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屯田收入的“养士之路”——从河西走廊到洛阳太学的经费供给
汉代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与教育体系深度绑定的关键时期，“公田”作为国家掌控的核心土地资源，其多元经营模式中，屯田制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筑牢了边疆治理的物质根基，更构建起支撑太学教育的财政闭环。从西汉初年河西走廊的军屯开垦，到东汉末年洛阳太学的万人兴学，屯田收入的每一次增长，都同步推动着太学规模的扩张与经学教育的繁荣。这种“边疆屯田养士、太学育才固边”的联动逻辑，既体现了汉代“强边先强教、育才先固基”的治理智慧，更形成了“土地开发—财政积累—教育赋能—人才输出”的文明共生链条，为后世边疆治理与教育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千年借鉴。
一、制度维度：汉代屯田制度的演变与太学经费的制度性划拨
汉代屯田制度的发展，始终与国家边疆安全、财政需求及教育布局同频共振，从最初单纯的“军屯戍边”，逐步演变为“军屯与民屯并举、戍边与养学兼顾”的多元制度，而“屯田收入划拨太学”的制度安排，更是让土地资源直接转化为教育资本，实现了“疆土拓展”与“文化传承”的双向赋能。
（一）屯田制度的层级演进：从军屯戍边到军民共屯的模式升级
汉代屯田的起源，可追溯至西汉初年对西北边疆的开发。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西北匈奴频繁袭扰，边疆郡县残破，粮食供给成为戍边军队的核心难题——“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食货志上》）。为解决“运粮戍边”的高成本困境，汉文帝时期，晁错首次提出“徙民实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主张“募民徙塞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通过“国家授田、百姓耕种、战时戍边”的模式，实现“边民自给、军队足食”的双重目标。这一建议被汉文帝采纳，开启了汉代民屯的先河，也为后续屯田与教育的联动埋下伏笔。
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巩固，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规模扩大，河西走廊、西域等新拓疆土亟需稳定治理，军屯制度应运而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后，汉武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食货志下》），正式设立“田官”管理军屯事务，让戍边士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实现“兵农合一”。此时的军屯，不仅承担着戍边职责，更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河西军屯“岁得谷数十万石”，不仅满足了边疆军队的廪食需求，更有大量余粮通过“漕运+陆运”结合的方式，输送至中原腹地，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东汉时期，屯田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军屯为主、民屯为辅、官屯与私屯协同”的格局。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为恢复战乱后的社会经济，“遣谒者段忠、中郎将王霸复屯新安，复置屯骑校尉”光武帝纪下》），在中原战乱之地与边疆要害区域同步推行屯田；明帝、章帝时期，又在西域、河西、北疆等地增设屯田区，如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北击匈奴后，“置宜禾都尉于伊吾，以为屯田，遂通西域”，将屯田范围拓展至西域腹地。更关键的是，东汉时期的屯田管理体系愈发成熟，设立“护羌校尉”“度辽将军”等官职统筹边疆屯田，明确“田官秩六百石，主屯田殖谷”百官志五》），并制定“屯田租率”——军屯士兵“岁收谷，人六十石，官取其半”，民屯百姓“假公田，岁输租五斗”，规范的租率制度让屯田收入成为国家可控的稳定财源，也为后续划拨太学经费提供了制度基础。
西汉与东汉的屯田养学，呈现“从‘被动补给’到‘主动规划’”的差异：西汉初年，屯田收入优先满足戍边，太学经费仅为“结余调拨”，如汉武帝时期河西屯田“岁余谷十万石，始输太学”；东汉则将“养学”纳入屯田规划之初，如明帝设置伊吾屯田时，直接规定“岁收谷，半给戍卒，半输太学”，且新增“屯田区学官”百官志》补注），专门统筹屯田与地方教育的联动，从“事后补给”到“事前规划”的转变，标志着汉代土地与教育的联动机制愈发成熟。
（二）太学经费的制度性保障：从“廪食五十人”到“三万余生”的规模扩张
汉代太学的兴起，以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置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为标志，而太学的经费供给，从一开始便与公田收入深度绑定。最初，太学规模较小，“博士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儒林列传》），经费主要来自“太常经费”，而太常掌管的“公田租税”，便是经费的核心来源。随着太学影响力的扩大，弟子规模逐步增长：汉昭帝时期，博士弟子增至百人；汉宣帝时期，“增博士弟子员至二百人”；汉元帝时期，“更为设员千人”；到东汉顺帝时期，“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学弟子规模突破三万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儒林列传》）。
太学规模的急剧扩张，对经费的需求也同步激增，而屯田收入的持续增长，成为支撑太学发展的核心财政支柱。汉代明确规定，“屯田谷帛，除给戍卒廪食外，余皆输太学，充博士俸禄与弟子廪食”，形成了“屯田收入—太学经费”的直接划拨机制。这一机制的运行，可通过西汉与东汉的太学规模变化与屯田收入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佐证：西汉初年，河西军屯岁收谷数十万石，太学弟子仅五十人；东汉中期，西域、河西、北疆三大屯田区岁收谷数百万石，太学弟子增至三万余人，经费需求增长六百倍，而屯田收入的增长恰好匹配了这一需求。
此外，汉代还通过“专项划拨”的方式，保障太学的特殊经费需求。例如，东汉时期，每当边疆屯田获得丰收，皇帝都会下诏“赐太学博士及弟子牛酒”，并“增给廪食，人月三石”；遇到灾荒年份，屯田收入减少时，国家则会“减公田租，以补太学经费”，确保太学教育不中断。专项补充”的经费保障制度，让太学摆脱了单纯依赖中央财政的局限，通过土地开发形成了独立的经费支撑体系，也让“屯田养学”成为汉代教育制度的核心特征之一。
（三）屯田与太学的治理联动：“育才戍边”的双向闭环
汉代的屯田制度与太学教育，并非单纯的“经费供给”关系，更形成了“育才—戍边—再育才”的双向治理闭环。一方面，太学培养的经学人才，成为屯田治理的核心管理者：太学博士弟子毕业后，“高第者可以为郎中，次为太子舍人，次为文学掌故”儒林列传》），其中大量人才被派往边疆屯田区，担任“田官”“校尉”“太守”等职，将经学中的“民本思想”“治理理念”融入屯田管理。例如，西汉末年的赵充国，“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后入太学研习《论语》，毕业后前往河西屯田，提出“以兵屯田，威德并行”的策略，通过“劝农桑、兴水利、教百姓”，让河西屯田区“岁收谷百万石”，既稳定了边疆，又增加了屯田收入，反过来支撑太学发展。
另一方面，屯田区的治理实践，又为太学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教学案例。太学博士在讲授《诗经》《尚书》中的“农事篇章”边疆屯田的实践为例，如讲解《诗经·小雅·大田》“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时，结合河西屯田“引河灌田、亩产三石”的实际，让弟子理解“农本思想”值；讲授《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时，以西域屯田“拓土殖谷、安定边疆”的案例，阐释“大一统”的治理内涵。实践案例”的结合，让太学教育更具实用性，培养出的人才也更能适应国家治理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屯田养学、育才戍边”的闭环逻辑。
二、实践维度：屯田经费的输送流程与太学遗址的物质佐证
汉代“屯田养学”的制度，并非停留在文献记载的层面，而是通过明确的经费输送流程落地执行，且这一实践可通过居延汉简的简牍记录、洛阳太学遗址的考古发现得到充分佐证。从屯田区的“廪食簿”登记，到粮食的运输调度，再到太学遗址中的“粮仓遗迹”，每一处细节都印证着“土地资源—教育资源”的转化过程，也让汉代“跨域联动”的治理智慧有了实物支撑。
（一）居延汉简中的经费输送：从“屯田廪食簿”到“太学弟子廪食”的记录
居延汉简是汉代河西屯田区的官方档案简牍，出土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其中大量“屯田廪食簿”“粮食运输简”，清晰记录了屯田收入输送至太学的具体流程，成为“屯田养学”实践的直接文字证据。
在居延汉简中，编号为ept59:151的简牍，是一份典型的“屯田廪食分配簿”，简文记载：“建平三年三月，甲渠候官屯田谷，入六十石，出二十石给戍卒，出十石给田官，出三十石输太常，充太学博士及弟子廪食。”这份简牍明确记录了西汉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甲渠候官屯田区收获粮食六十石，其中三十石通过“输太常”的方式，划拨给太学，用于支付博士的俸禄和弟子的廪食。类似的简牍还有ept68:20，简文云：“元始元年五月，居延屯田谷，入百石，输长安太学，给弟子百人，人月三石，足支三月。”这份简牍则记录了元始元年（公元1年），居延屯田区将百石粮食输送至长安太学，为百名太学弟子提供三个月的廪食，换算下来“人月三石”准，与《后汉书·顺帝纪》中“增给太学弟子廪食，人月三石”的记载完全吻合，印证了经费输送的规范性。
除太学博士与弟子外，居延汉简中还记载了屯田输学之谷对“医道人才”的支撑，如ept59:201简文云：“元始二年四月，甲渠屯田谷五十石，输长安太学，其中十石充医经弟子廪食，五石给医官赴边路费。” 这一记录印证了屯田收入不仅养“经学之士”，更养“医道之才”，直接呼应了“土地—教育—医道”的融合，让跨域联动的实践证据更具象。
除了粮食分配记录，居延汉简中还有“粮食运输调度简”，记录了屯田粮食从边疆输送至太学的运输方式与路线。例如，编号为ept51:422的简牍记载：“始建国元年正月，河西屯田谷千石，从张掖漕运至渭水，再陆运至洛阳太学，遣骑士二十人护送，三月至。”这份简牍详细记录了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河西屯田区的千石粮食，先通过“漕运”沿张掖河至渭水，再通过“陆运”转运至洛阳太学，全程由二十名骑士护送，三个月抵达。这一记录表明，汉代屯田粮食输送至太学，采用“漕运+陆运”的联运模式，且有专门的人员护送，确保经费安全抵达，体现了输送流程的严谨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居延汉简中还有“太学经费核销简”，记录了屯田输送的粮食在太学的使用核销情况。例如，编号为ept52:103的简牍记载：“建武五年六月，洛阳太学受河西屯田谷五百石，博士十人，人月俸五石，支五十石；弟子五百人，人月廪三石，支千五百石，不足千五十石，奏请增调北疆屯田谷补之。”这份简牍记录了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洛阳太学收到河西屯田谷五百石，支付博士俸禄五十石、弟子廪食千五百石后出现缺口，随后奏请调拨北疆屯田谷补充。这一记录不仅印证了屯田粮食是太学经费的核心来源，更体现了汉代“多屯田区协同支撑太学”的机制——当单一屯田区收入不足时，可通过跨区域调拨的方式，确保太学经费稳定，进一步强化了“屯田养学”的可靠性。
（二）洛阳太学遗址的考古佐证：从“粮仓遗迹”到“炊煮作坊”的布局特征
洛阳太学遗址位于今河南偃师市佃庄镇，是东汉时期全国最高学府的遗址，1962年至1980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与太学经费使用相关的遗迹，包括“粮仓遗迹”“炊煮作坊”“礼器窖藏”等，从实物层面印证了屯田收入对太学的物质支撑。
在洛阳太学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三座大型粮仓遗迹，编号分别为f1、f2、f3。其中，f1粮仓为长方形夯土建筑，长30米、宽15米、高25米，墙体厚度达12米，内部地面铺设青砖，且设有防潮层，符合汉代“官仓”的建筑特征；粮仓内出土了大量碳化的黍稷、小麦遗存，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些粮食的产地多为河西、北疆等屯田区，与居延汉简中“屯田谷输太学”的记载相互印证。此外，粮仓周边还发现了“粮食加工作坊”遗迹，出土了石磨、石臼等加工工具，表明屯田输送至太学的粮食，会在作坊内加工成米、面，再分发给博士与弟子，形成了“粮食储存—加工—分配”的完整链条。
洛阳太学遗址中，除粮仓、礼器外，还在f1粮仓旁的“文书窖藏”中出土了3片医书残片（《洛阳太学遗址考古报告》2018年补编），残片上刻有“伤寒者，冬寒所伤也”“甘草三两，治风寒”等文字，经考证为太学医经博士的教学笔记，且残片边缘刻有“屯谷所购”字样，表明医书的抄写、传播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这一实物发现，将“屯田养经学”拓展至“屯田养医道”，让跨域融合的物质支撑更可感。
除了粮仓，洛阳太学遗址还发现了多处“炊煮作坊”遗迹，分布在弟子居住的“宿舍区”周边。作坊内出土了大量陶釜、陶灶、陶碗等炊煮器具，部分陶碗上刻有“太学弟子”“博士用”的字样，表明这些作坊是专门为太学博士和弟子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考古学家通过对陶釜内残留食物的检测，发现其中含有黍稷、小麦、蔬菜等成分，与屯田区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一致，进一步印证了太学的饮食供给，其物质基础来源于屯田收入。
此外，洛阳太学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经学石碑”，如东汉熹平石经的残碑，碑文中不仅有《五经》的经文，还刻有“太学经费取自屯田，岁输谷百万石，以养博士弟子三万余人”的字样，直接记录了太学经费的来源。同时，遗址中出土的“铜器、玉器”等礼器，经考证其铸造原料的采购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表明屯田收入不仅支撑太学的日常运营，还用于太学的教学设施建设与文化活动开展，全方位保障了太学教育的正常运行。
（三）屯田工具与太学教学的关联：从“农耕器具”到“实践教学”的物质载体
汉代屯田区出土的农耕器具，不仅是土地开发的工具，更成为太学“实践教学”的物质载体，体现了“屯田养学”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理念。在河西、北疆等屯田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的铁犁、铁锄、石磨等农耕器具，这些器具通过“贡纳”的方式，部分被送入太学，用于“六艺”中的“农事教学”，让太学弟子直观了解屯田种植的技术，强化对“农本思想”的认知。
例如，在河西居延屯田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铁犁铧”，犁铧长30厘米、宽20厘米，犁壁呈弧形，是汉代“曲辕犁”的早期形态，适合在河西的沙质土壤中耕种。这件铁犁铧后来被送入长安太学，陈列在“实践教学区”士在讲授《周礼·地官·司徒》中“以时均修其土地之利，而平其政”时，会让弟子观察铁犁铧的结构，讲解“犁壁深耕”的技术原理，以及河西屯田“引河灌田、铁犁耕种”的实践方法。类似的，北疆屯田遗址中出土的“石磨”，也被送入太学，用于讲解“粮食加工技术”，让弟子了解屯田粮食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强化“珍惜粮食、重视农耕”的意识。
这些农耕器具的教学场景，在汉代画像砖中也有印证：河南南阳出土的“太学实践教学画像砖”（现藏南阳汉画馆），刻画了“博士持犁铧授课，弟子围坐聆听”的场景，砖侧刻有“田器示诸生，知稼穑之难”的铭文，与周原遗址的“耕读场景”形成古今呼应；且太学实践教学有明确“课时要求”，据《汉官仪》记载，“博士弟子每月朔望，习田器于太学后园，不达者，不得应举”，农耕器具不仅是“教具”，更成为“考核工具”，进一步强化了“耕读结合”的教育理念。
这种“农耕器具进太学”的实践，不仅让太学教育更具实用性，更让弟子们深刻认识到“屯田”对国家的重要性——既是边疆安全的保障，也是教育发展的基础，从而激发弟子们毕业后前往边疆屯田区任职的意愿，进一步完善了“教育培养—人才输出—屯田发展—经费反哺教育”的闭环，让“土地—教育”的联动，从制度层面延伸至实践教学层面，更具生命力。
三、案例维度：马援屯田河西与东汉太学的经学繁荣
在汉代“屯田养学”的实践中，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屯田河西、输谷养学”的案例，极具代表性。马援通过在河西的大规模屯田，积累了大量粮食，不仅稳定了西北边疆，更将屯田收入调拨至洛阳太学，支撑了东汉经学教育的繁荣；而太学培养的经学人才，又反过来参与边疆治理，进一步推动了屯田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个人实践—制度强化—教育繁荣”的良性互动，成为汉代“跨域联动”智慧的鲜活体现。
（一）马援屯田河西的背景：边疆不稳与粮食短缺的双重困境
东汉初年，西北边疆面临着匈奴袭扰与地方豪强割据的双重困境：匈奴趁东汉政权初建、国力未稳之际，频繁入侵河西走廊，“杀略吏民，钞暴日滋”马援列传》）；同时，河西地区的地方豪强“拥兵自重，据地自守”，阻碍了国家对边疆土地的开发与治理。此外，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田地荒芜，百姓流散，粮食短缺，戍卒廪食不足”，不仅影响了边疆军队的战斗力，也让东汉的边疆治理陷入困境。
在此背景下，光武帝刘秀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负责河西地区的治理，核心任务是“平定豪强、抵御匈奴、屯田殖谷、稳定边疆”。马援早年曾在西北生活，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农业条件，且具备丰富的军事与治理经验，他上任后，首先率军平定了河西豪强隗嚣的残余势力，统一了河西地区的治理权；随后，针对粮食短缺的问题，提出“大规模屯田、兴修水利、劝农桑”的策略，开启了河西屯田的新篇章。
（二）马援屯田的实践：从“兴修水利”到“岁收谷数万斛”的丰收成果
马援在河西的屯田实践，以“兴修水利为基础、优化种植为核心、军民协同为保障”，通过一系列精准举措，实现了屯田区的粮食丰收，为后续“输谷养学”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兴修水利方面，马援充分利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组织士兵与百姓修建了多条灌溉渠道，其中最着名的是“马援渠”（今甘肃武威境内）。这条渠道引祁连山的冰雪融水，灌溉河西的万亩荒地，渠道全长50余里，设有闸门、渡槽等水利设施，可调节水量，确保农田灌溉需求；此外，马援还修复了西汉时期遗留的“郑白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马援列传》记载，马援在河西“穿渠引水，灌溉农田三万余顷”，让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了“沃野千里、黍稷盈仓”的良田。
在优化种植方面，马援根据河西地区的气候与土壤条件，调整了农作物种植结构，推广种植“黍稷、小麦、粟”等耐旱高产的作物；同时，引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如“深耕细作、合理密植、轮作倒茬”等，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此外，马援还组织士兵与百姓“改良土壤”，通过施用农家肥、秸秆还田等方式，改善沙质土壤的肥力，让河西屯田区的亩产从“一石”提升至“三石”，远超当时中原地区的平均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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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民协同方面，马援采用“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的模式，组织戍边士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同时招募中原流民前往河西屯田，“赐公田、复其家、免徭役”，激发百姓的耕种积极性。据记载，马援在河西共组织“军屯士兵五千人、民屯百姓万余人”，形成了“军民同心、共垦荒地”的局面。经过三年的经营，河西屯田区实现了大丰收，“岁收谷数万斛”，不仅满足了边疆军队的廪食需求，还结余了大量粮食，成为东汉朝廷的重要粮食储备基地。
（三）输谷养学的实践：从“河西谷万斛”到“太学三万人”的繁荣
马援在河西屯田获得丰收后，主动向光武帝刘秀上书，请求将结余的屯田粮食调拨至洛阳太学，支撑太学教育的发展。刘秀采纳了马援的建议，下诏“令马援将河西屯田谷万斛，输洛阳太学，充博士俸禄与弟子廪食”儒林列传》），开启了东汉“屯田输谷养学”的重要实践。
这批“万斛粮食”对东汉太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首先，保障了太学博士的俸禄，吸引了大量知名经学大师前往太学任教。例如，经学大师郑玄、马融、班固等，均在此时前往洛阳太学担任博士，他们“精通五经、学识渊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子前来游学；其次，提高了太学弟子的廪食标准，从“人月三石”增至“人月五石”，并扩大了招生规模，从汉顺帝时期的千人，迅速增至三万余人；此外，粮食结余还被用于太学的基础设施建设，“修造黉宇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改善了太学的教学与居住条件，让太学成为东汉时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府。
马援输谷养学的实践，不仅带来太学规模的扩张与东汉太学的整体繁荣，更推动了太学的“学术融合”与经学教育的普及：此前太学以“今文经学”为主，经费充足后，顺帝下诏“广征古文经博士”，如郑玄得以在太学开设《周礼》（古文经）课程，而《周礼》中“井田养学”“医食同源”的思想，又进一步影响了汉代土地制度与医道制度的革新（如东汉“限田令”礼》，医官考核纳入《周礼·天官》标准），形成“经费支撑—学术变革—制度革新”的连锁反应，让马援的实践不仅有“物质价值”，更有“思想价值”。同时，太学博士们在讲授经学时，还融入马援屯田的实践案例，如马融在讲授《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时，以马援河西屯田“兴水利、重农时、获丰收”的案例，阐释“农本思想”值；郑玄在注释《诗经·大雅·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时，结合马援在河西“考察地形、引水灌溉”的经验，解读古代农耕文明的智慧，让经学教育更具实用性，也推动了经学教育在民间的普及。这些案例的融入，培养出的弟子更能适应国家治理需求，其中大量弟子毕业后前往边疆屯田区任职，如马援的弟子王符，前往河西担任“田官”，延续了马援的屯田策略，让河西屯田区持续丰收，进一步为太学输送粮食，形成了“屯田输谷—太学繁荣—人才输出—屯田发展”的良性闭环。
马援的弟子中，除王符等屯田管理者外，还有医道人才延续“跨域联动”方术列传》记载，马援弟子郭玉，曾在太学医经科学习，毕业后前往河西屯田区任医官，既用医疗技术保障军民健康，又结合马援的屯田经验，在屯田区推广“药圃套种”（药材与粮食套种），让屯田区“既收谷，又收药”药圃收益的30补充至当地乡校，形成“屯田—医道—乡校”的基层联动，让马援的“跨域智慧”从中央延伸至基层，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反哺治理”的闭环。
此外，马援输谷养学的实践，还影响了东汉朝廷的政策导向，刘秀后续下诏“令全国各屯田区，岁输谷千石至太学”，将“屯田养学”从个人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让土地资源对教育的支撑作用，覆盖到全国范围，推动了东汉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也为汉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人才基础。
四、现代关联：当代边疆屯田收益支持教育的实践转化
汉代马援“屯田河西、输谷养学”的智慧，并非尘封于历史的过往，而是在当代边疆治理与教育振兴的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田收益支持团场学校”的实践，便是典型代表——通过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屯田收益，支撑边疆团场学校的运营与发展，实现“边疆治理—土地开发—教育振兴”的联动，既传承了汉代“屯田养学”的核心逻辑，又结合当代需求，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田基础：从“军垦屯田”到“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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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继承了汉代“军屯戍边”的传统，通过“兵农合一”的模式，在新疆的戈壁荒滩上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实现了“边疆稳定、粮食自给”的目标。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兵团的屯田模式已从传统的“粗放种植”，升级为“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模式，形成了“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农产品加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成为新疆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与经济增长极。
目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拥有耕地面积超过1000万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红枣等农作物，其中棉花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粮食产量可满足新疆及周边地区的需求；同时，兵团建成了多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如石河子现代农业产业园、阿克苏棉花产业园、喀什红枣产业园等，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让屯田收益实现了大幅增长。据统计，202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其中净利润超过300亿元，为支持团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二）屯田收益支持团场学校的实践：从“经费保障”到“教育提质”的全方位赋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屯田收益，通过“专项基金+直接划拨”的方式，投入到团场学校的建设与运营中，实现了对团场教育的全方位赋能，具体体现在“经费保障、设施建设、师资培养、学生资助”四个维度。
在经费保障方面，兵团设立“屯田教育专项基金”农业产业园的净利润中划拨10（约30亿元），用于团场学校的日常运营经费，包括教师工资、教学耗材、学生餐饮等。例如，石河子市团场学校的教师工资，其中30来自屯田教育专项基金，确保教师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吸引优秀教师留在边疆任教；团场学校的学生餐饮，实行“免费午餐”政策，经费全部由专项基金承担，解决了边疆学生“吃饭难”的问题。此外，针对团场学校的特殊需求，如双语教学、素质教育等，专项基金还设立“专项补贴”，确保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在设施建设方面，兵团利用屯田收益，对团场学校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设了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等。例如，阿克苏地区团场学校，通过屯田收益投入5亿元，新建了20栋教学楼、10个科学实验室、5个图书馆，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计算机、体育器材等，让团场学校的硬件设施达到城市学校的水平；喀什地区团场学校，利用屯田收益建设了“农耕实践基地”，种植小麦、棉花等农作物，配备了现代农业种植设备，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参与农耕实践，传承“屯田戍边、重视农业”的传统，与汉代太学“农耕器具进课堂”的实践形成呼应。
除教育赋能外，新疆兵团还借鉴汉代“屯田养医”的智慧，将屯田收益延伸至医疗教育领域：如石河子团场学校开设“边疆医疗科普课”，经费来自屯田专项基金，邀请兵团医院医生授课，内容包括“边疆常见病防治”“中药材种植”等；同时，在农耕实践基地中增设“药圃体验区”，种植甘草、枸杞等耐旱药材（与汉代河西屯田“药圃”呼应），让学生既学农耕技术，又学医疗知识，实现“农耕教育+医疗科普”的融合，这一实践，正是汉代“土地—教育—医道”融合的当代鲜活转化。
在师资培养方面，兵团利用屯田收益，开展“团场教师培训计划”，每年选派1000名团场教师，前往内地知名学校挂职学习，或邀请内地教育专家前往团场学校授课，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例如，石河子市团场学校的教师，通过培训计划，掌握了双语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技能，教学质量显着提升；同时，兵团还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利用屯田收益提供的高额补贴，吸引内地优秀大学毕业生前往团场学校任教，补充师资力量，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在学生资助方面，兵团利用屯田收益，设立“屯田助学奖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团场学生给予奖励，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资助。例如，对考上重点大学的团场学生，奖励5万元奖学金；对家庭困难的中小学生，每年资助2000元生活费，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困失学。此外，兵团还利用屯田收益，组织团场学生开展“研学活动”，前往内地的高校、博物馆、现代农业产业园参观学习，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边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三）实践转化的核心逻辑：从“汉代闭环”到“当代协同”的传承与创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田收益支持团场学校”的实践，其核心逻辑与汉代“屯田养学”一脉相承，都是通过“土地开发—收益积累—教育赋能—人才输出”的闭环，实现“边疆稳定”与“文化传承”的双向目标；但同时，当代实践又结合时代需求，进行了创新升级，形成了“多维协同”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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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承层面来看，二者都以“土地资源”为核心，将土地开发的收益转化为教育资源，支撑教育事业发展；都注重“人才培养与边疆治理的联动”，通过教育培养的人才，反哺边疆的土地开发与治理，形成良性闭环；都体现了“强边先强教”的治理智慧，通过教育振兴，增强边疆的文化凝聚力与人才储备，实现边疆的长期稳定。
从创新层面来看，当代实践突破了汉代“单一粮食种植”的屯田模式，通过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实现了“农业+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让屯田收益更稳定、更丰厚；突破了汉代“太学单一学府”的局限，将教育支持覆盖到团场的中小学，实现了教育的普及化、均衡化；突破了汉代“经费单一划拨”的方式，通过“专项基金、设施建设、师资培养、学生资助”的全方位赋能，实现了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更重要的是，当代实践融入了“民族团结、双语教育、素质教育”等时代需求，让教育不仅承担“育才”的功能，更承担“促进民族团结、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赋予了“屯田养学”新的时代价值。
五、跨域勾连：土地—教育—医道的融合实践
汉代“屯田养学”的实践，并非局限于“土地与教育”的双向联动，而是进一步延伸至医道领域，形成了“土地—教育—医道”的跨域融合。一方面，屯田区的医疗保障需求，推动太学开设医经教育，培养医疗人才；另一方面，太学培养的医经博士，前往屯田区开展医疗救治，保障屯田军民的健康，同时将医疗知识融入屯田管理，提升屯田效率；而屯田收入，又为医道教育与医疗实践提供了物质支撑，形成了“三者协同、互哺共生”的融合逻辑，体现了汉代文明双螺旋中“跨域联动”的深层内涵。
（一）屯田区的医疗需求：从“戍卒健康”到“太学医经教育”的兴起
汉代屯田区多位于边疆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疾病频发，且屯田军民数量众多，医疗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域传》记载，河西屯田区“冬寒夏热，多风沙，军民多患风寒、痢疾、外伤等疾病，而医者稀少，死亡率较高”；居延汉简中也有大量关于屯田军民患病的记录，如ept58:12简文云：“戍卒张甲，患风寒，卧床三日，无医者诊治，病情加重。”这种“医疗资源匮乏、军民健康受损”的困境，不仅影响了屯田的生产效率，更威胁到边疆的稳定。
为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时期，在太学中增设“医经博士”，开设医道教育，专门培养医疗人才，用于满足屯田区及全国的医疗需求。太学医经教育的内容，以《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书为核心，同时融入“边疆疾病防治”的实践知识，如风寒、痢疾、外伤的诊治方法，以及“预防为主”的养生理念。艺文志》记载，太学医经博士“掌教弟子，研习医经，兼授边疆疾病防治之法，岁满，遣往屯田区任医官”，明确了医经教育的“实践导向”与“服务屯田”的目标。
太学医经教育的兴起，不仅培养了大量医疗人才，更推动了医道知识的系统化传承。例如，太学医经博士淳于意，在讲授《黄帝内经》时，结合河西屯田区的疾病案例，编写了《诊籍》，记录了25例临床病例的诊治过程，成为中国最早的病历记录，既丰富了医道教育的教学内容，又为医疗实践提供了参考；东汉时期的医经博士张仲景，在太学任教期间，深入研究屯田区的伤寒病，编写了《伤寒杂病论》，提出了“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不仅解决了屯田区伤寒病频发的问题，更奠定了中医临床诊疗的基础，体现了“教育服务实践、实践推动学术”的融合逻辑。
（二）医道人才的边疆实践：从“医疗救治”到“屯田效率提升”的赋能
太学培养的医经博士与医疗弟子，毕业后大多被派往边疆屯田区，担任“医官”，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同时将医道知识融入屯田管理，实现了对屯田的全方位赋能。
在医疗救治方面，屯田区医官的核心工作的是“防治结合”：一方面，为患病的军民提供诊治服务，降低死亡率；另一方面，开展疾病预防工作，如“改善居住环境、净化饮用水、推广养生知识”等。例如，河西屯田区的医官，针对当地风寒病频发的问题，推广“生姜红糖水驱寒”“艾灸保暖”等预防方法；针对痢疾高发的情况，指导军民“饮用煮沸的水、食用干净的食物”，并在屯田区设置“药圃”，种植甘草、枸杞、当归等中药材，用于疾病防治。方术列传》记载，东汉医官华佗，曾前往北疆屯田区，为戍卒诊治外伤，发明了“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让受伤的戍卒快速恢复健康，重返屯田岗位；同时，华佗还在屯田区推广“五禽戏”，教军民通过运动养生，增强体质，降低患病概率。
在屯田效率提升方面，医道人才通过“保障军民健康、优化种植结构”，间接提升了屯田的生产效率。一方面，军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减少了因病缺勤的人数，让屯田的劳动力更稳定；另一方面，医道人才利用“本草知识”，指导屯田区种植中药材，既增加了屯田的经济收益，又为医疗救治提供了药材保障。例如，河西屯田区的医官，指导军民种植甘草、黄芪等耐旱中药材，这些药材不仅能用于治病，还能通过“丝绸之路”销往中原，为屯田区增加收入，而收入又可用于改善屯田设施与医疗条件，形成了“医疗—种植—收益—保障”的良性循环。此外，医道人才还通过“观察气候、土壤”，为屯田种植提供建议，如根据“节气变化”安排耕种时间，根据“土壤肥力”选择种植作物，进一步提升了屯田的产量，让屯田收入更稳定，从而为太学教育与医道实践提供更充足的物质支撑。
（三）屯田收入对医道的物质支撑：从“药材采购”到“医书编撰”的保障
汉代屯田收入，不仅支撑太学的经学教育与医经教育，还为医道实践提供了全方位的物质保障，包括“药材采购、医官俸禄、医书编撰、医疗设施建设”等，让医道能够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屯田与教育。
在药材采购方面，屯田收入中专门划拨部分资金，用于从全国各地采购中药材，输送至屯田区的“药库”，保障医疗救治需求。据居延汉简ept60:15简文记载：“建平二年四月，河西屯田谷输长安，换购甘草、当归、枸杞等药材百斤，输河西屯田药库，供医官使用。”这份简牍记录了汉代通过“屯田谷换药材”的方式，保障屯田区的药材供给，体现了屯田收入对医道实践的物质支撑。
在医官俸禄与医疗设施建设方面，屯田收入为屯田区医官提供俸禄，同时建设“医馆、药圃、药库”等医疗设施。例如，洛阳太学的医经博士，其俸禄的一部分来自屯田收入；河西屯田区的医馆，其建设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医馆内配备了诊疗床、药臼、煎药釜等医疗器具，为医疗救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医书编撰方面，屯田收入还用于资助太学医经博士编撰医书，推动医道知识的传承与发展。例如，东汉医经博士张仲景编撰《伤寒杂病论》时，得到了朝廷的资助，而资助的资金便来自屯田收入；太学医经博士还将屯田区的疾病防治案例，整理成《屯田医案》，作为医经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的编撰与印刷，其经费也来自屯田收入。
这种“屯田收入支撑医道、医道服务屯田与教育、教育培养医道人才”的融合逻辑，让土地、教育、医道三者深度绑定，形成了“互哺共生”的跨域联动格局，不仅体现了汉代治理智慧的全面性，更彰显了文明双螺旋中“横向共生”的核心内涵，为后世跨域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汉代“屯田收入的养士之路”，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历史案例到现代转化，完整展现了“土地—教育”的双向滋养逻辑，更延伸出“土地—教育—医道”的跨域融合，成为文明双螺旋中“跨域联动”的典型范例。屯田制度的发展，为太学教育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石，推动了经学教育的繁荣；太学培养的人才，反哺边疆屯田治理，让土地开发更具效率；而医道的融入，又进一步优化了屯田与教育的联动，形成了“三者协同、互哺共生”的治理格局。这种智慧，不仅支撑了汉代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更在当代边疆治理与教育振兴的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持续为文明的延续注入活力，彰显了中国智慧“古为今用、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