但其遗民与诸多越人部落血脉未断，不甘故土被侵、生计被夺，他们依托错综复杂的山林水道，时降时叛，与沿海的一些强大越人部落（如闽越、扬越等）联合，不断骚扰楚国漫长的东南边境和利润丰厚的沿海商路，劫掠货物，焚烧粮仓，甚至伺机攻击楚军孤立的哨所。这种“打了就跑”的袭扰，让强大的楚军疲于奔命，深以为耻。
楚怀王熊槐对此大为光火，在他看来，这些“断发文身”的越人反复无常，不识天威，多次招安皆阳奉阴违，实属冥顽不化。盛怒之下，他欲派大将昭滑率领精锐大军南下征剿，意图彻底扫平东南，将越地完全郡县化，一劳永逸。然而，令尹昭雎、重臣陈轸等较为清醒的老成谋国之士则顾虑重重。他们在廷议之上直言不讳：一方面，越地非中原平原，那里山高林密，水道纵横如迷网，瘴疠横行，大规模用兵，粮草转运艰难，士卒易生疾病，纵然能赢得几场野战，也难以根除化整为零、散入深山的越人抵抗，恐成消耗巨大的持久泥潭；另一方面，楚国新得淮北之地，需要时间消化安抚，稳固统治，而西边虎狼之秦正虎视眈眈，若楚国主力深陷东南战场，国都郢城空虚，难保秦国不会趁机出武关，沿汉水而下，直捣腹心，那时将悔之晚矣。
就在楚廷战和两派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之际，一位身份特殊的大臣——三闾大夫屈原，提出了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提请纵约长苏秦进行仲裁。
屈原的理由条分缕析，切中要害：首先，苏秦刚刚成功调停赵燕之争，其个人威望和合纵机构的权威正值巅峰，由他出面，双方或能接受。其次，楚越之争虽属南方事务，但若处理不当，引发大规模长期战事，必然大量牵制楚国兵力，这将严重影响合纵联盟对抗秦国的整体实力和战略稳定，苏秦作为纵约长，有责任维护联盟整体利益。最后，也是更深层的考量，借此机会，可以试探苏秦对楚国事务的介入程度，以及其仲裁是否真的能秉持“公正”，这对未来楚国在合纵体系中的地位和行动自由度，至关重要。
楚怀王对苏秦的情感本就复杂，既忌惮其权势，又不得不倚重合纵之势。他仔细权衡，觉得屈原此议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少也能避免当下劳师远征的风险，便最终首肯。于是，楚国的仲裁请求文书，连同越人部落（通过暗中与中原有联系的越族商人等渠道递交）充满悲情的申诉状，一并被快马送到了邯郸苏秦的案头。
苏秦心里明白，这一次的仲裁，远比赵燕之争更为棘手。赵、燕同属华夏核心诸侯，有明确的国家形态、成文法理和历史盟约可作为仲裁依据。而楚越之间，关系的本质是强大的王国与正被侵蚀的土着势力、是“文明”与“蛮夷”的碰撞，法理依据模糊不清，历史积怨深重，更多是凭借赤裸裸的实力说话。简单的各打五十大板或支持一方，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深谙情报重要的苏秦，并未立刻表态或召集双方。他再次悄然启动了那张无声覆盖列国的“蛛网”，下达指令：不惜代价，摸清楚越边境的真实态势——越人各部落的分支、势力范围、诉求差异、内部矛盾；楚国边境将领的真实意图、地方封君的态度、军备补给的实际状况；乃至郢都城内，楚怀王、昭雎、屈原以及主战派昭滑等人在此事上微妙的分歧与权重。他要的，不是双方在台面上的冠冕之词，而是水面下的暗流与基石。
在“蛛网”带回详实情报后，苏秦才在气象森严的武安君府正堂，正式接见了楚国使者与越人部落的代表。楚使是一位名叫景邵的贵族，言辞倨傲，身着华服；越人代表则是一位名叫无余的部落长老，面色黧黑，身形精干，虽通晓华夏语，但眉宇间带着挥之不去的悲愤与警惕。
景邵率先发言，态度强硬，他历数越人“不服王化”、“背信弃义”、“劫掠商旅、攻击官军”的诸多“罪状”，引经据典，强调楚国对东南享有自古以来的“征伐之权”，要求纵约长苏秦明确支持楚国出兵“平叛”，并声称此举是为维护合纵联盟东南边境的“稳定与秩序”，符合联盟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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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余长老则强压怒火，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华夏语，悲愤地控诉楚国如何步步紧逼，侵吞越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压迫其族人，垄断盐铁贸易，使得越人生计日益艰难。他声称，越人的反抗实属被逼无奈，是为生存而战，他们不愿与强大的楚国为敌，只求能保有现有的栖息之地和进行公平贸易的基本权利。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堂上气氛剑拔弩张，仿佛一点火星就能引爆。
苏秦高踞主位，面容沉静如水，只是默默倾听，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言辞的表象，直抵双方内心的真实诉求与恐惧。直到双方陈述完毕，堂内陷入一片压抑的寂静，他才缓缓睁开微阖的双目，沉吟片刻，声音沉稳而清晰地响起，带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不容置疑的权威：
“楚越之争，绵延数十载，积怨已深，非一日之寒所致。本约长深知，双方皆有其不得已之处。”他先定下基调，表示理解双方的困境，缓和了紧张气氛，随即话锋一转，“但，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当今天下大势，强秦虎视于西，合纵抗秦乃存亡之道，是为大局。东南若起烽烟，徒耗华夏之力，予虎狼以可乘之机，此绝非天下之福。”
他目光扫过景邵和无余，继续道：“故此，为顾全合纵大局，亦为楚越双方长远计，本约长裁定如下——”
苏秦提出的方案，条分缕析，却让双方初听之下都感到十分意外：
“其一，楚国需即刻停止对现有越人主要聚居区（随后由纵约长府派员协同双方勘定大致范围）的一切军事进攻与经济压迫，正式承认越人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内的自治之权。越人各部首领，需共同奉表，向楚王行称臣纳贡之礼，然贡物种类、数量需从简，以示羁縻，不增越人负担。”
“其二，越人各部落，需歃血为盟，共同立誓，停止对楚国边境城邑、军事哨所及所有水陆商路的一切袭击、劫掠行为。越人内部纠纷，可由其部落长老依传统习惯法自行裁决，但绝不得以此为由对外寻衅。”
“其三，于双方边境地带，由纵约长府指定地点，开设三处官督民营之互市。允许楚商与越人自由入市交易，楚国官府不得实行贸易垄断，需确保公平交易，盐铁等物需合理定价；越人则需发誓保障互市安全，并按约定税率缴纳市税，税款由纵约长府派员监督，部分用于维持互市，部分上缴楚国国库。”
“其四，以上三条，即为盟约。由本纵约长府派遣专职司马及吏员，常驻边境及互市，监督执行。若此后任何一方有违反此约之举，无论是楚兴无名之师，还是越行劫掠之事，均视为对合纵权威之挑战。本约长有权依据盟约条款，采取包括经济制裁、通告列国谴责，乃至联合其他盟国进行必要军事干预在内的一切手段，以维护协议之效力，确保安宁！”
这一方案，堪称平衡艺术的典范。它既给了楚国最看重的“面子”——越人名义上的称臣纳贡，满足了楚怀王的天朝上国虚荣心，使其对国内有所交代；又给了越人最需要的“里子”——实质性的自治权、生存空间和公平的贸易权利，避免了亡族灭种的危机。对楚国而言，避免了可能陷入战争泥潭的风险，稳住了东南边境，能更专注西线；对越人而言，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和发展空间。而最精妙之处在于，苏秦将最终的监督执行和仲裁权，牢牢抓在了纵约长府手中，这使得他的权力触角，第一次实质性地越过长江，延伸到了广袤的江南乃至沿海地区，为未来干预更广泛的“蛮夷”事务树立了先例。
景邵使者心中虽略有遗憾，未能借苏秦之手彻底解决越地问题，但细想之下，此方案确为楚国避免了巨大风险和消耗，且监督权在苏秦手中，也是对越人的一种强力制约，回国复命足以交代。而无余长老，更是内心狂喜，几乎不敢相信条件如此优厚，能保住家园和传统生活方式，称臣纳贡的象征性代价简直微不足道。
“纵约长明察秋毫，裁决公正！人谨遵仲裁！”片刻的权衡与沉默后，景邵与无余几乎同时躬身，向堂上那位一言可决千里之外战和的纵约长，表达了遵从。
苏秦仲裁楚越之争，一言九鼎，使干戈暂化玉帛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列国朝野。这一次，列国君主和策士们感受到的震撼，远胜于赵燕调停。苏秦不仅能调解华夏诸侯内部的纷争，甚至其权威已然能够跨越华夷之辨的鸿沟，仲裁一个老牌王国与被视为“蛮夷”的土着势力之间的复杂冲突，并且双方皆能服从。这种影响力，已然超越了春秋以来任何一位霸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天下共主”的雏形姿态。一言出，而楚越息兵，商旅复通，此等威望与权柄，当真旷古烁今，合纵之势，至此臻于极盛。苏秦本人，立于邯郸城头，南望楚天，深知脚下的权力之峰，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前方的风，也必将更加凛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