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那一零零散散的现金，苏瑾曦立马调整先前计划的一人登记、一人书写证书、一人核对证书成两人清点登记，一人书写证书。
梁伯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这里是八十七块五毛三。五十三块，是我这个月的退休费。剩下的，是我和老伴攒了半年的菜钱。 我们老了，用钱的地方少，麻烦你们，一定送到灾区去。” 周围瞬间安静了几秒，随即，低低的赞叹和议论声嗡嗡响起。
后面的年轻人看着老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和那堆零钱，眼神里的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排在第二位的，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叫陈建军。他袖口还沾着机油，脚下是一双洗不净油泥的解放鞋。
他在大沙头码头附近摆了个摊，修自行车、摩托车，也倒腾点旧零件，是街坊眼里“路子野、肯吃苦”的能人。
他怀里紧紧搂着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鼓鼓囊囊。
他眼神里有种不同寻常的焦灼，不时抬头看天光，又回头望望身后越来越长的队伍。
当安检提前开放，他几乎是紧跟着梁伯冲到了捐款台前。
没等工作人员开口，他“哗啦”一下拉开皮包拉链，倒出一堆东西，几捆扎得紧紧、大多是十元和五元面额的旧钞，一堆用橡皮筋绑好的硬币，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定额储蓄存单。
“同志，点一点。”他声音有点哑，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这里一共是两千一百四十八块七毛。现钱一千八，剩下的是我刚到期的三张定期存单，我带着户口本和印章来了，能取！今天就取出来，一起捐！”
登记的小姑娘愣住了，抬头看他：“师傅，这……这么多？您这定期取了，利息就没了，而且……”
“命都要没了，要利息干什么！”陈建军打断她，声音猛地提高，眼圈瞬间红了，“我老家……我老家是川省资市的！电报断了好多天了！这是我全部能动的钱！你快点，点了给我个凭证，我心里就踏实了！”
他最后那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带着哭腔。
周围瞬间安静，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和那堆钱上。
后面一位提着菜篮的大妈，悄悄抹了下眼角。
刚才还在心里盘算捐十块还是二十的年轻工人，默默从口袋里又摸出两张皱巴巴的五元纸币。
陈建军的“全部家当”还没点清，一个穿着花布衫、烫着时髦卷发的年轻女人也走到了旁边的捐款台前。
她是阿霞，在西湖路灯光夜市摆摊卖“靓衫”的。
她不像陈建军那样激动，只是利落地从精巧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推到工作人员面前。
“六百块，点点。”她语气平淡。
工作人员一边点钞，一边例行公事地问：“同志，请问您姓名，单位？”
“阿霞。没单位。”她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声音清脆地传进旁边人耳朵里，“昨晚电视里放灾区，我边看边卖衣服。跟顾客说，今晚生意赚的，我不留了，捐给灾区买件厚衣裳。这钱，是昨晚街坊们一件一件买出来的。”
没有豪言壮语。
但“一件一件买出来的”这几个字，让这六百块钱有了温度，仿佛能看到昨夜夜市昏黄的灯光下，无数陌生人沉默的默契。
另一边，一位戴着深度眼镜、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递上一张五元的钞票和一张纸。
纸上工工整整写着：“本人捐款五元，另自愿捐出本月肉票叁斤、粮票拾斤。虽无法至灾区，愿同胞餐餐有肉，顿顿饱饭。”
工作人员一时不知如何登记这“票证捐赠”。
男人推了推眼镜，认真地说：“我问过街道了，他们说可以收，折算成钱，他们去想办法兑。”他的举动，悄然打开了另一扇门。
很快，后面排队的人里，开始有人低声商量。
“我带了点全国粮票……”
“我这儿还有两张工业券，能捐吗？”
“我这有肉票，想让同胞们吃炖肉。”
很快苏瑾曦那边就得到了消息，“收，到时候由我这边统一兑换。”
排队的人听到能收，纷纷掏出了自己的各种票。
广场上，钱币的沙沙声、偶尔响起的哽咽声、工作人员嘶哑的唱报声，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人潮脚步声混杂在一起。
一份份被体温捂热的纸币、硬币、存单，甚至承载着生活希冀的票证，被郑重地投入红色的木箱。
陈建军拿到盖了章的收据和写有他名字的捐款证书，紧紧攥在手心，仿佛攥着一条通往老家音讯的线，蹲在角落，肩膀微微抖动。
阿霞捐完款，转身消失在人群中，仿佛只是来做一件非常平常的事。
那位捐票证的老师，安静地退到一旁，看着越来越多前来捐款的人，脸上也有了一点笑意。
上午十一点半，中山纪念堂广场上的捐款长龙依然坚定地缓慢移动，但人流已从清晨的爆发转为持续的涓流。
大多数捐完款的市民默默离开，他们要赶回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课堂、家里的灶台。
苏瑾曦安排的的后勤保障团队，第一批饭菜已经送来了，她让萧佳楠、红十字和叶同志那边安排人员开始轮换用餐。
在临时后勤处的简易帐篷里面，工作人员一边分发着统一的铝饭盒，一边会对每位领取者重复一句：“饭菜不够那边桶里自己添，管饱。”
一个刚换岗下来的年轻民警，风卷残云般吃完自己的那份，端着空饭盒走到保温桶旁，默默地、实实地又压上了一满盒米饭，又从旁边的桶里舀了一勺菜，大口吃完。
整个过程安静、自然、快速。
很快红十字会那边的人员也过来了，大家领了饭盒后就三三两两地找个地方坐着一起吃饭聊着上午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