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七分，刑侦支队dna实验室的日光灯惨白如霜。
周浩推开厚重的隔离门时，技术员李曼正盯着电脑屏幕上扭曲的波形图，眉头紧锁。她三十出头，短发利落，是局里最年轻的dna分析专家，曾因在十年悬案中成功提取降解样本而闻名。
“周队。”她没抬头，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样本编号sxf-1018，阴道拭子提取物。三次重复检测，结果一致。”
“什么叫没有精子？”周浩走到她身后，屏幕上是一串他看不太懂的色谱图。
李曼调出对比界面。左边是正常精液样本的dna图谱，右边是孙秀芳体内提取的样本——关键区域一片空白。
“您看这里，”她指着屏幕，“在人类基因组中，精子的dna是高度浓缩的单倍体。正常精液每毫升含有1500万到2亿个精子。但这份样本里，我们检测到了精液特有的前列腺酸性磷酸酶、果糖、锌等成分，确认是精液无疑。”
“但就是没有精子细胞？”
“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完整的精子细胞核。”李曼切换画面，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的图像，“我们观察到了细胞碎片，可能是一些未成熟的生殖细胞或已经破裂的精子残骸，但没有完整的、含有dna的精子。”
周浩盯着那些模糊的灰色图像：“这怎么可能？”
“几种可能性。”李曼调出一份医学文献摘要，“一是样本被破坏。但保存和运输流程规范，实验室操作无误，其他样本检测正常，这种可能性很低。”
“二是？”
“二是医学异常。”她放大一段文字，“无精子症。患者可以正常射精，但精液中完全没有精子。这可能是先天性的，也可能是后天手术造成的——比如输精管结扎术。”
周浩感觉太阳穴突突直跳：“输精管结扎？”
“对。结扎后，睾丸仍产生精子，但被截留在附睾内自行吸收。射出的精液只包含精囊和前列腺的分泌物，没有精子。”李曼停顿了一下，“还有两种更罕见的情况：青春期前男孩，睾丸尚未开始生成精子；或者高龄男性，生精功能完全衰竭。”
“年龄范围？”
“如果按这几种可能性反推，”李曼调出计算界面，“施暴者可能是：14岁以下尚未发育完全的男孩；60岁以上生精功能衰退的老年男性；任何年龄但做过结扎手术的男性；或者先天无精症的男性——这种发病率约1。”
周浩深吸一口气：“这意味着我们的排查范围”
“从原先的‘有精液所以是成年男性’，扩大到几乎涵盖所有男性——只要他符合上述任一条件。”李曼的声音很平静，但周浩听出了一丝不安，“而且，由于没有精子，我们无法提取核dna。常规的str分型做不了，数据库比对无法进行。”
实验室陷入短暂的沉默。仪器发出低低的嗡鸣声，像某种不祥的预兆。
“还有什么线索吗？”周浩问，“哪怕一点。”
“有一线希望。”李曼调出另一组数据，“虽然核dna缺失，但我们尝试做了y-str分型——针对y染色体的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y染色体只存在于男性，且父子相传，十代内序列基本不变。”
“成功了？”
“部分成功。”她指着屏幕上不完整的条形图，“我们得到了一段残缺的y-str图谱，大约有8个位点。理论上，如果能有更多样本或者更完整的数据，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男性的父系家族。”
周浩盯着那残缺的图谱，像盯着黑暗中的一星微光：“这8个位点，能比对吗？”
“数据库里没有完全匹配的。但有三个相似案例，都来自同一个地区——城东老工业区。”李曼调出地图，“这一片以前是纺织厂、机械厂集中的地方，很多工人家庭几代人都住在那里。”
“孙秀芳年轻时就在纺织厂工作。”
“是的。”李曼看向周浩，“如果这个样本的y染色体特征真的来自那一带，那可能与孙秀芳的过去有关。”
周浩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两页。他合上本子，看向窗外。城市还在沉睡，但东边的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
新的一天开始了，但这个案子却陷入了更深的迷雾。
上午九点，刑侦支队会议室。
椭圆会议桌旁坐着六个人：周浩、副队长赵建国、法医老秦、技术员李曼，以及两位外请专家——市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吴启明，和省厅刑侦技术处的老专家陈永年。
投影屏幕上显示着现场照片、尸检报告和那份诡异的dna分析结果。
“我从业三十八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陈永年推了推老花镜，声音沙哑，“精液无精子，在刑事侦查中极其罕见。但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有个案子，好像是河南的”
他翻着带来的档案袋，抽出几页发黄的复印件。
“1993年，洛阳郊区强奸杀人案。现场提取到精液，但当时技术有限，只做了血型鉴定。后来抓获嫌疑人，是个45岁的男子，十年前做了结扎手术。当时这个细节成了定罪的关键证据之一——因为嫌疑人起初辩称自己性无能，但精液样本证明他能射精，只是没有精子。”
周浩迅速记录：“所以结扎的可能性很大。”
“但不止。”吴启明接话，他四十多岁，穿着白大褂，说话带着学术腔，“从医学角度，无精子症分为梗阻性和非梗阻性。结扎属于人为梗阻。先天性输精管缺如、附睾发育不全等也属于梗阻性。而非梗阻性包括染色体异常、下丘脑垂体疾病、睾丸生精功能障碍等等。”
他调出一张复杂的医学图表：“简单说，如果一个男性精液中没有精子，他可能是：一，14岁以下，睾丸未发育；二，60岁以上，生精功能衰竭；三，做过结扎或相关手术；四，患有各种先天或后天的无精症。”
“年龄跨度这么大，”赵建国皱眉，“我们怎么排查？”
“先从最容易的入手。”周浩在白板上写下关键词，“结扎手术有医疗记录。14岁以下男孩——这个年龄段的性犯罪者相对少见，但不排除可能。60岁以上男性，体力和作案能力要评估。先天性疾病这个最难查。”
老秦补充：“现场痕迹看，凶手有一定体力。死者体重55公斤，要制服她并实施勒颈，需要一定力量。14岁男孩或60岁以上老人，可能性相对较低。”
“但不排除。”吴启明说，“青少年在性冲动下可能爆发出惊人力量。老年人如果有长期体力劳动基础，也可能具备作案能力。”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陈永年和赵建国都在抽烟。周浩平时不抽，但今天也点了一支。
“技术层面呢？”他问李曼，“除了y-str，还有什么能做？”
“我们还在尝试从细胞碎片中提取线粒体dna。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但所有细胞都有，包括精液中的其他细胞。如果运气好，可能能从精液中的上皮细胞或白细胞里提取到。”李曼顿了顿，“但量太少了，成功率不超过30。”
陈永年敲了敲桌子：“我建议走老路。既然高科技暂时受阻，就回到最基本的刑侦手段：动机、时机、手段。什么人会想杀孙秀芳？仇杀？情杀？财杀？或者随机作案？”
周浩调出现场物品清单：“贵重物品只丢失了一个玉镯，抽屉里的现金和金项链都没动。仇杀目前没发现明显仇人。情杀丈夫长期在外，但感情似乎稳定。邻居反映最近有个保安过分热情，但我们已经问询过。”
“保安怎么说？”
“他说昨晚在家睡觉，无人证明。手上有抓痕，说是猫抓的。”周浩调出陈建国的询问录像，“你们看他的微表情。”
画面中，当问到“昨晚8点到10点在哪里”时，陈建国的眼球向右上方转动——心理学上，这通常表示在构造画面，而非回忆真实场景。
“他在撒谎。”陈永年一眼看出。
“但证据呢？”周浩反问，“没有dna匹配，没有目击证人，只有模糊的监控画面。我们最多扣留他24小时。”
会议室再次沉默。
这时，周浩的手机震动。是派去孙秀芳老同事那里的侦查员发来的消息：
“周队，问到一个关键信息：孙秀芳年轻时有个追求者，叫陈志远，当年在纺织厂当电工。据说追求得很疯狂，孙秀芳结婚后还纠缠过一段时间。这人现在住城东，61岁，独居。”
61岁。
周浩把手机推到桌子中央：“61岁，符合‘高龄男性，生精功能可能衰退’的条件。而且住在城东老工业区——李曼，那个y-str的相似案例就在城东吧？”
李曼点头：“是的。”
“查这个陈志远。”周浩站起身，“赵队，你带人去。重点查他有没有做过结扎手术，或者有无相关疾病。还有，昨晚的不在场证明。”
“明白。”
“老秦，你重新检查尸体，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细节。尤其是那些微小的抵抗伤——如果凶手是老人或少年，死者可能反抗更激烈，或者更轻微。”
“好。”
“李曼，继续攻技术难关。y-str要完善，线粒体dna要争取。另外”周浩顿了顿，“查一下本市做过结扎手术的男性数据库，和警方的有前科人员比对。虽然范围大，但总比没有方向好。”
“数据库可能不完整，很多小诊所的手术记录不全。”
“能查多少查多少。”
会议结束前，吴启明突然说：“周队长，还有一种可能性，虽然很小。”
“您说。”
“样本污染。”吴启明认真地说，“如果现场有其他物质混入，或者保存容器有问题，可能导致精子破裂溶解。我建议你们复查整个证据链，从提取到送检的每一个环节。”
周浩记下了。但他心里清楚，李曼做事极其严谨，污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可能的是，他们真的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凶手——一个能留下精液却留不下dna的人。
下午一点，排查组会议室的白板上已经写满了数字。
“以案发地为中心，半径三公里内，常住男性人口约42万人。”统计员小张汇报，“如果按专家给出的四种条件筛选”
他切换投影：
“14岁以下男孩：约5800人。”
“60岁以上男性：约5100人。”
“已知做过结扎手术的男性：医疗记录可查的约1200人，但实际数字可能翻倍，因为很多人是在小诊所做的手术，没有完整记录。”
周浩看着那加起来超过一万的数字，感到一阵无力感。
“交叉筛选呢？”他问，“比如60岁以上且做过结扎的？”
“约300人。”
“14岁以下且有性犯罪可能的？”
小张苦笑：“周队，这个真没法统计。但根据青少年犯罪数据库，这个区域14岁以下有猥亵、骚扰前科的男孩有7人。”
“先查这7个。”周浩顿了顿，“还有，把名单和孙秀芳的社会关系网比对。她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所有认识的男性，挑出来重点查。”
“已经在做了。”赵建国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陈志远的情况摸清了。”
他摊开资料：“陈志远，61岁，原纺织厂电工，二十年前因工伤提前退休。独居在城东机械厂家属院3栋402。未婚，无子女。邻居说他性格孤僻，很少与人来往。”
“和孙秀芳的关系？”
“纺织厂老员工确认，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陈志远确实疯狂追求过孙秀芳。当时孙秀芳是厂花，追求者很多，但她选择了老实巴交的孙建军——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据老员工回忆，孙秀芳结婚那天，陈志远在厂里喝得大醉，差点把宿舍点了。”
“后来呢？”
“孙秀芳结婚后，陈志远消停了一段时间。但大概在她生完孩子后，又开始纠缠。有次晚上跟踪孙秀芳回家，被孙建军发现，两人还打了一架。后来厂领导出面调解，陈志远被警告处分，之后就老实多了。”
周浩翻看着陈志远的档案照片——一张二十年前的工牌照，瘦削的脸，眼神有点阴郁。
“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控制得还行。邻居说他还经常骑自行车去买菜，看起来身体不错。”赵建国补充，“关键信息来了——五年前，陈志远因为前列腺增生做过手术。医院记录显示，当时医生建议他同时做输精管结扎，因为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再生育。他同意了。”
周浩抬头：“所以他做了结扎？”
会议室里的人都精神一振。
“年龄61岁，做过结扎，住在城东老工业区，和死者有情感纠葛历史。”周浩列出关键点，“昨晚的不在场证明呢？”
“他说在家看电视。但独居，无人证明。”
“查他家的垃圾桶、下水道，看有没有销毁证据的痕迹。申请搜查令。”
“已经在办了。”
周浩感到案子第一次有了清晰的方向。但多年的刑侦经验告诉他，太清晰的指向往往意味着陷阱。
“不要只盯陈志远。”他对赵建国说，“同时推进其他方向的调查。保安陈建国那边，继续施压。还有孙秀芳的丈夫孙建军，虽然在外地，但要核实他的具体行踪。女儿女婿的社会关系也要查。”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