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缅北根据地的枪炮声渐弱为边境哨所的零星警戒，新加坡街头庆祝秩序重建的欢呼声沉淀为交易所的繁忙钟声，徐渊正静立在香港半山的书房中。柚木书桌临窗而设，窗外维多利亚港的货轮如织，海风吹拂着窗帘，与桌上摊开的东南亚地图相映成趣。
这幅地图并非寻常舆图，而是由“管委会”的技术团队精心绘制，用细密的红线标注出徐渊实际掌控的疆域——北起缅北克钦邦、掸邦的深山密林，南至新加坡及马来亚槟城、柔佛州的海岸线，西连泰国南部宋卡府的狭长走廊，东接香港的隐蔽联络点，构成一片横跨陆海的隐形势力范围。徐渊指尖划过地图上迥异的地貌，从缅北的崇山峻岭到南洋的碧海蓝天，心中愈发清晰：军事征服靠的是雷霆万钧的攻势，而长久治理这片文化、族群、历史截然不同的广袤土地，必须搭建一套兼具弹性与稳固性的权力架构，纯粹的军管或个人独裁只会埋下分裂的祸根。
经过数周与核心幕僚的深夜推演、对两地社会结构的反复研判，一个“二元一体，幕后掌舵”的政治蓝图终于成型。徐渊将其命名为“中南联盟”，刻意避开“帝国”“联邦”等过于扎眼的称谓，转而以“联盟”之名包装，既符合现代政治的表述习惯，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外部势力的警惕。
两大政治实体，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南洋华人共和国（南华）：以新加坡为行政核心，辐射西马来西亚（马来亚）全境及泰国南部宋卡、北大年等华人聚居区。这片区域商业底蕴深厚，新加坡作为自由港的贸易网络早已贯通欧亚，马来亚的橡胶、锡矿产业成熟，华人占比超七成，具备现代治理的基础。徐渊亲自点将，由陈济晟出任首任总理。这位合作多年的岳父，深谙南洋华人社会的人情世故与商业规则，更与马来亚、泰国的地方望族及工商界领袖有着深厚交集。就职当日，陈济晟身着笔挺的中山装，在新加坡政府大厦的议会大厅宣誓，台下坐着的不仅有南华的华人精英，还有马来族、印度族的代表——这是徐渊特意授意的平衡之策，要求南华政府实行“多元共治”，在保障华人核心利益的同时，给予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机会。南华的核心职能定为海洋贸易、金融结算与轻型制造，依托新加坡的港口优势，打造连接欧亚的贸易枢纽，同时吸引东南亚的华人资本汇聚，形成联盟的“经济心脏”。
缅甸（主要是缅北及延伸控制区，缅族虽然战争失败，但是人口数量依旧占有优势）：以缅北密支那为军政中心，控制范围涵盖克钦邦、掸邦全部及曼德勒以北的广袤区域。这里资源富集，钨矿、玉石、木材储量惊人，但开发程度极低，且族群林立、部落纷争不断，前军阀残余势力仍在暗中蛰伏。徐渊任命二姐夫曾维献为“临时军政府总统”，这位战功赫赫的统帅，凭借缅北战役中的铁血手段与对各部族的恩威并施，已在当地建立起极高威望。就职仪式在密支那的军事基地举行，曾维献一身戎装，身后站着清一色的联盟联合武装力量将领，他发表的施政纲领简洁有力：“以军立稳根基，以建设促融合”。军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治安，清剿残余军阀与反叛部落，同时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从矿区到港口的铁路、公路，建立水电设施，开办职业学校培养技术工人。徐渊特意从南华调拨资金与工程团队，协助缅北开发，将这里打造成联盟的“资源腹地”与“军事屏障”。
最高协调核心则是中南联盟理事会。
徐渊自任“终身理事长”，这个头衔既无“总统”的集权色彩，也无“皇帝”的封建意味，却赋予他凌驾于两大实体之上的最终裁决权。理事会的办公地点设在香港半山的秘密别墅，远离南华与缅甸的日常政治纷争，确保决策的中立性与保密性。
理事会下设的“管理委员会”，是联盟的中枢执行机构。财政委员由何茂才亲自兼任，掌控联盟的中央银行、税收政策与跨境贸易结算；国防委员由曾维献的副手担任，负责整合两地军事力量，组建“联盟联合武装力量”——这支军队以缅北兵团的精锐装甲部队、炮兵部队为核心，吸纳南华独立军的海军、空军骨干，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军费由两地按经济比例分摊，指挥权则完全归属理事会；资源委员、交通委员、外交委员等均由徐渊亲自遴选的亲信担任，他们要么是何茂才体系培养的专业经理人，要么是跟随徐渊多年的技术官僚，个个忠诚且能力出众，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势力，只对理事长负责。
管理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制定共同政策：统一关税标准、协调资源分配、规划跨区域基建（如连接缅北矿区与新加坡港口的铁路、油气管道）、处理对外外交事务。两地政府的日常政务由陈济晟、曾维献自主打理，但涉及军事调动、重大财政支出（单次支出超百万银元）、关键人事任命（如各省省长、军区司令）及对外签订条约，必须提交理事会审议，经徐渊签字批准后方可执行。
徐渊的权力根基，建立在“分而治之、相互制衡”的逻辑之上。陈济晟的南华政府掌控经济命脉，却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曾维献的军政府手握重兵，却依赖南华的资本与技术进行建设。两人直接对徐渊个人负责，定期通过加密电报或秘密会晤向理事长汇报工作，彼此之间既相互协作，又存在天然的制衡——南华需要缅北的资源供应，缅北需要南华的经济支持，而这一切合作的枢纽，都掌握在徐渊手中。
联盟联合武装力量的部署，更是暗藏玄机：装甲部队、空军基地主要驻扎在缅北，既用于震慑当地势力，也可应对北方邻国的潜在威胁；海军舰队则以新加坡为母港，掌控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而香港作为徐渊的“指挥中枢”，只驻扎少量精锐卫队，凭借港英政府的中立地位，成为各方势力无法轻易触碰的“安全岛”。徐渊退居幕后，不直接干预两地的具体政务，却通过管理委员会这个“中枢神经”，以及联盟联合武装力量这个“铁拳”，确保两大政治实体始终沿着他设定的轨道前行，既不会因权力过大而脱离掌控，也不会因相互猜忌而产生分裂。
徐渊深知，南华与缅甸的差异堪称天壤之别。南华是商业社会，华人占主体，民众受西方教育影响较深，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活稳定；缅甸则是农业与游牧社会，族群复杂（克钦族、掸族、缅族等数十个民族共存），民众更看重部落利益与生存保障。若用一套治理模式生搬硬套，比如在缅北推行南华的商业政策，或在南华实行军管统治，必然引发强烈反抗。分而治之，让熟悉南洋商业规则的陈济晟打理南华，让擅长军事与高压治理的曾维献坐镇缅北，既能最大限度发挥两人的优势，又能减少管理摩擦，让社会尽快恢复秩序，降低治理成本。
南华的华人精英阶层，大多是商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与政治话语权；缅北的军政集团，以军人、部落领袖为主，更看重权力与资源分配。这两大群体虽共同效忠徐渊，但利益诉求与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若将他们置于同一行政框架内，必然会为了资源分配、政策倾向而激烈争斗，消耗联盟的内部力量。将他们拆分到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给予各自一定的自主空间，让南华的精英们专注于发展经济，让缅北的军政集团专注于维持稳定与资源开发，既能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能将内部竞争转化为良性的发展竞赛——南华的经济繁荣可为联盟提供更多财政支持，缅北的资源开发可为南华的产业提供原料保障，形成互补共赢的局面。
此时的国际局势波谲云诡：新中国成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日益明显；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虽元气大伤，但仍试图维持在东南亚的残余势力；美国则急于在亚洲建立反共防线，积极扶持亲美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在东南亚仍有一定的人脉与影响力。一个统一的、领土庞大的“徐氏帝国”，必然会成为各方势力共同敌视的目标，面临被封锁、围剿的风险。
而“中南联盟”的架构，恰好规避了这一风险：南华可以包装成“华人民族自决的产物”，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西方殖民国家、周边邻国建立外交关系，争取经济合作与外交承认；缅甸的军政府则可打着“维护地区稳定、打击分裂势力”的旗号，与周边国家进行军事互信谈判；徐渊本人则以“联盟理事长”的身份，隐身于幕后，既不直接暴露在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又能通过理事会掌控全局。这种模糊的身份定位，让联盟既能与新中国保持贸易往来，又能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还能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维持联系，为自身争取到宝贵的发展缓冲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