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0日，天津，银杏社基地。
夜色中的基地异常安静，但苏曼卿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距离日内瓦会议结束已经一周，宣言的墨迹未干，暗处的斗争却已升级。此刻，她站在指挥室的大幅地图前，手指划过从日内瓦到天津的漫长航线，最终停在日本海附近的一个红点标记处。
“这是‘海燕号’最后发出信号的位置。”沈砚之指着地图，“一艘悬挂巴拿马旗的货轮，三天前离开日本横滨港，目的地是台湾基隆。但航行到这片海域时突然改变航线，向东南方向驶去，然后就失去了联系。”
陈树仁推了推眼镜：“船上可能载有宿主？或者‘零号’相关物资？”
“根据我们在横滨的情报，这艘船在离港前装载了一批‘特殊医疗设备’。”沈砚之翻开文件，“发货方是一家瑞士公司，但实际控制人是美国某基金会——威尔逊教授参与的那个基金会。”
苏曼卿闭上眼睛，尝试感知网络。她能感觉到太平洋上有一个微弱的宿主信号，但极其模糊，像是被什么屏蔽了。更让她不安的是，这个信号的“情绪色彩”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与玛丽被绑架时的感觉相似。
“有宿主在船上，而且情况很糟。”她睁开眼睛，“信号太弱，无法准确定位，但能感觉到痛苦。”
李维民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此刻面色凝重：“日内瓦宣言刚通过，就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这确实是绑架宿主的船只，那就是对国际共识的公然践踏。”
“问题是怎么证明。”沈砚之说，“船在公海失踪，没有国家有管辖权。即使找到，他们也可以声称是正常航行故障。我们需要确凿证据——最好是能上船，找到被绑架的宿主。”
“太危险了。”苏曼卿摇头，“如果这真是陷阱，上船的人可能回不来。”
“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宿主可能被运到某个秘密实验室，永远消失。”沈砚之看向地图，“船最后出现在这片海域，距离冲绳不远。美日在冲绳有军事基地，如果船进入他们的控制范围，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讨论持续到深夜。最终决定：派出一支精干小队，乘坐改装渔船前往那片海域侦查，但不上船，只确认情况。同时，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和日本提出质询，要求说明该船情况。
小队由赵卫国带队，成员包括刘师傅（监听）、周明（导航）、张医生（医疗），以及两位有航海经验的银杏社成员。他们将在黎明前出发，预计两天后到达目标海域。
送走小队后，苏曼卿回到自己的房间，却毫无睡意。她坐在窗前，看着基地院子里那几棵银杏树在夜风中摇曳。树叶已经泛黄，秋天真的来了。
“在想什么？”沈砚之走进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想网络，想那些看不见的连接。”苏曼卿接过茶杯，“在日内瓦，我能感觉到很多宿主对宣言充满希望。但现在，‘海燕号’上的宿主可能在绝望中。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甲板。”
沈砚之在她身边坐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斗争。不是为了消灭所有络的证据，很难反驳。”
“所以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沈砚之说，“因为他们知道常规证据很难获取，宿主网络的证据又不能公开——一旦公开，就等于承认宿主和网络的存在，可能引发恐慌。”
困境：要用非常规手段获取证据，但证据本身可能无法公开使用。
深夜十一点，终于有了赵卫国的消息。不是无线电，而是通过一个隐秘的海事通信频道传来的简短密电：“发现目标，坐标确认，有证据，返航中，安全。”
短短十二个字，却让指挥室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他们成功了。”苏曼卿感到眼眶发热。
“但真正的战斗才开始。”沈砚之看着地图，“有了坐标和证据，我们要制定下一步计划。如何在联合国提出控诉？如何保护赵卫国小队的安全？如何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或报复？”
窗外，夜色深沉。但基地里灯火通明，人们开始忙碌：分析坐标位置，制定外交策略，加强安全防范。
银杏社，这个从几个人开始的互助组织，现在要面对国家层面的博弈，要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但苏曼卿不再感到恐惧或无力。因为她知道，他们不是孤军奋战。有银杏社的同志们，有中国的支持，有国际社会对正义的期待。
更重要的是，他们站在正确的一边。
科学应该用于造福人类，而不是制造痛苦；宿主应该享有尊严和自由，而不是被奴役和实验；国际规则应该被遵守，而不是被践踏。
这些简单的道理，需要有人去扞卫，哪怕前路艰难。
苏曼卿走到窗前，看着夜空。星星在云层间隙闪烁，像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人间。
她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她认星星时说：“每颗星星都是一个世界，有的明亮，有的暗淡，但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就像人，各有各的命运，但都在同一个宇宙中。”
现在，她的命运与“零号”网络相连，与全球宿主的命运相连。这不是她选择的，但她接受了，并决定用它来做正确的事。
沈砚之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没有言语，但温暖从掌心传递。
远方的海上，赵卫国的渔船正在返航，带着可能改变局面的证据。
而南海深处，那个凤凰计划的基地还在运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暗处的网已经织就，但光明的人正在行动。
斗争还在继续，但希望也在生长。
就像银杏树，在秋风中落下金黄的叶子，但根还在土里，等待春天的重生。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