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队长步履沉重地踏进监控室的那一刻，院长的面色骤然变得如寒霜般凝重。
他猛地转过头，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位副院长，声音里压着明显的愠怒与不解：“怎么回事？”
“就在刚才，还有人向我汇报说这起事件是自杀——怎么转眼之间，又冒出一个‘他杀’的说法？”
他的态度与先前截然不同，仿佛瞬间从平静的湖面转为翻涌的暗流。
几位副院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肃静，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格外严峻。
片刻，其中一位年纪稍长、两鬓已现斑白的副院长谨慎地开口：“院长，这确实和我们最初接到的信息不符。”
“我记得大约20分钟前，下面汇报时还明确提到，发现时死者是吊死在病床护栏上的——按常理推断，能够实现吊死，多半应是自杀行为……否则，很难解释死者为何会以那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院长听完，没有立刻回应。
他微微阖眼，陷入短暂的沉思。
几秒钟后，他重新睁开眼睛，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罢了，无论实际情形如何，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一起‘他杀’的消息若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将来还有哪个患者敢来我们医院求医？”
“如果连院内医务人员的安全都无法保障，我们还谈何治病救人、守护生命？”
他的声音并不高，却字字千钧，仿佛一道无形的命令。
其余几位副院长闻言，纷纷颔首表示赞同，神情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院长稍作停顿，继续下达指令：“立刻全面封锁消息，所有知情人员务必严守纪律，不得对外透露半个字。”
“同时，积极对接现场勘查的公安人员，尽快弄清楚他们的判断依据和初步结论。”
“我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在我们医院内部会发生如此恶劣的命案。”
“此外，让保卫科马上协同人事科，彻查这名护士的背景资料：她过往的生活经历、近期是否存在情感纠葛、家庭矛盾或者任何异常情况。”
“这些细节都可能成为我们分析事件性质的关键——我们必须主动收集一切可能支持‘非他杀’的证据。”
最后，院长环视一圈，最后加重语气强调：“此事非同小可，绝不能完全被动地接受公安机关的初步判断。”
“如果被定性为他杀，我们在后续处理中将极为被动，对医院声誉、对家属安抚、对在院病患的心理影响都将难以估量。”
“因此，对我们而言，最理想的结果仍是‘自杀’。”
“只有这样，我们在处理善后、面对家属和社会时，才能有一个相对稳妥的交代，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医院的稳定与声誉。”
“是，院长，我们明白。”几位副院长齐声应道，声音低沉而坚决。
就在同一时刻，护士值班室内，现场勘查工作正在严密进行。
吴畏带领着几名技术人员，在狭窄的空间内细致地搜寻每一处可能隐藏真相的痕迹。
他们不久前在床边发现的那道细微却致命的勒痕，已经被用醒目的标记线精心标出。
从勒痕的位置、走向以及与床沿的相对关系判断，死者生命最后时刻的挣扎很可能就发生在附近。
如果死者是在窗边遭遇不测，凶手当时究竟处于何种体位？
是如何发力的？
死者若是刚刚起床，为何身上衣物穿戴整齐，毫无寝息后的凌乱？
若并非刚醒，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她与凶手之间又是何种关系？
需要何等程度的信任或松懈，才能让对方有机会从容接近，并实施以勒颈这样需要近距离接触的致命袭击？
更令人困惑的是，值班室虽位于走廊尽头，但并非完全隔音。
正常情况下，只要死者曾发出呼救，声响完全有可能被隔壁办公室的人察觉。
是凶手采取了某种手段阻止了她发声？
还是说，就在那致命的关键几分钟里，隔壁恰好空无一人——这究竟是惊人的巧合，还是精心策划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