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重庆时。
这座被无差别轰炸了整整五年，早已习惯了在瓦砾与废墟中挣扎求生的战时首都，瞬间被一种近乎癫狂的喜悦所引爆。
压抑了八年的痛苦、屈辱、愤怒和恐惧，在这一刻尽数化为山呼海啸般的狂潮。
成千上万的市民从他们低矮的吊脚楼和阴暗的防空洞里涌上街头。他们挥舞着手中的一切，无论是国旗、手帕还是刚买的菜叶。
陌生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又嚎啕大笑。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敲打着脸盆和水桶，发出不成调的、却无比欢快的噪音。
鞭炮声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响起，震耳欲聋，仿佛要将这些年防空警报带来的恐惧全部炸碎。
报童们嘶哑着嗓子，高喊着“胜利了！日本投降了！”的号外，他们手中的报纸甚至来不及分发，就被一只只颤抖的手抢走。
人们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用最大号字体印刷的标题，仿佛要将那几个字刻进自己的眼球。
这是一个民族最纯粹的狂欢，是一场用血泪浇灌出的胜利。
然而，在这片狂欢的海洋之下，早已是汹涌的暗流。
镜头，从欢腾的山城，转向光复的上海。
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在经历了漫长的孤岛时期和彻底沦陷后，终于迎来了光复的时刻。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市民们的喜悦丝毫不亚于重庆。外滩的海关大楼，破天荒地再次敲响了钟声，悠扬的钟声传遍了黄浦江两岸。
但是，这份喜悦，很快就被一盆盆冰冷的现实，浇得透心凉。
胜利的消息，并没有让如脱缰野马般的物价停下脚步。法币，早已沦为一堆印着数字的废纸。
一个普通的市民，拿着早上领到的薪水，还能在米店门口排队买上一小袋米；可等到他下班回家，同样的钱，或许连一盒火柴都换不来。
“今天不买，明天就涨”的恐惧，支配着每一个人。
投机商们疯狂的囤积着从粮食到布料的一切物资，黑市交易从未如此猖獗。
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普通市民的脸上，短暂的笑容迅速被对明天早餐在哪里的忧虑所取代。
而真正的混乱，是从那些被称为“接收大员”的国民政府官员，乘着飞机从重庆空降到上海后开始的。
他们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皮鞋锃亮，仿佛不是来接收一座饱经战火的城市，而是来参加一场盛大的派对。
他们名义上是光复国土的英雄。
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一群饿了八年的狼。
他们首先抢占的，是那些原属于日本高级军官和汪伪汉奸的豪华花园洋房。
一个曾经为日本人做过翻译的小商人，以为胜利后可以保住自己用血汗钱买下的石库门房子，却被几个接收大员堵在了门口。
对方只用一张盖着公章的命令，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奉命接收敌伪逆产”，就把这家人连同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一起赶到了大街上。
男人试图理论，换来的却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和一句冰冷的呵斥：“你这汉奸，还有脸讲道理？”
紧接着，是汽车，是工厂，是银行里的黄金，是仓库里的棉纱。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接收”的目标。一场场打着国家旗号的公然劫掠，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
上海市民们给这群人起了一个辛辣的绰号——“五子登科”，讽刺他们眼里只有条子（金条）、房子、车子、票子和女子。
希望，迅速变成了失望。
敬意，迅速变成了鄙夷。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阴影里，各方势力也在进行着无声的角力。
一些曾经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和特务，正忙着销毁罪证。
他们烧掉账本，将过去的主子送给他们的武士刀扔进黄浦江，或者拿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试图贿赂新的主子，为自己换一个“曲线救国”的“爱国商人”身份，摇身一变。
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没有去抢夺豪宅和汽车。
在一个纱厂的车间里，几名护厂队的工人，正手持铁棍，警惕地守着那些珍贵的纺织机械。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正低声对工人们说着话，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有力量。
“同志们，这些机器不是那些当官的私产，它是我们将来吃饭的家伙。保住了它，我们才能有工开，有饭吃。这是我们自己的工厂。”
工人们默默地点着头，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分得清谁在抢他们的饭碗，谁在保他们的饭碗。
民心，就在这一次次的对比中，悄无声息的发生着转移。
在法租界的一间不起眼的公寓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普通账房先生的中年人，正在将一份份刚刚整理好的情报，通过加密电台，发往大洋彼岸。
他是沈知渊在上海情报网的负责人之一，代号“观察家”。
【经济报告：法币体系已彻底崩溃，市场陷入以物易物和黄金交易的原始状态。民众生存状况，比战争时期更加艰难。胜利并未带来面包。】
【政治报告：国民政府接收官员，已在上海民间引发巨大怨恨。其行为与盗匪无异，被市民讥讽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民心正在快速流失。】
【社会报告：共产党地下力量活动频繁，组织严密，目标明确，专注于保护工业基础和争取底层民众支持。他们的口号很有煽动性：“接收，是为了生产和人民”。】
电报的最后，“观察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总结。
【老板，对日战争结束了。】
【但为了争夺胜利果实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这个国家，像一个刚刚打赢一场惨烈手术的病人，却因为失血过多和体内感染，正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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