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他的声音更加清晰冷冽，“病患聚集，秽气交织，尤以时疫流行之际为甚。官办医馆，人来人往，若防范稍有疏失，便易成为疫气滋生传播之渊薮。一旦蔓延，荼毒一城一地，其祸之烈，恐远超医馆所救之人数。前朝旧事，非无殷鉴。此关乎万千生灵安危，不可不深虑。”
“其三，”王衍微微抬眼，目光似乎望向了殿宇深处，“治国之道，贵在清静，顺其自然。生老病死，本是天道循环。朝廷若过度襄助，恐扰乱了这自然之序。且地方乡绅、宗族、僧道寺院，历来有施药义诊、恤孤怜贫之善举，此乃民间自发之仁德，亦是教化之一端。朝廷若大包大揽，反使此等民间善行萎缩，人情纽带松弛。依臣愚见，陛下既怀仁心，不若明诏天下，大力旌表各地善堂、义庄、寺观之施药善行，赐予匾额，减免部分税赋，鼓励其扩大规模。如此，既彰显朝廷仁化，导人向善，又无须过度耗费国帑，避免官办可能滋生之种种弊端，岂不更为稳妥，更合‘无为而治’之古训？”
王衍的话，角度刁钻，立意高远，将一场关于财政与生命的现实辩论，巧妙地带入了“道德教化”、“自然天道”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形而上层面。表面上看，他是在为朝廷省钱、规避风险，言辞间甚至充满了对“陛下仁心”的体谅与对可能“辜负仁心”的担忧。但细细品味，其内核却充满了世家大族对朝廷权力过度渗透民间事务的隐隐抵触，以及对“天命”之下个体生命价值的某种漠然与冷酷。他那句“生老病死，本是天道循环”，更是带着一丝听天由命的迂腐气息。
这番话，让那些高举“仁政”、“民心”旗帜的官员一时气结，如同蓄满力量的一拳打在了空处。他们可以反驳财政问题，可以驳斥贪弊风险，但对于这种上升到“道德”、“天道”、“教化”层面的批判，却需要更缜密的思辨与更犀利的言辞来应对。而一些原本中立、崇尚黄老“清静无为”、重视礼法规矩的官员，脸上则露出了深思之色，似乎觉得王衍所言，亦有其道理所在。
龙椅之上，沈璃的目光落在王衍那清癯而平静的脸上，停留了片刻。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掠过一丝极淡的冷意。她自然听出了这番话语之下潜藏的机锋。这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深刻的观念冲突与权力博弈。惠民医政，触动的绝不仅仅是国库的银两，更是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某种默契，是地方宗族、乡绅把持基层社会事务（包括一定程度的社会救济）的传统格局，以及某些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的“君子远庖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理哲学。
殿内一时陷入了短暂的沉寂，只有铜鹤香炉中袅袅升起的青烟，无声地变幻着形状。所有的目光，或明或暗，都聚焦在了御座之上，等待着天子的裁决。
沈璃缓缓开口，声音并不洪亮，却带着一种久居上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清晰地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王侍郎所言，引经据典，思虑深远，确有其理。”
此言一出，支持医政的官员心头骤然一紧，脸色微变。而王衍则眼帘微垂，嘴角那丝几不可察的弧度似乎略微明显了些，持笏的手姿态愈发从容。
然而，沈璃的话锋紧接着便是一转，语气陡然加重，如金石相击：“然，朕亦尝闻圣人之训：‘天地之大德曰生’。又云：‘仁者，爱人’。朕每读史书，见饥馑之年，饿殍遍野；疫疠横行，十室九空。苍生何辜，遭此荼毒？彼时在位者，或空谈天命，或吝于资财，坐视子民毙命，此岂为君之道？岂合圣人仁爱之本心？”
她的目光变得锐利，扫过王衍，也扫过殿中百官：“今日我大胤百姓，困于贫病者，岂是因他们‘不修德’、‘不惜身’？多是迫于生计，劳苦过度，营养匮乏，乃至环境恶劣所致。彼等辛勤耕作，缴纳赋税，供养朝廷百官，戍守边疆将士，乃国之基石！基石若有损，大厦将倾，届时空谈教化礼义，又有何用？至于民间善堂、僧道施药，朕深知其善，亦常予褒奖。然其力有限，分布不均，且多集中于城镇富庶之地。广大乡村，偏远州县，贫苦无依之民，彼等可能顾及？朕设立惠民医馆，正是要弥补此缺，使朝廷恩泽，无分城乡，无论贫富，皆能雨露均沾！此非过度干预，乃是朕身为人君，对天下子民应尽之责！”
她顿了顿，呼吸似乎略微深长了一些，仿佛在平复心绪，也像是在积蓄力量。然后，她的目光转向了面露忧色、欲言又止的林昭等户部官员，语气放缓了些，但其中的坚定却丝毫未减：“朕深知国库艰难，开支浩繁。北疆军饷，黄河堤防，官道驿站，漕运屯田……桩桩件件，皆是要务，朕夙夜在心，未尝敢忘。”
“然，”这个“然”字，她咬得格外清晰，“惠民医政，关乎生民性命，乃国本所系，民心所向。百姓无安康，则赋税无源；民心若离散，则社稷危殆。故此，朕意已决，此政不可动摇，必须坚定不移推行下去！”
紧接着，不等反对之声再起，沈璃一口气抛出了一整套具体而微的应对之策，思路清晰，环环相扣，显然经过深思熟虑：
“其一，为解燃眉之急，亦显朕之决心，惠民医馆初始筹建及本年维持之专项用度，设立‘惠医药金’，由户部会同太医院设立专司统筹管理。先从朕之内帑拨付白银一百万两，作为启动及本年补贴之资。后续常年经费，”她目光转向刚刚因开海政策而新设不久的海关衙门官员方向，“从各海关所征新增市舶税中，划出三成，专款专用，直接汇入‘惠医药金’账户，户部与太医院共管，每季稽核，报朕知晓。”
动用皇帝私库（内帑），这既是巨大的政治表态，彰显了她将个人财富与国政捆绑的决心，也暂时缓解了国库的直接压力。而指定从新兴的、被视为未来财源的海关税收中划拨专款，更是极具象征意义——将“开海”这一开源之策与“惠民”这一仁政直接挂钩，表明新财源当用于新政，取之于商，用之于民。
“其二，”沈璃的声音更加沉稳，带着立法般的威严，“着内阁会同户部、吏部、刑部、太医院，即刻拟定《惠民医馆管理条则》，颁行天下。条则须明确：各州府医馆建设规模、费用，需根据辖区人口、财力实情报批，严禁虚报浮夸、攀比奢华。所有费用支出，须有明细账目，接受户部与都察院随时核查。禁止地方擅自挪用常平仓银、捐税正项垫付，违者以贪墨论处。医官聘用，须经太医院或指定医署考核，发给凭证，方得坐诊，并实行定期考评，优奖劣汰。药材采购，”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由朝廷指定太医院牵头，遴选数家信誉卓着、资本雄厚的大药商总揽，统一议定‘惠民平价’，分区域配送至各医馆。药价须在医馆显着位置明示，接受病患与官府督查。严厉打击以次充好、抬高药价之行径。”
“其三，鼓励与疏导并行。鼓励地方乡绅、富商巨贾、致仕官员捐资捐药，助力本地惠民医馆。凡捐资达到一定数额者，由地方官府勒石记名，奏报朝廷，予以旌表，或赐予‘义绅’、‘善贾’匾额，可酌情授予其家族子弟在科举、入仕方面之微小优待。同时，探索‘官督民办’或‘药田’之法。各州府可划拨部分官田，或鼓励乡民利用闲田、山地，种植本地常用药材，由惠民医馆按保护价收购，既可平抑药价，保证药材来源，亦可增加农户收益。”
“其四，命太医院提速完成《惠民方典》全本编纂，广泛刊印，分发至各州县医馆及较大之村镇。同时，由太医院组织各地名医，因地制宜，编撰简易版《乡民验方集》或《百姓防病要略》，侧重地方常见病、时令病，选用廉价易得、甚至田间地头可寻之草药方剂，文字务必浅显，配以简单图示。此集由朝廷出资，大量雕版印刷，通过县学、乡塾、里正、乃至行走货郎，广为散发传播，务使尽可能多的百姓，即便不去医馆，亦能知晓一些防病治病的基本常识与简便方剂，所谓‘上工治未病’，此亦能极大减轻医馆压力，防患于未然。”
这一系列举措，既展现了不容置疑的坚持（医政不可动摇），又包含了务实的变通（内帑+海关专款）；既有严格细致的规范管理（《条则》、统购、考核），又有巧妙的激励与疏导（鼓励捐助、药田、名誉奖励）；既有解决当前问题的急策（拨款、严管），又有着眼于长远的谋划（人才培养、方典普及、知识下乡）。可谓面面俱到，既回应了财政可持续的担忧，又驳斥了道德教化的迂论，更试图将可能的地方势力反弹（通过鼓励捐助将其纳入体系）转化为新政的助力，甚至考虑到了基层执行可能遇到的困难而预备了替代方案（验方集）。
林昭听了，紧绷的心弦稍稍松弛了几分。动用内帑和指定海关专款，至少意味着短期内，太仓的压力会得到一定缓冲，不至于立刻冲击到军饷、河工等更要命的项目。严格的费用管控、药材统购和医官考核，也是户部一贯主张的节流之法。虽然他知道，实际执行起来必定千难万难，但至少皇帝拿出了态度和方案，并非一味强推而不顾后果。
王衍等人，虽然心中仍觉沈璃过于强势，且其方案在本质上仍坚持了朝廷深度干预的路径，与他们心中理想的“无为而治”、“民间自为”相去甚远。但皇帝已然动用了私库，做出了巨大个人牺牲的表态，又提出了相对周详、兼顾各方的具体措施，此时若再强行反对，不仅显得不识时务，恐怕还会被扣上“漠视君父仁心”、“不顾百姓死活”的帽子。几个本想附议王衍的官员，交换了一下眼神，终究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选择了暂时缄默。
一场看似即将爆发的激烈朝争，在沈璃一番有理有据、软硬兼施的应对下，暂时被压制了下去，转入了落实与执行的层面。
朝议之后，相关的旨意以最快的速度拟就、用印、下发。内帑一百万两雪花银，由专门的内官监会同户部官员清点、封装，分批运往户部太仓，再按计划拨付。海关税收专项划拨的章程也迅速拟定，虽然市舶税收入尚不稳定，但已然给出了明确的信号。《惠民医馆管理条则》的草案由数个衙门日夜赶工，数日后便有了初稿，经沈璃御览修改后，以六百里加急发往各省。这些举措，像一道道逐渐收紧的缰绳和一块块新筑的堤坝，试图驾驭并引导那匹名为“仁政”的奔马，使其在既定的轨道上奔驰，而不致彻底脱缰溃堤。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圣旨与条例的金色光芒，在穿越层层官僚机构的迷雾、抵达帝国广袤而差异巨大的疆土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折射、衰减乃至扭曲。落实之艰难，地方情状之复杂，人心之幽微，远超紫禁城中任何一份奏章所能描述。
在江南的苏、杭、松、常等富庶繁华之地，惠民医馆的推进，相对而言确实较为顺利。这些地方官府库藏相对充盈，民间资本活跃，乡绅商贾乐于通过捐资获得朝廷旌表，提升家族声誉。加之这些地区历来文教昌盛，名医辈出，招募合格的坐堂医官并非难事。不过月余，江宁、苏州、杭州等地，便有几家规模可观、房舍整洁、药柜充实、医官称职的惠民医馆挂牌开张。前来就诊的贫苦百姓络绎不绝，虽然仍不免有等待之苦，但确确实实得到了较为可靠的诊疗和相对廉价的药物。甚至有嗅觉灵敏的大药商，看到朝廷统购的庞大规模与稳定的支付信誉（背后是皇室内帑与海关税收的背书），主动提出更为优惠的价格和更好的付款条件，以期能挤入“朝廷指定药商”的行列，获得这份长期而稳定的大订单。在这里，“仁政”的光辉似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民间对女帝的称颂也最为热烈。
然而，帝国疆域何其广袤？更多的地区，是西北的苦寒贫瘠、西南的烟瘴密布、中原的多次凋敝、东北的荒凉初创。在这些地方，惠民医政的推行，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境况，呈现出光怪陆离乃至令人心寒的变形。
陇西某下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之间，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百姓多以杂粮薯芋为生，县库常年空空如也。县令姓赵，是个年近六旬、屡试不第后捐纳得官的老举人，本就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心思来到这穷乡僻壤，却发现此地实在无甚油水可捞，早已心灰意冷，只求无过，盼着任期届满调任或致仕。接到朝廷严令和厚厚的《管理条则》后，赵县令愁得几夜未眠。县里无钱，乡绅自身难保，谁肯捐资？朝廷的专项钱粮？文书上说会下拨，可谁知道何时能到？就算到了，从省府到府城，再到州县，层层经手，“润笔”、“损耗”之后，还能剩下几成？至于招募医官，县里仅有的两个略通医术的，一个是祖传兽医，只会给牲口看病；另一个是走方郎中，早已不知云游何处。
最后，在上级衙门连连催逼、甚至以“贻误皇命”相威胁之下，赵县令把心一横，想出了“对策”。他命衙役将县衙西侧一处早已废弃多年、用来堆放杂物的旧马棚稍作清理，铲除厚厚的马粪和杂草，用黄土略略垫平地面，四面漏风的棚壁用茅草胡乱堵了堵，棚顶的破洞盖了几张破席。然后，他将那位曾做过兽医的老卒找来，许以每月三钱银子的“坐堂薪俸”——这钱还是从县衙胥吏那本就微薄的“饭食银”里硬抠出来的。又让人从县里唯一一家小药铺赊购了些最便宜的艾草、干姜、陈皮、甘草等常见药材，装了几个破旧的藤筐，摆在马棚一角。最后，找来一块半旧的木板，请县学的老童生提笔写下“xx县惠民医馆”七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挂在了马棚门口。
如此，一所“惠民医馆”便宣告落成。赵县令连忙行文上报，称“本县仰体圣意，克服万难，已于某月某日建成惠民医馆一所，延请良医，备齐药材，开始惠民施诊”，并附上了一张虚报了不少费用的清单。
消息传出，附近几个村子的贫苦百姓，还真有抱着希望前来求医的。起初几日，来看的都是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老兽医胡乱给些姜汤、艾草熏炙，倒也糊弄过去。但数日后，一个邻村的农夫，因急性腹痛被家人用门板抬来，已是面色青紫，冷汗淋漓，呕吐不止。老兽医哪里见过这等阵仗？按治牲口腹胀的法子，用了些泻药，结果病人当夜便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家属悲愤欲绝，抬着尸首到县衙门前哭喊鸣冤，骂官府草菅人命，骂“惠民医馆”是“害民鬼棚”，更有人悲呼：“什么女菩萨皇帝！都是骗人的！派来个治牲口的害死我男人！”事情很快传遍四乡八里，百姓们刚刚燃起的一点对朝廷新政的微弱信任，瞬间被这冰冷的现实击得粉碎，化为更深的失望、怨恨与疏离。赵县令闻讯大惊，一边强压家属，以“刁民诬告”为名打了几顿板子赶走，一边紧急行文上司，谎称“病患自身恶疾突发，医官抢救不及”，试图掩盖过去。
中原某府，去年刚遭过一场不小的水灾，民生颇为艰难。知府姓钱，倒是个想做点实事的官员，接到朝廷下拨的首批“惠医药金”和一批由省里统一配送的药材后，颇为振奋。他将筹建和管理医馆的重任，交给了自己从家乡带来的、颇为信任的钱粮师爷——一个姓吴的幕友。吴师爷精明干练，深谙官场套路，也确实迅速将府城最大的一处惠民医馆建了起来，青砖瓦房，诊室药局分明，还招募了两位据说颇有经验的退休老郎中坐堂，一时间颇受好评。
然而，这吴师爷却有着极强的贪欲。他见药材采购油水丰厚，便私下与本地几家药商勾结。将朝廷配送的部分上好药材偷偷置换出来，高价卖给药铺，再购入价格低廉、年份不足甚至略有霉变的劣质药材填充入库。在账目上，则利用采购、运输、损耗等名目，做平账目，虚报价格，中饱私囊。那两位老郎中，起初还据理力争，要求使用好药，却被吴师爷以“朝廷定额有限，需惠及更多百姓”为由搪塞，甚至暗中威胁。老郎中一则惧其权势，二则确实见来看病的百姓太多，好药确实不够分配，只得叹息着，用那些效力甚微的劣药开方。
结果，不少病人吃了药，病情迟迟不见好转，甚至反而加重。百姓们起初不明所以，只道是自己病重，或医官医术不精。但久而久之，有细心者发现，从惠民医馆抓来的药，色泽、气味与从前在别处抓的同种药似乎不同，煎出的药汤也寡淡许多。流言渐渐传开，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私下里咒骂“官字两张口，上下都是理”、“皇帝的好经，都让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对朝廷“惠民”之举的天然信任，渐渐被狐疑、失望与愤懑所取代。而吴师爷等人，却在此期间捞得盆满钵满。
更有甚者，在一些偏远或吏治本就腐败的州县，地方官对这项新政阳奉阴违到了极致。他们认为此举不过是年轻女皇帝收买人心、标榜仁德的花样文章，耗时耗力耗钱，于自己最关键的政绩考核——钱粮征收是否足额、刑名治安是否平稳——并无直接助益，反而容易因医疗事故惹来麻烦，或者因为管理药款而成为新的监察重点。因此，他们的策略是：朝廷来巡查时，临时找个地方，摆几张桌子，找几个人装装样子，应付过去；风头一过，便任其自生自灭，所谓的“医馆”很快便门可罗雀，直至废弃。而朝廷下拨的专项钱粮，或者被巧妙地挪用到其他“更紧要”的地方（比如修补官衙、宴请上官），或者干脆通过各种手段，化入了私人囊中。在这些官员眼中，惠民医政，不过是一场可以从中牟利或消极应付的过场戏罢了。
这些发生在帝国角落里的黑暗、荒诞与悲剧，并没有被完全掩盖。它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或明或暗，逐渐汇聚到了帝国权力的中枢，摆在了女帝沈璃的案头。
有监察御史风闻奏事，弹劾陇西某县“以马棚充医馆，庸医害命，知县欺上瞒下”；有刑部按察司在巡查其他案件时，偶然发现中原某府药材账目异常，牵扯出贪墨大案；有沈璃早年布下的、直属于皇帝的隐秘监察体系的密探，发回更为详细甚至触目惊心的暗报，描述地方如何敷衍塞责、如何贪墨药款、百姓如何从希望到绝望；甚至，还有通过某些特殊渠道（如进京告御状的苦主、有良知的底层小吏冒险呈送）递上来的，字字血泪的民间陈情书或血书，控诉“惠民”之名下的种种不公与惨状。
当这些奏章、密报、血书一一摊开在御书房那宽大的紫檀木龙案上时，窗外正是盛夏午后，阳光炽烈，树影婆娑，蝉鸣震耳。但沈璃却感到一阵阵彻骨的寒意，从脊椎升起，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比她在北疆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暴风雪都要寒冷。
她知道推行新政必有阻力，知道理想在现实中必然会发生变形，知道人性的贪婪与惰性是无孔不入的顽疾。这些，她在决定推行此政时，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但当她如此直接、如此具体地面对这些因自己一道充满善意的政令，而在执行中扭曲、变形，反而加剧了百姓苦难、催生了新的腐败、玷污了朝廷信誉的残酷事实时，那种混合着震怒、失望、无力与深入骨髓的悲凉，几乎要将她吞噬。她仿佛能看到那个死在马棚里的农夫圆睁的、不甘的双眼；能听到那些吃了霉变药材病情加重的百姓压抑的呻吟与咒骂；能感受到那些最初满怀希望、最终却心寒如铁的庶民，心中那熊熊燃烧的怨愤之火。
“仁政”……在理想中，它是甘霖，是曙光，是温暖的手。但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土壤里，它却可能因为执行的扭曲、吏治的腐败、资源的匮乏、观念的抵触，而变成又一道沉重的枷锁，一剂苦涩的毒药，甚至成为滋养新旧蠹虫、加速帝国肌体溃烂的温床。财政的压力可以计算，可以设法筹措，但人心的失望、信任的崩塌、基层吏治在利益诱惑下的进一步腐坏，这些无形而致命的损耗，却难以计量，其危害之深远，恐怕更在银钱亏空之上。
那一日，沈璃将自己独自关在御书房内，从午后直至深夜。她没有召见任何大臣，没有批阅其他奏章，只是对着那些揭露黑暗的材料，一遍遍地看，沉默地看。烛火跳动，映照着她冰冷而锐利的侧脸，那上面没有任何泪痕，只有一种近乎凝固的沉肃。偶尔，她的手指会无意识地摩挲着案头那本崭新的《惠民方典》试印本，指尖感受着纸张的纹理，仿佛在触摸这项政策最初、最纯粹的理想形态。
当她再次打开御书房的门，步入黎明前最黑暗的夜色中时，眼中布满了血丝，但眸光却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冰冷、锐利、坚定，如同淬火之后的寒刃。
次日，数道比之前更为严厉、甚至堪称酷烈果决的旨意，伴随着清晨第一缕天光，从宫中发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驰向帝国四方，如同道道凌厉的闪电，誓要劈开层层阴霾。
第一道旨，直指陇西马棚医馆致人死亡案。旨意中详细列举查实之弊：知县赵某“敷衍塞责，欺君罔上，以污秽马棚充作医馆，任用无籍兽医，致人死命，事后更行遮掩，殴打发丧苦主，实乃丧心病狂，渎职害民之极”。判决如下：赵县令即行革职，锁拿进京，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司会审，定案后流放三千里，至极边烟瘴之地服役，遇赦不赦。主管此事的县丞、具体经手的吏员，一律下狱，严审有无其他贪弊，从重治罪。其上峰知府、道台，因“失察、督管不力”，罚俸一年，留职察看，以观后效。并令将此案判决明发天下各州县，张榜公告，使官民周知，“以儆效尤，凡有敷衍惠民新政、草菅人命者，赵某即为前车之鉴！”
第二道旨，针对中原府城药材贪墨案。不仅将贪墨主犯吴师爷及其勾结的药商（查明为首者三人）定为“侵蚀惠医药金、以劣充好、谋财害命”之罪，抄没全部家产，主犯判处斩立决，秋后处决；从犯及家属视情节流放或充军。更令朝野震动的是，那位原本被认为只是“失察”的钱知府，被认定“任用非人，监管严重失职，致使朝廷德政蒙污，百姓受害”，被革去知府之职，降为从七品县丞，发往西北边塞某军前效力，非有重大功绩，不得内调。同时，旨意中宣布，由户部、刑部、都察院、太医院抽调精干官员，组成四个联合稽核组，即日出发，分赴帝国东北、西北、西南、中原四个方向，随机抽查各州府惠民医馆的建设情况、钱粮使用明细、药材质量库存、医官资质与诊疗记录。授予稽核组“遇有贪弊蠹害、敷衍了事之情，可即行锁拿首犯，就地审讯，查实后报朕核准，先斩后奏”之特权。
第三道旨，修改并增补《惠民医馆管理条则》。加入更为严密的连坐与考核条款：地方主管官员（知县、知府）对所辖惠民医馆出现严重问题（如重大医疗事故、严重贪墨、虚报冒领）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一经查实，轻则降级革职，重则依法究办。其上一级官员（知府、道台、巡抚）的年度考绩，也将因此受到“下下”或“下中”的严重影响，直接影响其升迁去留。反之，将“惠民政绩”作为一项新的、重要的专项考核指标，与“钱粮”、“刑名”、“教化”并列，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成法。凡惠民医馆办得出色、百姓口碑极佳、账目清晰、无事故者，其主管官员及上级可获“卓异”评价，在升迁时优先考虑。同时，鼓励民间百姓、医馆内正直吏员、医官，举报医馆各类弊病，凡查证属实者，不仅保护举报人，更将视情况给予重赏。
第四道旨，则着眼于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体系建设。下旨扩大太医院规模与职能，在太医院下增设“医学提举司”，该司不仅负责宫廷医药、医官考选，更要对全国惠民医馆的医官进行统一的业务培训、定期考核、技术指导与人员调剂派遣。同时，仿照国子监模式，在京城设立首家“官医学堂”，并在各省省会逐步设立分学堂。学堂面向全国，选拔身家清白、聪慧好学但家境贫寒的子弟入学，由朝廷供给食宿、笔墨、书籍，聘请太医院名医及地方杏林高手授课。学制五年，系统学习医药经典、诊脉用药、常见病症治疗等。学员学成之后，需通过严格考核，获得行医凭证，并必须服从派遣，至各地惠民医馆服务至少十年，方可自由执业或参加科举。此举意在尝试建立一套相对独立于地方势力、由朝廷直接培养和控制、具有统一标准与认同感的专业医疗人才队伍，从根本上解决医官匮乏与良莠不齐的问题。
这一系列组合拳般的严厉举措，如同在沉闷的官场上空炸响了一连串惊雷。雷厉风行，血腥果决，没有丝毫转圜余地。旨意所到之处，官场震动，地方上那些原本心存侥幸、敷衍了事、甚至想从中渔利的官员胥吏，无不悚然心惊，人人自危。敷衍塞责者，开始连夜督促整修真正的馆舍，哪怕借钱也要先应付过去；贪墨之手，在稽核组可能到来的阴影下，不得不暂时收敛，甚至有人连夜补上亏空，祈祷不被发现；原本对此事不甚上心的官员，也开始真正将惠民医馆的运营管理，摆在了重要议事日程上。风气为之一肃，至少表面上，各地惠民医馆的推进与整顿工作，开始被迫朝着更加规范、也更接近沈璃最初设想的方向，艰难地扭转。
但任何严厉的纠偏，都必然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与副作用。严刑峻法之下，难免有稽核官员为求表现或挟私报复，造成打击扩大化，使得一些虽有疏失但罪不至死的低级官吏也遭到严惩，引得官场私下非议，认为年轻的女帝“苛察少恩”、“御下过严”。联合稽核组的频繁出动与“先斩后奏”之权，固然震慑了贪腐，也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成本，并给地方官府带来了沉重的迎检压力与不安全感。而建立“官医学堂”与新的人才培养体系，更是远水难解近渴，需要持续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巨额投入，且其效果如何，能否真正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医官，能否抵抗住日后官僚体系的侵蚀，都是未知数。
国库的压力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因为稽核、兴学、扩大太医院编制等新增开支而更加沉重。内帑拨出的一百万两很快便如泥牛入海，不见踪影。海关的市舶税收入尚在起步阶段，且受海上贸易波动影响，三成的专项拨款远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全国体系。林昭依旧在为平衡各项开支而焦头烂额，四处腾挪，只是经过朝堂那番风波与后续的严厉整肃，他再也不敢、也不能公开抱怨医政本身，只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如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资金、如何从其他方面“节流”以填补窟窿的实务中去。
民间的声音，也因此变得愈发复杂多元。一方面，朝廷雷厉风行严惩贪官污吏、大力整顿问题医馆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官府告示、民间传言、说书人的演绎）传开，让许多百姓觉得，皇帝是动真格的，是真的在乎他们死活的，并非只是做做样子。“女菩萨”的称呼再次响亮起来，只是这一次，其中掺杂了更多的敬畏，甚至是一丝对皇权铁腕的恐惧。另一方面，在整顿风暴中，一些地方为了应付检查或进行彻底整改，不得不暂时关闭或大幅度收缩医馆规模、严格用药审核，导致一些急需看病的百姓短期内求医无门，怨声再起。而那本被沈璃寄予厚望、下令加紧编撰刊印的《惠民方典》和更为简易的《乡民验方集》，虽然开始陆续下发至州县，但对于帝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终日为生计奔波、识字率极低的农民而言，这些印制精美的书册，更多是成了乡塾先生、村里识字老学究或少数乡绅家中偶尔翻阅、束之高阁的摆设，难以真正深入寻常百姓家，发挥其“治未病”、普及知识的作用。
仁政的理想光辉，与复杂现实的沉重阴影，依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沈璃站在高高的宫墙之巅，俯瞰着这座象征帝国权力核心的庞大宫城，以及宫城外那片广袤而沉默的土地。她深知，这场关于生命尊严、财政平衡、吏治清浊、权力渗透与社会观念变革的漫长、艰难而残酷的博弈，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惠民医馆那崭新的黑漆匾额，能否真正照亮帝国最偏远、最黑暗的角落，驱散积久的病痛与贫困的阴霾，不仅仅取决于她个人钢铁般的意志与层出不穷的手段，更取决于这个庞大帝国陈旧而精密的肌体深处，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与运行逻辑，能否被这项政策真正地触动、冲击乃至逐渐改变。
她播下的，是一颗浸染着理想、裹挟着争议、也必然伴随着血泪的种子。她期待它能穿透坚硬现实的冻土，生根发芽，最终长成荫庇万民、稳固国本的参天大树。但在这充满未知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必需的阳光雨露，显然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持续而耐心的浇灌，对病虫害冷酷无情的剿杀，以及对生长方向的不断矫正。而这一切，都预示着前路并非坦途，必然充满了更多的博弈、阵痛与……不可避免的，血与火的淬炼。帝国的晨曦，或许就在这重重迷雾与艰难跋涉之后，但此刻，漫漫长夜，似乎仍望不到尽头。唯有那“惠民”二字，在风雨飘摇中，依然闪烁着固执而微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