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山的夜雨又起。白马书院 追嶵鑫彰洁
敲打着茶室的窗棂。永不开启”的档案袋推向蒋友，袋口火漆上的“军统”字样依然清晰。
“溪口决裂后，曾祖父没有回头路可走。”蒋明的指尖在档案袋上轻轻一点，“1949年2月，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要戴笠除掉宋载仁。”
蒋友瞳孔微缩：“刺杀？当时宋载仁在上海还是香港？”
“上海。”蒋明解开档案袋，抽出第一份文件，那是一张电报底稿，日期是1949年2月14日，“但这次刺杀，彻底引爆了所有矛盾。
1949年2月17日，上海，乍浦路宋公馆。
宋载仁坐在书房里，桌上摊著华东地区工业迁移计划图。窗外下著冷雨，管家轻叩房门：“先生，戴局长来了，说有机密事相告。”
戴笠穿着黑色呢大衣，独自一人，没有随从。他走进书房时，肩上还沾著雨珠。
“雨农兄深夜来访，必有要事。”宋载仁示意他坐下，亲自斟茶。
戴笠没有碰茶杯。他从怀中掏出一份文件，轻轻推过桌面——是中央银行黄金转运香港的绝密路线图。
“宋先生，这是校长亲自批示的‘金蝉计划’，三天后执行。”戴笠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批黄金关系到党国未来在台根基。校长说只信得过您护航。”
宋载仁看着地图，手指在上面移动，停在长江口的位置。
“航线经过共军控制的江阴要塞。”他抬眼，“风险很大。”
“所以需要宋先生的船队和关系。”戴笠向前倾身，“我们知道您和那边还有些联络渠道。”
书房里静了片刻，只有雨打窗玻璃的声音。
“好。”宋载仁收起地图，“但我需要完整的护航计划，包括军舰调度时间表。”
戴笠眼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放松：“明天上午十点，我派人送详细方案过来。”
这是刺杀计划的诱饵——以黄金护送为名，诱宋载仁次日到外滩码头的仓库“查看准备情况”，那里早已埋伏了军统最精锐的“行动一组”。
戴笠离开后已是深夜十一点。
宋载仁站在窗前，看着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雨幕中。
“先生，戴局长神色不对。”老管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他进来时，后院墙外停了另一辆车，五个人，都带着家伙。”
宋载仁沉默了一会儿，走到书桌旁，拉开暗格，取出一封泛黄的信——那是1924年孙中山写给他的亲笔信，末尾有一行字：“载仁同志识大体，顾大局，实乃党国瑰宝。”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二十分钟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亲自开车来到后门。
这位上海滩的“地下皇帝”曾欠宋载仁三条人命——都是抗战时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
“宋先生，车准备好了，走霞飞路，我的人沿途清了道。”杜月笙低声说，“去哪儿？”
“先去码头。”宋载仁穿上大衣，“我要看看，戴雨农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
凌晨三点，外滩码头七号仓库。
军统上海站站长沈醉带着十二名特工埋伏在货箱后面。
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但他们提前七个小时就布好了局——这是戴笠的命令：宋载仁太精明，必须万无一失。
四点二十分，仓库门突然被撞开，三十多名青帮子弟持枪冲入，迅速控制所有出口。杜月笙拄着手杖，慢悠悠走进来。
“沈站长，这么晚还在忙公事？”杜月笙笑着，眼神冰冷。
沈醉脸色煞白：“杜先生，这是”
“这是上海。”杜月笙用手杖点了点地面，“在我的地盘设局杀宋先生，问过我没有？”
此时，一辆轿车停在仓库外，宋载仁下车，却没有进去。他看着仓库里透出的灯光，对司机说：“去电报局。”
2月18日上午八点，一份密电同时发往五位国民党元老宅邸：
“昨深夜，军统设伏外滩七号库欲除我。黄金之事系饵。载仁。”
收电人：李宗仁（南京）、于右任（上海）、张澜（上海）、李济深（香港）、程潜（长沙）。
上午十点，李宗仁在南京副总统办公室拍了桌子。
他直接接通溪口专线，接电话的是俞济时。
“请校长接电话。”李宗仁的声音冷如寒冰。
“副总统，校长正在”
“现在！”
三分钟后，蒋介石接起电话。
“中正兄，”李宗仁用了最正式的称呼，“宋载仁的事，是不是你下的命令？”
蒋介石沉默。
“你知道宋载仁死了会有什么后果吗？”李宗仁继续说，“他在上海工商界的门生故旧占半壁江山，香港的船队掌握著南迁通道，南洋华侨看他脸色捐款！还有——他手里有二十年来所有秘密资金的账本备份，你不知道吗？！”
电话那头传来茶杯碎裂的声音。
“我没有”蒋介石的声音嘶哑。
“有没有，你自己清楚。”李宗仁挂断电话。
同一天，于右任、张澜联名致电蒋介石：“宋公若有不测，吾等即刻辞去本兼各职，并公开所有借款明细。”——这是致命威胁，那些“借款”涉及半个国民党高层的秘密资金。
程潜从长沙发来密电：“若宋先生遇害，湘军将重新考虑立场。”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香港。
李济深通过特殊渠道，将一份文件影印本送到蒋介石案头——那是谈判期间，蒋介石写给宋载仁的私信，其中有“剿共大计尚需兄财力支持”等字样。
附言只有一行字：“此信已备副本，若宋先生出事，明日见《华商报》头版。”
2月19日，溪口笼罩在巨大的压力下。
蒋介石把自己关在文昌阁，整整一天未出。
黄昏时分，他召见戴笠。
“计划为什么失败？”蒋介石背对着门，声音疲惫。
“杜月笙插手，青帮三百多人护着宋载仁，我们的人”戴笠低头，“不敢在上海市区大规模火并。”
“那些元老的电报，你都看了？”
“看了。”
蒋介石转过身，眼睛布满血丝：“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戴笠沉默良久，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校长，或许应该道歉。”
“道歉？！”蒋介石猛地抬头，“向一个商人道歉？！”
“不是向商人道歉，是向‘孙先生的恩人’道歉。”戴笠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宋载仁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他死了，元老派会离心，桂系会借机发难，李济深真公开那些信件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就全毁了。”
蒋介石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捂脸。许久，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以我的名义，给宋载仁发电报就说，此次系军统个别人员擅自行动，我已严令彻查，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请他以大局为重。”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少见的低头。
道歉电报发出的当晚，戴笠离开溪口，飞往南京。
他需要亲自处理刺杀计划失败的善后，更需要安抚那些愤怒的元老。
临行前，蒋介石送他到门口，忽然问：“雨农，你说宋载仁为什么总能赢？”
戴笠想了想，说：“因为他没有私心，所以谁都欠他情。校长，有私心的人，最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这是戴笠对蒋介石说的最后一句话。
2月20日，戴笠的专机从南京飞往青岛。当天下午，青岛上空天气骤变，雷电交加。专机在崂山附近失联。
三天后，搜救队在岱山发现飞机残骸。官方结论是“气候恶劣，意外坠机”。
但军统内部流传着另一种说法：飞机在南京起飞前，机舱里多了一个“额外的”导航仪器箱，是宋载仁的人通过关系送上去的“赔礼”。
没有证据，永远不会有证据。
只是戴笠死后，军统彻底改组为保密局，所有与宋载仁相关的档案列为最高机密，封存于台北芝山岩的密库深处——直到五十年后，才在一次山体滑坡中部分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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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室里，蒋明合上最后一份档案。窗外天色微明，雨不知何时停了。
“所以戴笠的死，可能和这次失败的刺杀有关？”蒋友低声问。
“不止有关。”蒋明指了指档案中的附录，“戴笠死后，军统上海站站长沈醉曾秘密调查，发现飞机失事前一周，宋载仁通过汇丰银行，向美国雷神公司订购了一批‘航空专用无线电干扰设备’——订单署名是‘戴雨农’。
货到上海时，戴笠已死。”
蒋友倒吸一口凉气：“借戴笠之名订购干扰设备，然后装上他的飞机？这太”
“太像宋载仁的风格了。”蒋明接口，“不亲自动手，不留证据，一切都在规则之内——干扰设备是‘合法采购’，装上飞机是‘正常程序’，天气恶劣是‘自然灾害’。就算有人怀疑，又能怎样？”
两人沉默良久。第一缕晨光照进茶室，档案上的字迹在光中清晰起来——那些半个世纪前的谋划、背叛、刺杀与反制，在晨光中冰冷如初。
“曾祖父知道这些吗？”蒋友最终问。
“他知道戴笠的死不简单，但选择了接受。”蒋明轻声说，“因为从那一刻起，他彻底明白了：宋载仁不是他能战胜的对手。这个人在国民党内有恩于元老，在共产党内有贡献于革命，在商界掌控命脉，在地下世界有生死之交他站在所有体系的交汇点上，成了一个无法被任何一方完全定义，也无法被任何一方彻底消灭的存在。”
“而这样一个存在，最终选择站在了另一边。”
晨光越来越亮，茶室里的阴影渐渐退去。
但历史的阴影，却永远地留在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记录著一个领袖的失控，一个间谍之王的坠落，以及一个商人在时代巨变中，如何用最冷静的方式，完成最致命的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