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秋来，时间来到1958年，秋末的风已经带着凉席，吹在立夏脸上，却总裹着股说不出的闷。七岁（虚岁）的立夏挎着半满的猪草篮子，脚步慢悠悠蹭过村头那棵老槐树——树影斜斜落在土路尽头，再往前走个十几分钟，就能望见街上小学那排刷着白灰的平房，偶尔飘来的读书声，像小虫子似的，轻轻挠着她的心尖。
整个村里七个庄子，加起来能去街上小学念书的孩子，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家里四个哥哥姐姐，最大的大姐十五岁，最小的四哥也十一岁了，没一个摸过课本。她连提一句“想去上学”的勇气都没有。
走到河边的石滩上，立夏停下脚步，小心地取下手上的手套，露出白嫩纤细的手指。那手套是她用旧的碎布拼的，针脚歪歪扭扭，指头缝里还露着线头，丑得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可没办法，割猪草的日子长了，翠绿的草汁渗进皮肤里，每个女孩的手指都是青黑的，只有等冬天不割猪草了，来年开春才能慢慢褪回原来的颜色。她把手套叠好放进衣兜，蹲在水边洗手，冰凉的河水激得指尖发麻。
这是立夏一天里最惬意的“独食”时刻。她从抽奖系统里摸出个温热的饭团，饭团里是肥而不腻的叉烧肉。这饭团是她无意间卡的抽奖系统“bug”。系统里只能放抽奖来的东西，外界的物件塞不进去。因为上次她抽奖抽到一千份叉烧肉，正好她一个人在家没忍住偷偷蒸了碗米饭，想配着叉烧肉吃，可还没吃完大姐就回来了，情急之下她把米饭往系统里一塞，竟真的收了进去，但碗还在外面。从那以后，她总趁家里没人，偷偷煮一锅米饭配着叉烧肉捏成饭团存着，干活累了就躲在河边，就取出一个吃，软糯的米饭裹着肉香，那一刻的满足，能让她忘了割猪草的累，也忘了想上学的愁。
吃饱了，立夏拎着猪草往家走。刚到院门口，正在剁猪食的大姐就迎了上来，接过篮子熟练地倒在石槽里。“这猪草越来越老了，梗子粗得很，”大姐用刀背敲了敲石槽里的草，眉头皱着，“估计再过两天降温，就要冻死了。”
立夏蹭到灶台边，闻着锅里飘出的红薯粥香，“大姐，饭做好了吗？我去给爸妈送饭。”
“不用你送，”大姐伸手柄她往旁边拨了拨，手里的锅铲还在搅动着锅里的粥，“让你三哥送，你力气小，路上石头多，别把碗摔碎了。”十五岁的大姐，头发已经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做事都带着股沉稳劲儿，早就是这个家仅次于爸妈的“掌家人”，谁该干什么、谁不能干什么，她心里门儿清。
听到“送饭”，立夏心里就象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闷闷地疼。她原以为，村里人种田已经够苦了——天不亮就下地，顶着日头锄草，收庄稼时腰弯得能贴到地面。可后来她才知道，还有更苦的活，叫“挑河工”。每年农闲的时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家里有壮年劳动力，都得去“挑河”。她跟着四哥去看过一次，远远就望见河工地上黑压压的人，每个人都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两头的泥筐堆得冒尖，压得扁担咯吱响。元父元母就在那群人里，父亲的腰比在家时弯得更厉害，大冬天母亲的裤脚卷到膝盖，腿上沾着泥，每走一步都要晃一下，象是随时会栽倒。
在后世，人们常常赞誉江南地区的繁华与富饶，将其称为“鱼米之乡”。然而，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辈又一辈人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才得以实现。
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河流纵横交错。每逢雨季，洪水泛滥，淹没大片农田和房屋，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治水工程。
他们用简陋的工具，一撬一撬地挖掘泥土，一担一担地运送土方，不辞辛劳地拓宽河道、加深河床。经过几十年无数个日夜的奋战，终于挖出了一条条宽阔的河流。
这些河流不仅在洪水来临时能够有效地分流洪水，保护田地和房屋免受洪水的侵袭，还在干旱季节为农田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确保了农作物的生长和丰收。
那天回来，立夏晚饭都没怎么吃。晚上等爸妈收工回家，她默默烧了热水，倒在木盆里，端到爸妈跟前。等他们洗完手脸，她就爬上炕，跪在他们身后给他们揉后背。她力气小，揉着没什么用，就脱了鞋，让他们趴着用脚轻轻踩着，有时候踩着踩着，就能听到爸妈均匀的呼吸声，他们是真的太累了，连话都没力气说，就这么睡着了。立夏不敢动，怕吵醒他们，只能轻轻把脚挪开。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通过窗纸照进屋里，洒下一片淡淡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