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末的重庆，寒意渐浓，军统总部的走廊里，反共的暗流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涌动。
陈默刚从“对日核心情报小组”的会议出来，就被戴笠的秘书拦在半路：“陈处长，老板让您去一趟密室，有新的任务安排。”
“密室”
二字让陈默心头一沉——那是戴笠处理“绝密反共事务”的专属空间，从不用于对日情报工作。他跟着秘书穿过层层关卡，推开厚重的铁门，一股压抑的气息扑面而来。
戴笠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前摊着一份标注“反共专档”的文件，语气冰冷：“对日情报不能停，但反共工作也不能放松。我成立了‘反共情报小组’，专门搜集八路军‘扩充势力’的证据，你从甄别处调派两个人，配合小组工作。”
陈默躬身应道：“是，但老师，目前正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期，八路军在敌后牵制着大量日军，若过度关注‘反共’，恐影响抗日大局……”
“你不用教我做事！”戴笠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八路军是抗日的力量，但也是‘潜在的威胁’。委员长说了，‘抗日不忘剿共’，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你只需要按要求整理八路军的动态，尤其是他们在晋察冀、晋绥等地的‘政权建设’‘群众动员’，越详细越好！”
走出密室，陈默的后背已被冷汗浸湿。
他清楚，“反共情报小组”的成立，意味着军统内部的反共势力已从“暗流”转为“明动”。更让他警惕的是，当天下午，就有消息传来——毛人凤以“与进步人士过从甚密”为由，撤了甄别处一名科员的职，理由是“该科员曾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
“陈处长，毛老板这是在杀鸡儆猴啊！”
苏晴拿着撤职通知进来，语气焦虑，“咱们科里好几个人都跟书店的沈兰上尉有工作往来，沈兰姐平时接待的客人里也有不少进步学生，要是被毛人凤抓住把柄，咱们都得遭殃！”
陈默接过通知，指尖用力攥紧，纸张边缘皱成一团。
他快速理清思路：既要按戴笠的要求整理“八路军动态”，避免被冠上“不服从指令”的罪名；又要刻意弱化八路军“合作抗日”的正面信息，不给反共势力留下口实；还要保护好苏晴、沈兰，以及科里的下属，不让他们成为反共浪潮的“牺牲品”。
“从今天起，所有关于八路军的汇报，都按‘三不原则’来写。”
陈默语气坚定，开始制定应对策略，“不写八路军的抗日战果，只客观记录‘部队调动’‘驻地变化’；不提‘统一战线’‘军民合作’，只模糊表述‘与地方群众有接触’；不涉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只汇总军统潜伏人员看到的‘表面现象’。”
苏晴立刻领会：“您是说，故意让汇报内容‘中性化’，既满足戴笠‘监控’的要求，又不让毛人凤找到‘扩充势力’的证据？”
“没错。”陈默翻开桌上的“八路军动态初稿”，上面原本写着“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炸毁日军铁路桥梁三座”，他拿起笔，将其修改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在晋东南活动，与当地群众有互动，周边日军铁路出现损毁”。
删掉“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等可能被解读为“扩张”的词汇，将“炸毁桥梁”弱化为“铁路损毁”，既保留了“动态记录”，又消除了“正面价值”和“扩张嫌疑”。
与此同时，他开始暗中保护科里的下属。
针对毛人凤“排查进步人士接触者”的要求，他提前给科里所有人打招呼：“近期尽量避免与非军统系统的人员接触，尤其是书店、学校的进步人士，若有人询问，就说‘专注对日情报，无暇他顾’。”
有一次，毛人凤派人来甄别处“核查”，要求提供“与沈兰有工作往来的人员名单”。
陈默直接将名单递过去，上面只标注了“工作对接内容”——如“传递日特动向情报”“核对华南日军兵力”，绝口不提“情报传递”“组织联络”等敏感信息。来人翻查半天，找不到任何“违规接触”的证据，只能悻悻而归。
但反共暗流的汹涌，远超陈默的预料。
几天后，“反共情报小组”的负责人找到他，态度强硬：“陈处长，你提交的八路军动态太‘敷衍’了！毛老板说了，必须找出他们‘强征粮草’‘强制征兵’的证据，你要是不配合，我们就直接向戴老板举报你‘包庇共党’！”
陈默压下心中的怒火，语气平静：“我提供的每一条动态，都有军统潜伏人员的签字佐证，若你们觉得‘敷衍’，可以自己去前线搜集证据。但目前日军正对晋察冀进行大扫荡，八路军的主力都在前线抗日，所谓的‘强征粮草’‘强制征兵’，根本没有实质证据——若强行捏造，被戴老板发现，谁来担责？”
这番话既点明了“无证据”的事实，又用“戴老板”作为挡箭牌，让对方不敢轻易发难。
负责人脸色铁青，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放下狠话：“你最好尽快找到证据，不然咱们没完！”
送走负责人，陈默疲惫地靠在椅背上。
他知道，反共势力不会善罢甘休，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他立刻让苏晴联系沈兰，传递“军统反共加码”的消息：“让组织通知八路军，近期尽量减少‘政权建设’‘群众动员’的公开活动，避免给反共势力留下把柄；同时提醒重庆的进步人士，暂时降低活动频率，防止被毛人凤的人盯上。”
沈兰通过书店的秘密渠道，将消息快速传递给组织。
几天后，延安传来反馈：八路军已调整敌后工作策略，将“政权建设”转为“隐蔽性的抗日动员”，重庆的进步团体也暂时停止了公开活动，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反共势力的“排查风险”。
而陈默，则继续在反共浪潮中“逆风前行”。
他按戴笠的要求，给“反共情报小组”提供“中性化”的八路军动态，既不违背指令，又不提供“可攻击”的证据；他暗中保护下属和进步人士，不让他们成为反共势力的“猎物”；他将军统的反共动向及时传递给组织，为八路军和地下工作争取应对时间。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陈默站在窗前，看着军统总部的灯光一盏盏亮起。
他知道，这场反共暗流不会轻易平息，未来的潜伏之路，只会更加艰难。但他心中的信念却愈发坚定——只要能守住抗日大局，只要能保护好组织和同志，哪怕身处反共浪潮的中心，哪怕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他也会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曙光，驱散这令人窒息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