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电视机的到来，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滦州特区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每一个角落，深刻地改变着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与信息获取方式。
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新生活，正随着那小小的荧屏，悄然降临。
每天傍晚，当夕阳的余晖洒满田野，各村生产队的打谷场、大队部院子或者宽敞的祠堂，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社员们收工后，匆匆吃过晚饭，便搬着自家的小板凳、马扎，扶老携幼，自发地聚集到电视机前。
集体收看《新闻联播》，成了许多村庄雷打不动的新仪式。
屏幕上，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和来自首都、来自全国、乃至来自世界的画面，清晰地呈现。
村民们不再仅仅依靠村头大喇叭和干部传达来了解国家大事，他们能亲眼看到国家领导人的活动，看到千里之外的建设成就，看到国际风云的变幻。
这对于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和参与感。
信息的壁垒被打破，国家的概念变得更加具体，政策的传达也更加直观高效。电视，成为了他们了解外部世界、感知时代脉搏的最重要窗口。
滦州特区电视台信号初步覆盖特区及周边地区效果非常好，编排的节目也充分体现了杨术旺的深谋远虑。
除了转播中央台的重要节目外，红星电视台自主开设了一系列贴近农村实际、服务生产生活的栏目。
《农业科技》栏目是最受生产队长和老农们欢迎的节目之一。
屏幕上，农业技术员深入浅出地讲解着新的耕作技术、病虫害防治方法、良种推广知识，甚至演示如何使用特区农机厂生产的新式小型农机具。
许多以前靠口耳相传，容易走样的生产经验，如今有了直观生动的教材。节目播出后，田间地头的讨论常常围绕着电视里讲的新技术展开。
《地方戏曲》栏目则满足了老一辈人的精神需求。
梆子、评剧、皮影戏……
这些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电视屏幕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让老人们在熟悉的旋律中找到了精神的慰藉，也让年轻一代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
而最让村民们感到新奇和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每周固定播放的，由滦州特区文工团自制的电视剧——《风声》。
当马国福饰演的岛本大佐瞪着凶狠的眼睛，留着卫生胡，说出那句标志性的八嘎呀路时；当王建生扮演的苟翻译点头哈腰、一副谄媚猥琐模样时；当周建国挺着假肚子，晃悠着扮演伪军营长时……
打谷场上总会爆发出阵阵哄笑、议论和骂声。
“瞧那个狗翻译，真不是个东西！”
“这鬼子官儿演得可真像！一看就不是好人！”
“哈哈哈，这个胖营长，走路像只肥鸭子！”
反派天团的表演，以其生动的形象和深入人心的坏，成功地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田间地头最热门的谈资。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表演艺术，他们用最朴素的观感，表达了对这些角色的憎恶，而这恰恰证明了演员们表演的成功。
马国福、王建生等人，虽然在现实中是备受尊敬的领导，但是在电视世界里，他们却以反派的形象，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乡村明星。
这种奇妙的错位，也为农村生活增添了许多别样的乐趣和话题。
电视屏幕也成为了新的政策宣讲阵地和文明新风倡导平台。
特区的重要政策、防洪防灾知识、卫生防疫提醒、普及法律常识的短剧等内容，通过生动形象的电视语言进行传播，其效果远胜于枯燥的文件宣读。
一些移风易俗、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内容，也借助电视剧、小品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思想观念。
夜幕下的村庄，不再只有黑暗与寂静。
那一方方亮起的荧屏，如同点缀在广阔原野上的明珠，传递着光影，传播着声音，更传递着知识、信息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电视，这个由工业力量创造并送入乡村的魔盒，正以其强大的渗透力，悄然塑造着中国农村的文化新面貌，开启了一个信息更加通畅、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的时代。
这不仅是娱乐方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变迁。
红星电视机在试点村发放后，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杨术旺的预期。
滦州县，小河村。
夜幕降临，村头谷场上却比过年还热闹。
那台新的红星电视机被郑重地摆在八仙桌上，屏幕里正播放着特区电视台制作的《滦州新闻》。
上百号村民自带小板凳，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个个伸长了脖子，眼神里满是新奇与专注。
“瞧见没！那就是咱县罗书记！上回真来咱村视察过！”一个老汉指着屏幕，激动地烟袋锅都忘了抽。
“快看快看！那是红星电风扇厂！俺家二小子就在里头当学徒！”一个妇女兴奋地拉扯身旁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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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画面切换到安西县钢厂出钢的壮观场景，火红的钢水映亮了整个谷场，引来一片“啧啧”的惊叹声。
“了不得，真了不得！咱国家现在可真厉害！”
新闻结束后是文艺节目，当hc-boy的歌声通过电视喇叭传出来时，年轻人顿时沸腾了。
几个半大小子跟着节奏摇头晃脑，姑娘们则红着脸，小声议论着hc-boy俊朗的模样。
“这电视真是个宝贝匣子，天下事都知道了！”
“可不，比听匣子强多了，还能看见人影儿！”
然而，这份热闹与自豪，并非所有村子都能享受到。
邻近没有被选为试点，也没有自己能力购买电视机的几个村子，气氛就截然不同了。
大王庄的村民晚上没事，三三两两蹲在村口，听着远处小河村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电视声和欢呼声，心里跟猫抓似的难受。
“听，小河村又放电视呢……人家村现在是文化示范村，县里奖励的电视机，多气派！”
“咱村啥时候也能弄一台啊？这晚上黑灯瞎火的，除了扯闲篇还能干啥？”
更现实的影响，悄然渗透到了婚嫁领域。媒人张婶最近就遇到了新难题。
“老李家的亲事，怕是要黄。”
张婶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人叹气，道：“本来跟下河村那姑娘都谈得差不多了，结果人家姑娘家昨天捎话来，问咱村啥时候能通上电、看上电视？”
“说下河村明年就能拉电线了……”
“这没个电视，小伙子说媳妇都矮人一头！”
旁边有人附和，道：“可不是嘛！”
“我姨家表侄在陈家坳，就因为他们村是试点，有电视，前几天说了个城里姑娘！”
“人家姑娘就看中他们村有文化气息！”
这些议论和比较，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了特区办公室。
杨术旺意识到，电视机的普及，已经不仅仅是为群众提供娱乐和信息，它正在悄然成为一种新的乡村评价标准，一种“软实力”的象征，甚至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最现实的婚嫁市场都受到了冲击。
这既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
那些还没有电视的村子，干部们坐不住了，村民们心气也不一样了，一种“我们不能被落下”的紧迫感，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酝酿、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