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渐浓，山风穿林而过，秦之也一行辞别下山。她与萧佑约定，此后每逢初一、十五，她便上山探望。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十一日，元佑皇后于张邦昌“敦请”之下垂帘听政，张邦昌自退为左相。
四月十五日，张邦昌以元佑皇后名义颁诏天下，命康王赵构“嗣宋朝之大统”，诏书中言：
“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将延续国祚之重任与希望，寄托于赵构之身。
五月初一，赵构于应天府登坛祭天，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史称南宋伊始。
新朝初立，赵构即刻擢升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位列执政。
次日，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尊元佑皇后为隆佑太后。
同日，隆佑太后撤帘归政，赶赴应天。
五月初五，为借重天下人望，赵构起用主战派领袖李纲为右相，命其火速赶赴应天府行在。
同时，罢去张邦昌左相之职，却仍封其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
此举意在稳住伪楚旧人，暂缓与金人冲突，以争取喘息之机。
为集成军权，赵构废亲军司，设御营司，总揽全国军政。
以黄潜善为御营使，汪伯彦为副使，王渊为都统制，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并为统制官，刘光世提举使司事务。
至此，新朝军政格局初定，四方稍安。
旋即，新朝便立即展现出妥协姿态，于五月初九任命傅雱为大金通和使，北上求和。
六月初一，李纲抵达应天府履任，次日陛见赵构，力陈“罢和议”、“严防守”、“募兵买马”、“巡幸南阳”等策，主张以守为攻，徐图中兴。
赵构遂命李纲兼任御营使，总揽对金防御事宜。
李纲又举荐宗泽知开封府，让其负责开封地区防御，并设置河北西路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分由张所与傅亮掌管，以图收复割让给金人的三镇。
随后，赵构听从李纲主张，将张邦昌贬往潭州安置，不久赐死。
赵构表面重用李纲、宗泽等抗战派，并声称“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
暗中却听从黄潜善与汪伯彦之议，于七月十七日下诏“巡幸东南”。但在李纲反复劝阻下，迟迟未能动身。
八月初五日，赵构为安抚李纲，让其放弃定都中原之主张，便升他为左相，同时任命黄潜善为右相。
以汪、黄为首之妥协派依然掌握着军政大权，并指使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馀条“罪状”。
因在赵构默许之下，李纲被迫下野。
李纲罢相之后，太学生陈东、乡贡进士欧阳澈上疏抗议，并痛斥汪、黄误国，请求赵构用李纲抗战救国之策，图谋恢复，迎回二圣。
赵构大怒，下诏处死陈东、欧阳澈。
九月二十日，赵构正式决定“巡幸”江宁。十月初一，赵构离开应天府，由运河南下。由于东南变乱不断，赵构一行只得于十月二十七日止步扬州，暂时将其作为驻跸之地。
幽幽琴音如流水，穿林拂石入耳间。
萧佑静坐庐中，明知守丧期间不宜闻乐，心下却并无责怪。
他知晓，秦之也必是听闻了官家畏金避战、南巡扬州的消息，恐自己心中愤懑难舒，故特以琴音疏导。
这份体贴入微的用心，让他既感无奈，更多感激，便也由着那清越的琴声洗涤胸中块垒。
琴声渐歇，佳人徐步而来。茅舍之中，二人对坐。萧佑为她斟上一碗清茶，递将过去。
“心中可轻快了些？”秦之也笑意盈盈地接过茶碗。
萧佑无奈一笑道：“守丧期间，丝竹本非宜。不过，晏晏这琴音倒是涤荡心尘，暂解烦忧。”
秦之也轻抿一口，眼波流转，带着些许挪揄：“既然烦忧暂解，那便来论一论，月前嘱咐七郎研读的《三国志》如何？”
萧佑闻言，顿觉头疼。这数月来，秦之也不是与他辩论兵法，便是逼他读史论政。
偏她总能引经据典，切中要害，常令他难以招架。
只得摇头苦笑道：“还请晏晏赐教。”
秦之也唇角微扬：“七郎初读《三国志》，馀亦不为难。便请评一评，魏武帝、昭烈帝与吴大帝，此三位雄主，为何皆未能一统天下？”
萧佑闻言顿时头大，这哪里是不为难，评帝王之得失，乃是治史大家方敢言之。
萧佑见她眸光清澈，只得无奈道：“些许浅见，若是某说错了，晏晏勿怪。”
秦之也道：“无妨，七郎请！”
萧佑踌躇片刻道：“曹操虽据中原沃土，然内有献帝掣肘，外有刘、孙窥伺。
其人虽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临敌对阵，意态安闲……然，终究是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
秦之也闻言，不由得“噗嗤”一笑，摆了摆手：“七郎这是将唐太宗与司马温公的评语，拼凑在一处来糊弄我么？”
萧佑尴尬地摸着鼻子，讪笑道：“某虽读书却不求甚解，哪里能有甚见解。只得东摘西抄些应付晏晏考校了。”
秦之也以手扶额，叹道：“是馀心急了。只是七郎应该知晓，读书使人明智，读史使人明秀。
十七史之中，天文地理、德行、兵法、政道、商术，等等可谓无所不包。
便以兵法为例，史书之中，为将者运用兵书之奥妙事例皆在其中。
便是这世间一切的不解，亦可在青史烟云中寻得答案。
萧郎君若可通读，往后为将自可无往而不利。切不可囫囵吞枣，亦不可因馀之故，勉强为之。”
萧佑听闻这番恳切之言，面露惭色，正身肃容，郑重一揖，道：
“却是萧某之错，枉费晏晏拳拳之心，萧某在此赔不是了。”
秦之也见状，心中慰借，亦敛衽回礼：“七郎言重了。你能明白馀之用心，便好。”
随即，秦之也起身，行至萧佑书案前，将那本《三国志》拿了放在桌上。
纤手捏起茶碗，饮了一口，道：“一些浅见，请七郎一听。”
萧佑闻言，不觉坐直了身子，认真倾听。
秦之也将《三国志》翻至“魏武帝本纪”，道：“曹魏不能克竟全功，实因魏武帝其人性情有缺。不，细论起来，三国鼎立，未能归于一统，曹、刘、孙三人，皆是败于自身性格之局限。”
她稍作停顿，又道：“魏武帝其人，如《三国志》记载，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此为陈寿言，魏武帝之长也。
而其短则亦尤为显著。其人狡诈多疑，作奸欺世，严以待人却宽以律己，更兼任人唯亲，残暴虐杀，僭越称王。
致使百姓离心，士人离德。因此不能众志成城，一统宇内。”
萧佑不解道：“可他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怎能是任人唯亲？”
秦之也道：“七郎既读《三国志》，可细察曹魏三军统帅，多为谁人？镇东将军夏侯敦，征西将军夏侯渊，征南将军曹仁，都护将军曹洪……
夏侯氏与曹氏亲族把持诸军要津，镇守四方。
然此数人，勇则勇矣，却少庙堂之略，以致曹魏屡失战机。
夏侯渊督汉中，则汉中为蜀汉所夺；曹仁督荆州，先为关羽所破，后令东吴坐收渔利。
此皆战略层面之重大失利，岂非任人唯亲之弊？”
她顿了顿，指向书中记载：“再看内政，其人虽言‘不拘微贱’，然观曹魏中枢重臣，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清河崔氏……真正出身寒微而位列宰执者，又有几人？其用人，仍未脱世家豪族之窠臼。”
萧佑顺着她的指引回想书中内容，只觉壑然开朗，此前阅读时未曾深想的关节一一贯通，不由连连点头，心悦诚服。
秦之也将茶碗轻轻放下，眸光流转，续道：“既然说完了魏武帝，我们便来论一论这汉昭烈帝。”
她将《三国志》翻至《先主传》，指尖轻点：“陈寿评昭烈帝：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说来，”秦之也言语之中颇有感佩与惋惜之意，“昭烈帝是馀私心里，极为推崇的一位帝王。”
她微微一顿，似在斟酌词句，方才缓缓道：“而他最大的短板，恰恰也是最令馀为之动容之处——那便是太过意气用事，情义重于利害。
这般性情，本不该出现在一位逐鹿天下的帝王身上。帝王心术，讲究理智克制，乃至冷酷权衡。
然，偏生这等至情至性，方能令关羽、张飞此等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的豪杰，誓死追随，患难与共；
也才能令诸葛武侯那般天纵奇才，感其知遇之恩，心甘情愿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她的话语中带着深深的慨叹，“他以赤诚换来了世间难得的忠义，构筑了蜀汉立国的基石。”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秦之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凝，“亦是这般的性情，让他在关羽败走麦城、身死东吴之后，不顾曹魏大敌当前，也不听群臣苦苦劝谏，执意尽起举国之兵，为关羽复仇。
一场夷陵大火，烧尽了蜀汉积攒多年的精锐，也烧尽了诸葛亮“隆中对”里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最后希望。
自此，蜀汉元气大伤，困守西南，再无力问鼎中原，终究……无望兴复汉室。”
她抬起眼，望向萧佑，目光清亮而深邃：“可见，为君者，乃至为将者，重情重义，能得死力；
然情令智昏，则足以倾复邦国。这其中的分寸，实在难以拿捏。昭烈帝其人，可谓成于性情，亦败于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