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娃心里一沉，隐隐察觉到有不好的消息，他点了点头，跟着曹厂长重新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隔绝了外面的冷风与嘈杂。他走到沙发前坐下，身体微微前倾，眼神里带着几分警惕，也带着几分无奈——他知道，县里的安排，往往容不得他们反驳，而服装厂的命运，或许就在这几句话里，被彻底敲定。
“县里领导的意思，有三点。”曹厂长说着，走到办公桌后，拿起一份文件，缓缓开口，语气沉重，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山娃的心上，严肃而郑重地说：
“第一，塑料厂兼并服装厂，这个原则不变；设立二级法人单位，这个也不变；服装厂的账户和账务处理，依旧独立，不与塑料厂混淆。”
山娃点了点头，心里没有太多波澜——塑料厂兼并服装厂的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只是一想到服装厂那样一个好端端的工厂，到现在停厂放假一年多，被塑料厂兼并，心里还是泛起一阵酸涩。
“第二，”曹厂长顿了顿，语气更沉了些，沉声说：
“可以空厂，把服装厂的工人分流到其他工厂；塑料厂这边，留下三分之一的技术工人，安排到塑料厂上班，其余的，由县里统一安排分流。”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山娃的耳边炸开。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震惊，还有几分愤怒，嘴唇微微颤抖着，声音带着几分难以置信，质问道：
“曹厂长！空厂？分流工人？服装厂那些老工人，他们干了一辈子服装加工，到了塑料厂，能干得了哪些活吗？还有那些年纪大的，分流到其他工厂，人家能要吗？”
他的心脏“咚咚”直跳，腹下的疼痛也因为情绪的激动，变得愈发剧烈，像是有无数颗石子在同时硌着，疼得他额头渗出了细密的冷汗。
他想起了服装厂那些工人，想起了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想起了他们拿到工资时欣慰的笑容，想起了他们私下里，对他给予了那渴望上班的目光，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他知道，曹厂长也是奉命行事，可他还是忍不住反驳——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服装厂的工人被流放的其他工厂。
曹厂长看着山娃激动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几分无奈，轻轻叹了口气道：
“山娃！我知道你难受，我也理解那些工人。可这是县里领导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没有别的办法。留下三分之一的技术工人，已经是县里最大的让步了，至少，能让一部分人保住工作。”
山娃沉默了，他低下头，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他知道，曹厂长说的是对的，他们没有反抗的余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被他硬生生憋了回去——他是男人，是厂里的骨干，不能轻易流泪，更不能在曹厂长面前示弱。他的心里，充满了无力感，像一只被捆住了手脚的鸟，明明想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他心疼那些工人，也心疼自己，心疼自己明明想保护大家，却连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三，”曹厂长继续开口，语气依旧沉重，继续说：
“服装厂外欠的七十万元债务，县里的意思是，用服装厂的库存积压布料，还有过去积压的服装产品，抵顶这笔欠款。”
山娃的身体晃了晃，腹下的疼痛几乎让他支撑不住。七十万元，那是服装厂多年积累的债务，是无数工人的血汗钱。用库存布料和积压服装抵顶，看似解决了债务问题，可那些布料和服装，都是工人们一针一线做出来的，都是他们的心血。而且，那些积压的服装，大多已经过时，根本不值钱，用这些东西抵顶七十万元的债务，无疑是让服装厂彻底掏空了家底，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曹厂长！”山娃的声音带着几分哽咽，却依旧强撑着，争辩说道：
“那些库存布料和积压服装，是工人们的心血，就这样抵顶债务，太可惜了。而且，那些东西，根本值不了七十万元，这样一来，服装厂，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知道！”曹厂长轻轻叹了口气，眼神里也带着几分惋惜，遗憾地说：
“可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县里不想让塑料厂背负服装厂的债务，只能这样安排。山娃，我知道你想什么？可你得为塑料厂想想，兼并一个烂摊子企业，谁愿意背包袱呢？”
山娃没有说话，只是缓缓点了点头。他知道，曹厂长也是身不由己，而他，更是没有退路。他只能扛着，哪怕腹下的疼痛再剧烈，哪怕心里再难受，哪怕前路再艰难，他也不能倒下——他倒下了，那些工人，那些信任他的人，就真的没有指望了。
传达完县里的意见，曹厂长看了看表，说道：
“好了，这些事你先心里有数，不要到处乱说，等县里正式文件下来了再按程序办。现在还只是初步设想，让咱们也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运作？
另外，你下午通知一下调资领导小组成员，晚上下班后，开个会，研究一下塑料厂1992年的《调资方案》。这个会，还是由你来主持。”
山娃心里咯噔一下，又有些忐忑不安。《调资方案》：关系到全厂职工的切身利益，主持这样的会议，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也明白，这是曹厂长对他又一次甩锅，调资调上了的，理所应当；调资调不上的，就会怨恨主持调资的领导。想想几年来调资开会，都是山娃他主持会议，这次也是无可厚非。没办法，他深吸一口气，郑重地点了点头说：
“好，曹厂长，我一定尽力，主持好这次调资会议。”
从曹厂长办公室出来，山娃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一样，浑身乏力。腹部的疼痛时隐时现，像一只无形的手，时不时地拧他一下。他强撑着精神，挨个给调资领导小组成员打电话，通知晚上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傍晚时分，天空渐渐暗了下来，西边的晚霞被厚重的云层遮住，只露出一小片惨淡的红色。塑料厂的车间里渐渐安静下来，工人们陆续下班，回家的回家；买菜的买菜；接孩子的接孩子；厂区里只剩下零星的几个人影。
调资领导小组会议，在小会议室里召开。灯光有些昏黄，照在一张张疲惫却严肃的脸上。会议桌上摆满了各种报表和文件，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和咖啡味。山娃坐在会议桌的主位，又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面对这些比他年长、资历比他深的领导和同事。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手心微微出汗，但脸上却努力保持着镇定。他发言道：
“同志们！今天通知大家来开会，是想研究一下塑料厂1992年的《调资方案》。”山娃的声音有些发紧，但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接着继续发言说：
“这关系到全厂职工的切身利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多提宝贵意见。”
会议一开始，大家还有些拘谨，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气氛渐渐热烈起来。有人提出要向一线工人倾斜，有人主张向技术骨干倾斜，也有人担心调资幅度过大，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负担。各种意见和看法交织在一起，争论声、讨论声此起彼伏。
山娃认真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腹部的疼痛越来越频繁，像有一把钝刀在里面慢慢切割。他额头上的汗越来越多，浸湿了鬓角的头发。他几次想停下来喝口水，缓解一下不适，但看到大家都在为了调资方案，积极建言献策，他又不好意思打断，只能咬牙坚持。
“赵厂长！你也说说你的想法。”曹厂长看了他一眼，有意识地提醒他说道。
山娃定了定神，放下笔，向曹厂长微微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觉得，调资既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也要真正向那些干得多、干得好的职工倾斜。一线工人和技术骨干，是我们厂的支柱，应该适当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同时，对于一些老职工，虽然现在身体不如从前，但他们为厂子付出了很多，也应该在政策上有所体现。”
他的话不多，却句句中肯。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随即有人点头表示赞同。
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多，才最终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调资方案》。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疲惫却满意的笑容。
散会后，山娃送走了最后一位领导，才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会议室。走廊里一片漆黑，只有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发出微弱的绿光。他扶着墙壁，慢慢往下走，每走一步，都觉得像是踩在棉花上。腹部的疼痛已经变成了持续性的剧痛，冷汗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流，浸湿了衣领。
他咬着牙，坚持走到了自行车棚。夜风有些凉，吹在身上，让他打了个寒颤。他拿出钥匙，手却有些不听使唤，试了好几次才打开锁。他艰难地骑上自行车，朝着红光家属院的方向慢慢蹬去。
街道两旁的路灯昏黄，灯光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偶尔有汽车驶过，带起一阵风，吹得路边的树叶沙沙作响。山娃的视线有些模糊，他只能紧紧握着车把，凭着本能往前骑。每蹬一下，腹部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脏“砰砰”直跳，仿佛要跳出胸膛。
终于，他看到了红光家属院那熟悉的大门。他咬紧牙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骑进了院子，在自己家的小院停了下来。他几乎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他扶着墙，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爬了起来。
打开房门，屋里一片漆黑。妻子和孩子大概已经睡了。他没有开灯，怕吵醒她们，只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摸索着走进卧室。
他一头扎倒在床上，像一摊烂泥一样，一动也不想动。腹部的疼痛像潮水一样一波波袭来，让他忍不住发出低低的呻吟。他挣扎着伸出手，从床头柜里拿出那个熟悉的针灸按摩仪，颤抖着按下了开关。
微弱的电流，瞬间传遍全身，刺激着他的穴位，带来一种又麻又酸的感觉。疼痛似乎缓解了一些，又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他闭上眼睛，任由仪器在身上工作着，脑海里却像放电影一样，不断闪过白天的一幕幕：吴厂长的笑容，曹厂长的眼神，工人们的脸庞，调资会议上的争论……还有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两个字——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