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夏，法国，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的奢华与圣丹尼郊区工厂的烟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勾勒出第三共和国的撕裂。
由于未能从屈辱性的《凡尔赛和约》中获得预期中的德国巨额赔款与资源，更因东方那个红色巨人拒绝履行条约义务，法兰西的财政窟窿与经济贫血只能依靠变本加厉的殖民掠夺来勉强填补。
印度支那的橡胶、北非的磷酸盐、西非的矿产、马达加斯加的农产品被更残酷地榨取，利润却更多地流入垄断财团与军火商的口袋，用以维持庞大的殖民军队和镇压当地此起彼伏的反抗。
在国内，战争债务的阴影未散，通货膨胀侵蚀着无产阶级的劳动所得，法国国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也在市场中挣扎。
社会上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此，资产阶级的应对是双重的：
一方面，持续加大对社会反抗力量的维稳投入。
法国对警察力量进行了扩充，政治警察的活动经费大增，对工会、左翼团体特别是法共的监视、渗透、骚扰和选择性司法起诉成为常态。
议会上，加强“公共秩序”和“反颠覆”立法的呼声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一种混杂着民族主义复仇情绪、反议会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想的极端右翼思潮开始在某些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中产阶级、退伍军人团体和部分知识分子中抬头。
他们抨击法国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怀念想象中的“强大法兰西”，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内部的叛徒”（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外部的敌人”（红色德国、犹太资本等）。
然而，1914-18年那场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战争留下的惨痛记忆和“白羽毛”耻辱并未消散，普遍的、深刻的厌战情绪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制约着任何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冒险企图，也使得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暂时难以真正主导国策。
在这片经济失血、社会紧张、思想焦灼的土地上，法国共产党，连同它所传播的思想，正以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方式生长。
圣丹尼区，法共总部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
墙上并排贴着马恩韦列的画像，以及一张醒目的红色德国宣传画，画面是工人在新建的住宅区前微笑。
让诺比几年前从柏林归来时显得更加成熟了，他此刻正面对着一场法共内部激烈的争论。
“里尔的罢工又被警察和工贼破坏了！
我们的人受伤，骨干被抓！仅仅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保障都如此艰难！”
一位来自北部的产业工人出身的委员激动地拍着桌子，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会给我们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议会里的那些社会党叛徒，除了空谈什么也给不了！我们必须准备更激烈的斗争形式，学习苏联同志和德国同志最初的方式！”
他的发言得到了部分人的赞同，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残酷罢工镇压、对议会政治彻底失望的基层斗士。
法共内部日益清晰的革命行动派的声音愈来愈占据上风。
他们强调街头动员、总罢工、工人武装自卫的必要性，认为只有通过超越法律框架的群众直接行动，乃至最终的革命起义，才能打破国家机器。
但立刻就有人反驳这种观点。
“同志，我理解你的愤怒。
但请看看现实！法国不是1917年的俄国，也不是1918年崩溃的德国！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虽然问题重重但控制力仍然强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有遍布全国的警察、忠于政府的军队、复杂而富有弹性的政治体系，还有根深蒂固的共和传统在部分民众中的影响。
盲目冒险只会导致我们最优秀的同志白白牺牲，让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共和国提供的选举政治空间，与社会党左翼、激进工会结成选举联盟，在市镇、省乃至国民议会中赢得席位，通过立法斗争改善工人处境，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逐步夺取政权！”
这是 议会斗争派 的核心论点。
他们深受法国悠久的议会政治传统影响，认为在法国这样的政治文化中，通过选举赢得政权是更现实、代价更小的道路。
他们警惕任何可能让党被贴上暴力颠覆标签的行动，主张更为文明和合法的斗争策略。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让诺。他作为党内少数亲历过红色德国、并一直与之保持密切思想交流的高层，他的立场独特而关键。
让诺站起了身：
“同志们，我们既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本质，也看到了法国政治现实和议会斗争的传统力量。
但如果我们把两者对立起来，那就是陷入了死胡同。”
让诺走到挂着德国宣传画的墙边，用手指点了点：
“我在柏林看到的，不是简单的起义或议会道路的二选一的问题。
韦格纳同志和德国共产党人，他们夺取了政权，但之后呢？他们立刻面临着建设、巩固、抵御干涉和防止新政权蜕化的艰巨任务。
革命胜利只是开始，如何建立一套能让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防止官僚腐败、切实改善生活的制度，是更难的挑战。”
让诺转身面对大家：
“德国同志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教我们具体哪天在巴黎筑起街垒，也不是教我们如何在国民议会里玩政治游戏。
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
革命斗争必须与最广大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改善紧密结合；夺取政权的形式可以因国情而异，但夺取政权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必须有清醒的、制度性的设计，要时刻警惕权力异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在斗争中紧密联系群众、既有坚定原则又懂得灵活策略的党。”
“在法国，”
让诺继续道，
“我们不能放弃议会讲坛，那是重要的宣传和斗争阵地，联盟策略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
但我们绝不能陷入进去，绝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选票上。
我们必须同时深耕基层，在工厂、矿区、码头，组织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争取社会保障这些具体要求，与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结合起来。
我们要学习德国具体的斗争经验。
同时，我们要善于利用法国现有的共和法律框架中有利于工人的部分，同时揭露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
让诺强调道：
“德国同志的广播、书籍、电影，之所以能在我们的工人中流行，是因为那里展现了一个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法国资本主义现实的、正在进行中的建设图景。
这给了我们的工人群体希望和具体的想象。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希望和想象，与法国工人每天面对的具体斗争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适合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道路。
这必然是一条结合了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群众运动、经济斗争与政治教育、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复杂道路。
争论是必要的，但分裂是致命的。
我们必须找到共识，那就是：
一切为了法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切为了最终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建立起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让诺的发言试图弥合法共内部的分歧，指出一条更综合、更注重长期建设和群众基础的“德国经验启发下的法国道路”。
但这并未能平息会议上的争论。
革命行动派嫌他不够激进，议会斗争派嫌他给街头运动留了太多空间。
然而，让诺的威望和其路线的现实解释力，使得他成为党内不可忽视的一极，吸引了许多既不满于空谈革命口号、也不信任议会道路的年轻党员和务实工运骨干。
法共就在这种内部张力、外部高压、以及来自红色德国的思想辐射与物质支援下，艰难地发展着。
党员在缓慢增加，在部分工业区和“红色腰带”市镇影响力巩固，党的出版物和来自德国的信息通过地下网络流通。
法国统治阶级的焦虑在加深，维稳的拳头握得更紧，极端右翼的鼓噪也在回应这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