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台夜宴的默契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帝国的权力场。
陈远深知，“释兵权” 易，“安功臣” 难，“固皇权” 更难。必须有一套制度化的安排，将功臣们从实权岗位“体面”地请下来，并给予一个足够尊荣、有实质性参与感的新位置，同时确保这一过程平稳、有序，不引起剧烈震荡。
于是，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政治举措相继出台，核心便是设立“贵族议院”。
首先，是舆论与法理铺垫。
陈远授意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李邦华等人，引经据典，结合“三代之治”的“咨政”传统，以及从耶稣会士处了解的西洋“议会”形式，撰写了多篇论述“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君臣共治”的文章，在《京报》及官方文牍中刊发。
强调在“天下太平”的新阶段，需要建立一个由“德高望重、功勋卓着”的元老重臣组成的“咨政议事”机构，作为皇帝决策的“重要辅弼”和“国是咨询”，以“上达天听，下通民情，共保万年之基”。
这些宣传，旨在为“贵族议院”的设立营造舆论氛围，赋予其“古已有之”、“借鉴西法”、“顺应时势”的合法性。
其次，是颁布《 贵族议院组织法 》及配套章程。
启明十六年秋，经过朝议（形式大于实质），皇帝正式下诏，设立“大陈贵族议院”。
诏书明确了其性质、成员、职权、运作方式：
1 成员构成：当然议员：所有世袭罔替的公爵、侯爵持有人（活着的第一代，其继承人需成年后经皇帝特许方可入院）。
特选议员：由皇帝特别任命，对国家有卓越功勋（如重大发明、文治突出）但无高等爵位者，或致仕的一品以上文武重臣。
皇室代表：成年皇子（未就藩者）、宗人府宗正。
首任议长，由皇帝特简朔国公赵胜担任（荣誉性，实际主持工作由副议长负责）。
2 职权范围：明确规定为“咨议、审议、监督”机构，无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具体包括：审议 皇帝交议的国家大政方针（如重大战争、和约、赋税改革）、重要法律草案（如《刑律》修订）、皇位继承顺序（在皇帝无明确遗嘱时提供意见）；接受 各部院、各省的施政报告，并提出咨询意见；监督 官员（尤其是高官）的重大渎职、腐败行为，可向皇帝弹劾（但无处置权）；讨论 涉及贵族群体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如爵位继承法、勋田管理等）。
3 运作方式：议院设于紫禁城 东华门外新建的“元老院大厦”（由工部营建，气势恢宏）。
定期会议（每季一次，会期半月）与临时会议（皇帝召集）相结合。
会议非公开，议事记录秘存，仅向皇帝和极少数核心大臣汇报。
表决方式为“议决”（多数意见）和“各陈己见”并存，最终结果以“议院咨文”形式上奏皇帝，供皇帝决策参考，无强制约束力。
议员在院内发言，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论免责”（不得攻击皇帝、谋逆、泄露机密）。
4 待遇与特权：议员享有极高的政治礼遇（朝班位列文武之前），丰厚的“议员津贴”，在京配备官邸、车马、仆役。
其爵位、俸禄、赏赐田庄一切如旧，并受到法律特别保护。
第三，是人事安排的稳步推进。
在议院组织法颁布的同时，针对几位核心功臣的“转岗”工作悄然展开。
整个过程讲究“自愿”、“渐进”、“荣宠”。
朔国公赵胜：率先上表，以“年高多病”为由，恳请辞去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京营戎政等实职。
皇帝“再三慰留不允”后，“不得已”准其所请，加封太师（已是三公之首，荣誉至极），授贵族议院首任议长，赐 西苑 王府 一座，命其“安心养疾，赞画机务”。
其子侄中有才者，经考核，调任他职，但不再直接掌兵。
镇北公秦玉凤：紧随其后，上表请辞宣大蓟辽甘肃总督。
皇帝“甚为不舍”，但“体恤其久镇边陲，劳苦功高”，准辞总督职，保留征北大将军 荣誉衔，加封镇国公主（女性最高荣誉爵位，非实封），授贵族议院副议长（位列赵胜之后），赐什刹海别业。
北疆军务，分拆为由数位资历较浅的侯、伯分管，互不统属，直接对兵部和皇帝负责。
靖海公赵勇：上表请辞水师提督、辽东等处军务。
皇帝“嘉其谦退”，准辞，保留靖海公 爵位，加太子太师，授 贵族议院副议长，兼 领 “ 皇明海洋贸易公司” 监理大臣，赐福州 、 广州宅邸各一。
水师拆分为北洋、南洋、远洋三支，分设提督。
定西侯孙传庭、经略侯洪承畴 等人，亦相继辞去兵部尚书、西南总督等要职，转入贵族议院担任议员，或改任大学士、太子太傅 等荣誉高、实权少的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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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启明十七年初，主要的开国元勋基本完成了从实权岗位 到荣誉议院 的转移。
朝廷迅速选拔了一批资历较浅、更依赖皇权、且多出身科举或皇帝亲自提拔的少壮派官员、将领，填补了空出的关键职位。
军队系统进行了新一轮的调防和整编，进一步贯彻“兵将分离”原则。
贵族议院设，勋臣入彀中。
这座新建的、富丽堂皇的“元老院大厦”，成为安置功勋宿将的“金色鸟笼”。
他们在这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礼遇，谈论着国家大事，感觉自身价值得以延续，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然而，他们失去了直接调动一兵一卒、处理一方政务的权力。
军权、政权、财权，被牢牢收归中央，集中于皇帝及其新任命的、更易控制的官僚体系手中。
陈远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手腕，避免了汉初、明初的血腥清洗，以相对温和、体面的方式，解决了开国功臣尾大不掉的隐患，极大地巩固了皇权，也为太子未来的顺利接班扫清了最大障碍。
然而，将如此多的权贵集中于一院，赋予其咨议、监督之权，这个新生的“贵族议院”本身，会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清谈馆”和“养老院”吗？
它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会产生怎样的、微妙而长远的影响？
一个新的政治平衡点正在形成，而其稳定性，尚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