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工，你这……”
王建国自然看到了那版药片，这年头能够看到的西药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抗生素或者止痛药，他猜测大概率是后者。
“没什么，人老了，身上总会有些毛病，咳咳！”
见苏工不想说，王建国也不强求。
他继续在这待了一会儿后，就离开了，毕竟还有更重要的人要邀请。
隔壁办公大楼的人戴司长还等着自己过去呢！
由于两边都是办公楼的缘故，因此内部的结构还有布置都大差不差，唯一有区别的是，这里显然人去楼空。
食品工程部的墙上张贴着许多的大字公告——保障基础供给、推行公私合营、制定生产标准、管理基本建设。
“同志，您找哪位？”
一位穿着朴素警卫员小跑过来，询问道。
“我想找食品工程部的戴司长，看看他在不在，他们这是搬迁了？”王建国指着空空荡荡的办公大楼。
“是嘞！在国家的机构调整中，咱们这的食品工程部已经并入到轻工业部去了，您要找戴司长就得到隔壁才能找着……”警卫员喋喋不休，尽可能的为王建国解答迷惑。
听着他的讲述，王建国也渐渐明白。
原来如此！
为了统一管理，加速一五计划的建设，食品工程部不再细分到工程部，而是规划到轻工业部，核心统筹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食品供给，如糖、盐、罐头、卷烟等。积极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私营食品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并且负责食品工业领域的新建、扩建项目，轻工业部和食品工业部直接管理一批骨干企业，并统管主要行业的发展规划和大中型项目的基本建设工作。
由于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罐头等食品的内销市场有限，因此扩大出口以换取外汇成为重要任务。例如，当时生产的大量罐头（使用“长城牌”商标）主要面向毛熊和东欧国家出口……
戴司长他们现在就正在忙着建设罐头食品工厂，为国家赚取外汇。
得知消息后，王建国告别了警卫员，穿楼过巷，走了大约两三公里，这才缓步的来到了轻工部的地界。
这里的大楼就跟工程部的苏氏建筑风格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再是清一色的仿造，而是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
主楼居中，配楼左右对称，整体呈“凹”字形或“凸”字形，显得庄重沉稳，仔细瞧去能够清晰地看到大楼的基座、墙身和屋顶三个部分。基座由厚重的块石砌成，墙身为砖混结构的本体，顶部则是具有国内特色的灰色琉璃瓦大屋顶。
走近瞧去，就能看到轻工部大楼那清水灰色砖墙，，工艺讲究，显得朴素而坚实。长方形方窗，均匀排。檐口下方，还装饰有简化的传统梁枋彩画图案，门口几列绿树相映成趣。
王建国一路逛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到哪个公园了呢！
又找几人打听了位置，他这才如愿以偿的找到戴司长的办公室位置，楼下的警卫员刚想伸手阻止查验身份，但很快又认出王建国的面孔，直接让其“刷脸通过”。
没办法，现在整个部委里，王建国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就算没有亲眼见过，但从各家的描述里就能够大概听得七七八八。
“咚咚咚！”
王建国来到二楼敲响了办公室的木门，声音沉闷厚重。
里面窸窸窣窣的响了一会儿，方才有声音传来：“进。”
进门之后，王建国看到了一位年约五旬的老人，身材清瘦，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异常平整的深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
他的头发梳成严谨的二八分，抹着些头油，显得整齐光亮。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神——藏在一副圆框眼镜后的双眼看人时习惯性地带着三分审视的笑意，却让人感到一种被掂量的距离感。
“戴司长好，我是肉类技术部的王建国……”
还没说完，对方就已经露出笑意：“哦！小王啊！我还没调过来之前就经常听陈部长提起过你，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作为，当真是英雄出少年！怎么？找我有事？”
他说话语速不快，带着难以辨明具体地域的南方口音，用词讲究。
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对方讲话王建国总感觉心底里毛毛的。
“没什么，就是您上次不是帮了我忙吗？我想着正好我家孩子周岁宴，想请您过去……”
王建国边说话，边过去递烟，讲了讲自己大致的想法，请客、还情、吃饭。
那戴司长只是把王建国递来的大前门夹到耳朵上，随后缓缓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一包中华香烟来，放在鼻间细嗅后，方才缓缓点燃。
话语完毕，他面带笑意的抽着烟，也不说话。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一般，王建国只觉得浑身刺痒，或许在别人看来，这是一种很酷炫的方式，但是在自己看来，这就是无形之中的施压方式。
回想到，刚才在楼下看到的介绍牌，王建国的脑中缓缓想起这戴司长的资料以及之前苏工的讲述。
戴立春，原先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政府下属机构的资源管理委员会，从事过生产管理或技术规划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宝贵的工业管理经验，也让他学会了在复杂环境下周旋。解放后，他因熟悉业务被吸纳进新政府。他并非技术专家出身，却以精通行政流程、善于撰写公文报告而闻名，自称“管制度的”，认为完善的规章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更重要。
戴立春的精明体现在他对程序和规则的极致运用上。在部分技术出身的干部看来，这是官僚作风；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恰恰是对国家负责、对事业严谨。
他跟苏工冲突矛盾的根源在于苏工是典型的技术理想主义者，相信数据与实践，做事风格是干了再说，追求高效和创新。
戴司长则是程序至上者，坚信秩序与控制，认为没有规划的行动就是盲目。在他看来，苏工那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是冒险，会带来不确定性甚至风险。
这种冲突在50年代评审“四川榨菜”或“上海糖果”制定全国统一生产标准这类具体工作上会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