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当然明白，表现得更谦逊顺从，或许能换取高育良更多的好感，让“汉大帮”的交接更为平顺。
但对他而言，“顺利”并非首要目标，“速度”才是关键。
时间是他最稀缺的资源。
如果他始终以学生仰视老师的姿态与高育良沟通，主动权便将永远掌握在老师手中，何时交权、交多少，都将取决于对方的心情与节奏，这是祁同伟无法接受的。
另一方面，这一世的高育良虽然自身干净，但“汉大帮”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纳了不少赵家帮的旧部，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祁同伟并无意全盘接收这个“大礼包”，他需要的是甄别与清理。过于温顺的姿态，反而不利于他后续施展手段。
因此，他选择表现出适度的强硬。他了解高育良，以老师的修养和政治智慧，即便心中不快，也会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不会让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
至于师生关系的裂痕？祁同伟相信，待他顺利接收并整顿完毕，高育良也安然退居二线后，他有的是时间和方法去修补。
现在，他必须争分夺秒。
第二天正式上班，祁同伟的第一项行程便是拜访刘省长。
如果说高育良是“心有不甘”，那么刘省长便是典型的“坐等退休”。
他几乎不再参与具体事务，能推则推，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重大决策，只求平稳着陆。
祁同伟与这位名义上的政府一把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沟通是务实的，双方很快达成了基本默契：
刘省长愿意让渡部分日常工作的决策权和主导权给祁同伟，使其能真正以常务副省长的身份运转政府体系；作为交换，祁同伟在刘省长正式退下之前，必须恪守两条原则：第一，在公开场合和程序上，必须充分维护刘省长作为省长的权威，保持尊重；第二，在此期间，不要激活任何具有重大政治或经济风险的新项目、新决策，以免节外生枝。
祁同伟对此欣然认同。
上一世在刘省长麾下担任公安厅长多年，他对此人的心态和行事风格早有了解，这番交易毫不意外。这也正是他当前所需的——一个能够实质性开展工作、却又不必立刻承担全部最高责任的空间。
随后的一周，祁同伟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研读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数据，连续召开分管领域工作会议，逐一召见重要厅局负责人听取汇报。
短短七天，他对汉东省的经济社会状况、政府运行脉络以及关键干部的能力特点，有了初步的掌握。
这天晚上，祁同伟刚与北京的何弦及两个孩子通完视频电话，准备就寝，手机响了。是高育良的秘书罗学军。
“祁省长，抱歉这么晚打扰您。高书记请您现在来省委一趟，有紧急情况需要商议。”
祁同伟精神一振。
来了。
当他快步走进高育良那间宽敞的办公室时，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气氛凝重：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高育良；
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
省公安厅厅长肖钢玉；
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
祁同伟与众人点头致意，在高育良示意的位置上坐下。
季昌明立刻开口，语气严肃：
“祁省长，情况是这样的。最高检反贪总局在侦查某部委一位处长赵德汉的案件时，发现了与我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相关联的重大受贿线索。总局要求我们立即对丁义珍采取措施，实施控制。”
祁同伟面色沉静地点了点头。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心知肚明，但此刻他只是倾听者。
接下来，便进入了李达康的“表演时间”。
他情绪略显激动，力主将丁义珍控制在省内，由省检或省纪委进行调查，强调此举是为了“控制影响”，避免外界对京州、尤其是对涉及数百亿投资的光明峰项目产生不必要的恐慌，重蹈当年“林城投资商大面积出逃”的复辙。
双方——主要是李达康与季昌明、陈海之间，就“控制方式”、“影响评估”、“办案权限”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
高育良主持会议。
中途，高育良特意转向祁同伟：“同伟省长，你是常务副省长，主管经济工作，对光明峰项目的影响怎么看？”
祁同伟微微欠身，语气平和而立场超然：“育良书记，这件事性质特殊，涉及司法程序和干部管理。我是政府口的，具体办案流程不熟悉。我相信省委和政法委的判断，我听育良书记和各位的意见。”
他把球轻轻推了回去，既未支持李达康的“地方保护”倾向，也未附和检方的“立即控制”主张，保持了微妙的中立。
争论持续良久，高育良见难以达成一致，最终拍板：“这样，此事关系重大，我立刻向沙瑞金书记电话汇报，请示省委的意见。”
以高育良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对一个正厅级的省管干部采取强制措施，他本有相当的决策权。
但此事牵涉太广——光明峰项目是李达康乃至全省的脸面，丁义珍是内核操盘手，一旦抓人引发连锁反应，责任谁都难以承担。
高育良精明地选择了向上请示，既是对一把手的尊重，也是风险转移。
电话接通，高育良先是语气热络地谈及沙瑞金在全省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称赞其“一针见血”，除了打开话题的寒喧，一方面高育良是表达对一把手的靠近，另一方面，也是展现他本土实力派的肌肉。
或者说，是展现自己的tz价值，而并不是所谓的下马威。
接着，他简洁汇报了丁义珍案的情况及会议上的分歧。
沙瑞金在电话那头沉吟片刻，忽然问：“同伟省长也在场？他什么意见？”
高育良如实道：“同伟省长表示尊重省委和政法委的决定，听沙书记您的决断。”
沙瑞金是老练的政治家，岂会轻易接招？
他哈哈一笑，语气轻松却立场坚定：“育良同志，我刚到汉东，情况还不熟悉。你主持政法委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又是副书记，就代表省委，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做出决断吧。”
这个结果，在高育良意料之中。
但经过这道请示程序，他的决策便带有了“奉省委主要领导指示”的色彩，将来万一出事，责任分摊更为有利。
这是权力运行的常规逻辑：一把手享有领导功劳，也需承担领导责任。
挂断电话，高育良回到会议室，环视众人，语气果断：“沙书记指示，由我们根据情况相机决断。我的意见是，不能再尤豫了。季检察长，陈局长，请你们立即履行法定程序，对丁义珍实施拘传！控制起来，查明问题！”
“高书记！”李达康还想争辩。
高育良抬手制止，语气加重，并且巧妙地借用了沙瑞金的势：“达康同志，沙书记的态度是具有倾向性的。”
这话说得模棱两可，却足够有分量。李达康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什么。
而此刻，一旁的陈海，应该已经得到了陆亦可的电话，知道了丁义珍不见了的消息。
他拿起手机，似乎想给季昌明发信息。
会议眼看就要在高育良的决断中结束，众人准备起身。
就在这时，一整晚几乎没怎么发言的祁同伟，忽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淅，带着一种冷峻的穿透力，目光直射向坐立不安的陈海：
“陈海局长，我看你面色不对，坐立不安。是出什么事了吗？”
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陈海身上。
陈海被点名，强压着内心的惊涛骇浪，知道瞒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开口，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焦躁：“刚刚……现场监视小组报告，目标……丁义珍，不见了！”
“什么？！”高育良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贯的学者风度也顾不上了，脸上写满惊怒，“怎么回事？！一个副市长，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怎么会不见了？！你们是怎么部署的？！”
一旁的李达康也露出惊诧表情，但眼底深处，却飞快地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丁义珍跑了？麻烦暂时不会引爆了？光明峰项目……或许能喘口气？
陈海脸色铁青，语气带着埋怨和火气：“如果早一点下决心拘传，就不会出这种意外！高书记，祁省长，季检，我现在必须立刻去现场指挥！”
季昌明赶紧打圆场，呵斥道：“陈海！注意你的态度！怎么跟领导说话的？高书记、祁省长、达康书记，他就是太着急了……”
陈海却已沉着脸，转身就要往外走。
“等等。”祁同伟的声音再次响起，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陈海脚步一顿，回头，语气生硬：“祁省长，还有什么事？时间紧迫！”
祁同伟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用锐利的目光上下扫视了陈海一眼，才缓缓开口，问题如同冰冷的匕首，一刀刀递出：
“现场布置了几个人？为什么能把一个重点监控对象看丢？”
陈海：“我安排了一个行动小组！祁省长，如果不是之前会议汇报已经眈误了大量宝贵时间！我现在必须……”
“我问你答！”祁同伟骤然打断他，声音陡然提高，办公室里空气为之一凝，“你一个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有什么权限，不经完备的汇报和审批程序，就擅自部署对一个正厅级省会城市副市长的抓捕监控？谁给你的权力？”
陈海一滞：“最高检反贪总局有命令！”
“正式协查文档、立案文书、法律手续，在哪里？拿出来。”祁同伟伸出手，目光如炬。
“文档……还在传送途中，马上就到！”陈海的气势弱了几分。
“文档未到，手续不全。那你告诉我，检察法哪一条，赋予了你可以先行实施抓捕的权力？程序正义还要不要？”祁同伟的追问步步紧逼。
陈海语塞，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祁同伟却不放过，继续剖析，语气越来越冷：“目标在酒店参加公开会议，人员混杂，环境复杂。为什么只派一个小组？谁做的风险评估？”
“我们……人手不足！”陈海辩解。
“人手不足，为什么不向季昌明检察长正式报告，申请协调更多力量？省检没人，公安系统能不能协调？你报告了吗？”祁同伟的目光扫过一旁脸色也不好看的肖钢玉。
陈海哑口无言。
祁同伟站了起来，走到陈海面前，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每个人心上，带着深深的失望与严厉的斥责：
“陈海，你这是什么行为？把国家赋予反贪部门的权力，当成个人英雄主义的舞台吗？无组织、无纪律、无程序！你想当孤胆英雄？你在汉东大学，在省检察院这么多年，就学会了这些？”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高育良和季昌明，最后回到陈海惨白的脸上，下达了结论：
“人抓到了，或许还能将功补过。要是最后人跑了，失踪了！你作为现场行动的负责人，部署失误，程序失当，必须负全部责任！到时候我会正式向省委提议，对你进行严肃处分，并建议调整你的工作岗位。你现在的状态和作风，不适合再担任一线职务！”
“你需要重新进行理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