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尔斯爵士是如何评价楼上那位新上任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呢？
文雅一点说：缺乏最基础的思辨能力，毫无治理经验，也不愿学习，但履历很漂亮的政治新星。
通俗的说法：草包政客！
果然，当皮克尔斯爵士将报告摘要呈送给大臣时，这位政客的表现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荒谬！麦理浩爵士是不是在远东待得太久？帝国的重心永远在欧洲！皮克尔斯，给他回函，措辞要强硬！”
“明确告诉他，伦敦的决策基于全球战略和帝国利益！香江的职责是维持现状与繁荣稳定，让他把心思放在治安和民生上！”
“是，大臣。我立刻草拟回函，明确传达您的指示。”
皮克尔斯爵士微微欠身，退出房间后立马换了一副表情，喃喃道：
“isters ci the sun won't set;we s the crublg parapet”
(大臣们宣称太阳永不落；我们（文官）顶住倾倒的墙。)
皮克尔斯太清楚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了。这位大臣的指令代表了他党派的主流观点。
他纵使有拖延、排序、选择性执行等等千般手段，但在这种涉及“帝国根本认知”的事情上，他实在无力、也无意改变。
他能做的，只是确保措辞“强硬”的同时，给麦理浩爵士留一丝体面和操作空间。
港督打开回函，熟悉的官僚辞令扑面而来。
皮克尔斯爵士在回函中执行了大臣的命令，但也隐晦地透露出“你是对的”、“可以有限度操作”等信息。
麦理浩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这很明显是文官的手笔，而非大臣的意思。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才是最可怕的。皮克尔斯已经把事情做到最好了，却改变不了大局。
“有限度的操作吗？是时候再见一次那位天才了。”
半岛酒店那间熟悉的私密套房内。
顶级红茶香气也驱不散麦理浩爵士眉宇间的凝重。他一份来自伦敦的回函副本推到了何言超面前。
“何先生，伦敦的回复。”
港督的声音低沉而平静，但何言超能听出潜藏的疲惫和失望。
“措辞十分强硬，帝国重心在欧洲，维持现状是香江的职责。你对未来的判断，得到评价是——‘荒谬’。”
麦理浩苦笑了一下，他很清楚，到底是谁荒谬。
“皮克尔斯爵士的文笔一如既往的精妙，在强硬的外壳下塞进了他能给予的最大程度帮助——‘但只能有限操作’。结果令人惋惜，但并不出乎意料。”
何言超放下副本，评价道：“文笔果然精妙，那位爵士想必是剑桥精英。我要是bbc监制，一定拍一部展现白厅文官语言艺术的剧集。”
“那一定会是一部很精彩讽刺喜剧，但政客们会跳脚的。”
港督难得的露出笑意，随后便转回正题：
“即便白厅不支持，我个人仍愿付出努力。香江的未来，不该被如此轻率地葬送。在我的权限内，我会尽一切可能推动‘有限的操作’，为这里争取一个不那么糟糕的结局。”
这份决心，是他在收到回函后反复思量确认的。
“阁下，”何言超也不废话，直剖核心：“恕我直言，您这份为香江殚精竭虑的拳拳之心，在伦敦那帮人的眼中，或许恰恰是‘不合时宜’甚至‘不够忠诚’的表现。您认为，您带着这样的‘远东经验’回去，在保守党当道的白厅，还能再进一步吗？”
麦理浩的眼神猛地一凝，正在端起茶杯的手明显地顿了一下。
这个问题太过尖锐，也太过现实，直指他内心深处忧虑。他沉默了片刻，没有否认。他自身带有“改革派”和“务实派”标签，在本土也缺乏政治资源，回去后大概率会被发配到上议院养老。
何言超捕捉到了那瞬间的凝滞，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高明的说客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给出符合对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既然如此，阁下何不考虑留下来？”
“留下来？”
麦理浩微微一怔，这个词的含义远超他的预想。他从未想过在港督任期结束后还能“留下”。
“没错。”何言超身体微微前倾，“香江，或者说，整个远东的舞台，远比阁下想象的要广阔得多。这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即将崛起的不但是大陆，东南亚、南亚、南朝鲜，还有已经如日中天的日本。一个真正了解这里、愿意扎根这里、能沟通东西方的人，价值无可估量！你又何必回到伦敦那个日渐陈腐的泥潭里呢？”
扎根远东、沟通东西方，这些词汇描绘的图景，充满了挑战，却也带着令人心潮澎湃的。这与他内心深处渴望有所建树、留下真正政治遗产的抱负隐隐契合。他动心了，强烈地动心了，但残酷的规则立刻将他拉回现实。
“何先生，这这并非我能决定的。港督的去留，是伦敦最高层的人事任命。我无法影响，更无法‘谋求’留任。”
港督任期是制度性的，到期轮换是殖民体系的惯例，他个人意愿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微不足道。
何言超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我当然知道阁下的任期已经加到极限了，我的意思是，跳出政府体系，做一个非官方的交流大使。阁下您在仕途上大概率无法再进一步，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给后人留下真正的政治遗产。”
何言超描绘的“扎根远东、沟通东西方、留下真正政治遗产”的蓝图，深深的触动到了麦理浩爵士。然而，现实的顾虑如同沉重的锚链，使他难以决断。
“何先生，”
麦理浩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严肃：“你的建议很有吸引力。但是，我必须坦诚我的忧虑，这关乎我晚年的安宁与历史的评价。”
“首先，是‘忠诚’的拷问。卸任后立刻转身，以‘沟通者’身份活跃于此，在伦敦眼中无异于‘背叛’。我的名字可能在帝国的记录中被刻意抹黑为‘亲华派’的叛徒。”
“其次，是‘接纳’。作为前港督，一个殖民统治的符号，大陆真能视我为朋友？我的努力，会不会最终两头不讨好，甚至在失去帝国支持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何言超静静地听着，等麦理浩倾诉完毕，才缓缓开口：
“阁下，您的顾虑我感同身受。关于您担忧的‘忠诚’指责和可能的‘孤立’，我想请您思考两个名字：约翰·拉贝（john rabe）与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dler）。”麦理浩眼神一凝，这两个名字都与二战相关，却指向了不同的结局。
“一位德国商人，纳粹党员——尽管他并不支持纳粹理念。”
“1937年南京沦陷，日寇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拉贝先生本可以置身事外。但他选择了良知！”
“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和住所，联合其他国际友人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庇护了超过25万中国平民！他耗尽积蓄购买食物药品，日夜奔走呼号，用日记记录下日军的暴行。是他，在至暗时刻为nj市民撑起一片天空，被称为‘洋菩萨’！”
何言超话锋一转，带着些许唏嘘：“战争结束后，拉贝先生回到德国。因纳粹党员的身份他失去了工作，陷入贫困，全家九口人挣扎在饥饿线上。”
“当这个消息传回南京，那些曾经被他庇护的市民没有坐视不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立刻发动全城募捐，在自身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短短数日，市民们筹集了1亿法币和2000美元，并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通过瑞士领事馆辗转运往德国！”
“这份跨越重洋、源于患难真情的援助，一直持续到拉贝先生去世。中国人，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何言超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道：“二战中还有一位类似的奥斯卡·辛德勒先生。他倾尽家财，耗费数百万美元，在自己的工厂庇护了1200多名犹太人免遭屠杀。他的义举跟拉贝先生同样伟大。”
“然而，结局却截然不同。战后，辛德勒先生回到了德国，试图重建生活。但战后的德国政府、社会，甚至被他救助的犹太人都遗忘了这位拯救者的付出。”
“他申请过赔偿，但过程艰难曲折。。他也曾求助于以色列政府，得到的是侮辱一般的打发。”
“晚年的辛德勒生活困顿，辗转流离，最终在贫困和疾病中黯然离世，令人唏嘘不已。”
何言超将目光牢牢锁定麦理浩，声音铿锵有力：“阁下，请看！历史给出了多么鲜明的对比！拉贝与辛德勒，同样在人类浩劫中挺身而出，拯救了无辜生命。但他们的结局为何如此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帮助的对象，所根植的文化土壤不同！”
“辛德勒的遭遇，印证了某些流浪文明的无情与冷漠。而拉贝的经历，则充分的彰显出中华文明‘知恩图报’、‘不负朋友’的厚重信义！这种信义，超越了政治立场，超越了战争创伤，刻在民族的骨血里！nj市民在自身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对拉贝的倾力相助，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我敢说，现在或将来，如果拉贝先生的后人向我们发出求助，我们同样会毫不犹豫的再次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