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有较系统文字（甲骨文）记载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其法律法规体系已无完整文献留存，我们对商朝法律的了解主要通过甲骨文卜辞、考古发现（如殷墟遗址）以及后世文献（如《尚书》《左传》《史记》等）的间接记载。以下是对商朝法律法规特点的综合梳理：
商朝法律以“神权法”为核心，统治者宣称“天命”“天罚”，将王权与神权结合。商王作为最高统治者，既是政治领袖，也是最高祭司，通过占卜（甲骨文）向上帝和祖先请示，将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神化。例如，甲骨文中常见“王占曰：吉，无咎”等记录，司法裁判常以占卜结果为依据，体现“神明裁判”的色彩。
商朝已形成早期宗法制度，法律严格维护等级秩序。贵族与平民、奴隶的权利义务截然不同，刑罚对不同阶层差异悬殊。例如，贵族可能受“象刑”（象征性惩罚，如穿戴特殊服饰示众），而平民和奴隶则常被处以肉刑或死刑。
商朝法律以习惯法为主，尚无成文法典传世。甲骨文记载的多为具体案例（如盗窃、祭祀违规、军事犯罪等），而非抽象法条。后世文献提及的“汤刑”（商汤制定的刑法）可能是对商朝法律的总称，但具体内容已不可考。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推测其为一部综合性刑法。
商王的命令（如“王令”“王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尤其在军事行动中发布的“誓”汤誓》《牧誓》），既是动员令，也是战时法律，违反者会被严惩（如“戮于社”，在神社前处死）。
根据甲骨文和文献记载，商朝的罪名主要包括：
三者均处死刑。
商朝刑罚以残酷着称，后世概括为“五刑”，但具体内容与西周“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略有差异，主要包括：
这些酷刑多带有威慑和报复性质，部分可能与祭祀仪式相关（如人殉、人祭）。
商王掌握最高司法权，重大案件由商王亲自裁决。贵族参与司法事务，基层司法可能由地方诸侯或部落首领负责。
商朝已有监狱，称为“圜土”（圆形土牢）或“羑里”（地名，今河南汤阴，据《史记》载，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囚于羑里）。
由于商朝文献匮乏，对其法律的研究仍存在争议。例如，“炮烙”等酷刑是否为常规刑罚，或仅为纣王时期的极端案例，尚无定论；甲骨文主要记录王室活动，基层社会的法律实践难以考证。因此，现有认知仍需依赖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补充。
总之，商朝法律是早期神权法与宗法等级制度的结合体，其残酷性与原始性反映了国家形成初期的统治需求，也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奠定了早期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