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对于琼州的“护侨行动”极的发出了社评：
德意志《德意志汇报》，认为殖民暴行的丧钟已由东方敲响！我们坚决支持琼州扞卫人权的正义之举，并呼吁波斯湾的航行自由。德意志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坚定站在公理与进步的一边。
英格丽《泰晤士报》，琼州的武力炫耀是危险的挑衅，帝国的回应将是冷静而坚定的，通过外交解决，同时扞卫核心利益，真正的智慧在于分清主次。
弗兰西《费加报》，远东的变局令人担忧，欧洲的稳定不容破坏！各方必须保持克制，任何重组都不能以损害弗兰西利益和欧陆平衡为代价。
迈瑞肯《纽约时报》，一位新玩家正强力改写旧规则，对信奉‘门户开放’的迈瑞肯而言，垄断的打破意味着新的商业机遇，我们乐见一个更开放的格局，但我们更呼吁和平，谈判桌上能解决的，无需军舰大炮解决。
俄国《新时代报》，远东的风暴转移了我国的压力，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帝国的要务是休养生息，远东风云，不妨静观其变。
当欧洲各大国的报纸纷纷对远东的变局发表着或兴奋，或谨慎，或担忧的评论时，在阿姆斯特丹，却是一片哀嚎和不忿。
因为这一次，琼州的炮火，瞄准的不是伦敦或柏林，而是荷兰王国在远东最耀眼的明珠-苏门答腊岛。
曾几何时，骄傲的荷兰人，驾驶着他们的商船纵横七海，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
然而，辉煌早已逝去，在先后与英格丽的四次英荷战争中耗尽了国力后，荷兰已经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庞大的殖民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格丽的默许乃至支持。
英格丽需要荷兰这样一个相对弱小，且可作为与法、德缓冲的伙伴，来维持欧洲的均势，因此，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始终笼罩在英国的压力之下。
这种关系复杂而微妙，荷兰人对英格丽既有依赖，又带着一丝不甘。
苏门答腊岛，这座位于马六甲海峡西南入口，扼守东西方航运咽喉的岛屿，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荷兰人经过了数十年的经营，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勉强控制了该岛的大部分地区。
而英格丽，为了遏制其他列强涉足这一关键区域，默认甚至支持了荷兰对苏门答腊的殖民，这本身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
荷兰为英格丽看守着马六甲海峡的西大门，而英格丽则默许荷兰在此地的存在。
正因如此，当琼州开炮后，英格丽驻海牙大使紧急约见了荷兰外交大臣，却没有提出坚定的军事支持承诺，而是转达了伦敦的劝诫，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妥善处理事务，绝不能给琼州留下动武的借口。
整个荷兰内阁都感到了可耻的背叛和出卖。
“他们这是要把我们卖了！赤裸裸的背叛！”议室里，殖民大臣范·海尔德伦将军，这位在爪哇服役多年的老牌殖民主义者，愤怒地咆哮道：“英国佬当初需要我们像看门狗一样替他们守住海峡时，可不是这副嘴脸！现在那个该死的远东军阀把炮口对准了我们，英国佬倒要我们保持克制？这等于是让我们向那个发起挑衅的运动军阀跪下！”
“现实？现实就是我们必须扞卫王国的荣誉和东印度的领土！”德伦毫不退让，“如果我们对那四条无耻的要求低头，我们在整个东印度的统治权威将瞬间崩塌！当地的土着和华人会怎么看我们？他们会像潮水一样扑上来！我们必须强硬回击，并要求英国佬履行其作为盟友的责任！”
他继续陈述残酷的现实，“英格丽人的态度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绝不会为了我们在远东与琼州开战。我们被抛弃了，先生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打，而是如何体面地，以最小代价地渡过这场危机。”
会议变渐渐变成了拉锯战，强硬派与理性派各自发表观点。
理性派以首相和海军大臣为代表，认为在当前绝对的劣势下，任何军事对抗都等于自杀。当务之急是拖延时间，密切监视琼州舰队的动向，同时利用一切外交渠道，争取其他大国的调停，比如弗兰西或迈瑞肯。
经过数轮激烈的，甚至带有人身攻击的争吵后，筋疲力尽的内阁最终通过了一项充满屈辱但务实的决议。
对外保持沉默，对琼州提出的四项严苛要求，暂不予以正式回复，以静制动。
军事上极度克制，命令东印度群岛的所有荷兰军舰和驻军，严格避免与琼州舰队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或挑衅。
同时，加强情报收集，严密监视琼州舰队的一举一动。
外交上进行双重努力，一方面，继续向英格丽施压，要求其给出更明确的保证，另一方面，秘密与其他大国接触，寻求支持。
决议通过后，首相凯珀尔瘫坐在椅子上，对身旁的助手喃喃道：“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英格丽靠不住了，荷兰，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