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是零几年吧，那时候数码单反还没普及，大家玩摄影都喜欢淘胶片机。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为了练手，经常去潘家园或者一些旧货市场转悠，淘一些老镜头和绝版胶卷。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老顾。
老顾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他是个修表匠，在一条很窄的胡同里有个小门脸。但他私下里是个狂热的老相机收藏家。我们是在一次摄影展上认识的，聊得投机，后来就成了朋友。
大概是2008年的秋天，老顾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说他收了个“好东西”，让我过去看看。
我以为是什么莱卡3或者哈苏500c，兴冲冲地就去了。
到了他店里，老顾正坐在工作台前，手里拿着一块黑布盖着什么东西。他的脸色很白，额头上全是汗，大秋天的，风扇开得呼呼响。
“来了？”他头都没抬。
“什么宝贝啊，神神秘秘的。”我凑过去。
老顾掀开黑布。
下面是一台相机。
“这是……民国的？”我眼睛都直了。
“嗯。”老顾点了根烟，猛吸了一口，“从一个拆迁户手里收的。那片地方以前是租界，这相机是从一栋老洋楼的墙缝里抠出来的。”
“你发财了啊。”我羡慕地说。
“发个屁财。”老顾苦笑了一声，把相机往我手里一塞，“你是记者，见识广，你帮我看看这相机的后背。”
我接过相机，打开折叠皮腔，检查了一下快门和光圈，都很正常。然后我翻到相机背面，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红窗，是用来数胶卷张数的。
就在我透过红窗往里看的时候，我愣住了。
红窗后面，不是空的胶卷仓，而是一张照片。
一张已经洗好的黑白照片。
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模糊的花园，有假山和喷泉。照片的主体是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月白色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戴着珍珠项链。她长得很美，是那种民国时期特有的、带着点忧郁和清冷的美。她正侧身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团扇，眼神却没有看镜头，而是看向画面的右侧，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这相机里怎么有照片？”我奇怪地问。
“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老顾掐灭了烟头，声音有些发颤，“这相机里根本没装胶卷。”
我心里咯噔一下。
没装胶卷？那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
我把相机翻过来，打开底部的舱盖。
果然，里面空空如也，连暗盒的痕迹都没有。
“这不可能。”我喃喃自语。
“我也觉得不可能。”老顾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我拿到手的时候就这样。我试过了，无论怎么按快门，这张照片都一直在红窗里，怎么弄都弄不掉。就像是……印在玻璃上的一样。”
我重新盖上舱盖，透过红窗又看了一眼。
那个旗袍女人还在那里。
但这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细节。
刚才看的时候，她的头是微微偏向右边的。
现在，她的头，正慢慢地转过来。
她的目光，透过红窗，透过那层玻璃，直直地看向我。
那一瞬间，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那不是照片上的油墨，那是一双有温度、有生命的眼睛。那种眼神，就像是一个在黑暗里待了太久的人，终于发现有人在看她，那种贪婪的、阴冷的注视。
“别看了！”老顾突然大吼一声，一把夺过相机盖上了黑布。
我吓了一跳，手一抖，差点把旁边的放大镜碰掉。
“你也看到了？”老顾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我点了点头，喉咙发干：“她……她动了。”
老顾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开始跟我讲这相机的来历。
那个拆迁户告诉他，这栋老洋楼在民国时期住过一个姓周的教授。教授的妻子是个昆曲名角，长得非常漂亮。后来抗战爆发，教授死在了战场上，妻子就守了寡。
再后来，大概是1948年冬天，这个女人在自家的花园里上吊自杀了。
据说，她自杀前，去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那家照相馆很邪门，拍出来的照片经常会多出一些不该有的人。
女人死后，那台相机就不见了。
“网络上不是一直有传言吗？”老顾声音颤抖地说，“说民国时期的老相机，如果保存不当，会把当时的‘影像’给吸进去。那不是照片，那是……那是残留的魂魄。”
我当时虽然害怕，但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还是试图用科学来解释：“可能是光的衍射？或者是底片感光层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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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能让她转头看你？”老顾冷笑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没敢在老顾店里多待。回家的路上，我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我。回头看，只有昏黄的路灯和空荡荡的街道。
但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味道。
那是一种混合了茉莉花香水和福尔马林的味道。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心神不宁。直到第三天，老顾又给我打电话了。
这次，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甚至有些疯狂。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在电话里大喊。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他查了资料，这种现象叫“显影残留”。只要把相机拿到阳光下暴晒，把里面的“阴气”晒散，那个女人就会消失。
“你疯了？”我骂道，“这种老相机的皮腔和镜头最怕强光，你想毁了它？”
“毁了就毁了！我不想再看到那张脸了！”老顾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那天下午，我正在报社写稿，突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电话那头说，老顾出事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老顾已经被送进了icu。医生说他是急性视网膜脱落，双眼彻底失明了。
我问警察发生了什么。
警察说，有人发现老顾在中午的时候，拿着那台老相机，站在胡同口的大太阳底下。当时太阳毒得很，老顾就那样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相机的镜头看，一动不动，看了足足有两个小时。
邻居发现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流出血来了。
我去病房看他。
老顾躺在床上，眼睛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听到我的声音，他突然激动起来，双手在空中乱抓。
“她在！她还在！”他歇斯底里地喊着，“她没走！她钻进我眼睛里了！她在看我！她在笑！”
我被他的样子吓坏了。
后来，老顾虽然活下来了，但精神彻底垮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那台民国相机，作为证物被派出所扣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没人认领，又还给了那个拆迁户。拆迁户怕晦气，五十块钱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
我再也没见过那台相机。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半年后。
我因为工作需要，去档案馆查一些民国时期的旧报纸。
在翻阅1948年的《申报》缩微胶卷时，我看到了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
标题是：《名伶周氏自尽，遗照诡异惹风波》。
新闻很短，说的是一个昆曲名角在自家花园自杀，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张她生前拍摄的照片。照片冲洗出来后，所有人都惊呆了。
照片上，那个女人穿着月白色的旗袍，站在花园里。
但是，在她的身后，在那个假山的阴影里，清清楚楚地站着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西装，脸色惨白，正从女人的背后伸出手，似乎想要捂住她的嘴。
而那个男人的脸，我越看越觉得眼熟。
我猛地想起了老顾。
那个男人的五官，竟然和老顾长得一模一样。
我当时就瘫坐在了地上。
我终于明白老顾为什么会死盯着镜头看了。
他不是在看那个女人。
他是在看那个男人。
他在照片里看到了自己。
或者说，看到了那个注定要取代他的东西。
我颤抖着手，继续往后翻报纸。
在那篇新闻的右下角，有一行更小的字：
“据悉，该女子生前使用的相机为德国蔡司·伊康公司出品，现下落不明。有相馆老板称，该相机曾拍出过多张‘鬼影’照片，疑为不祥之物。”
我关掉了微缩胶卷阅读器。
档案馆里很安静，只有空调运行的嗡嗡声。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我看到玻璃柜里陈列的一张民国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群穿着长衫和旗袍的人在合影。
而在那群人的最角落里，有一个穿着月白色旗袍的女人。
她正对着镜头，对着我，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
她的手里，拿着一台黄铜色的折叠相机。
我知道，她在等我。
她在等下一个看镜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