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已经过去快十年了，但我至今不敢在晚上十一点以后去那栋楼的地下一层。
我当时在省城的一所师范类大学读书，学的是历史系。那时候智能手机刚普及，大家都爱在深夜刷贴吧、看天涯。我们学校的贴吧里，常年置顶的一个帖子就是关于“老图书馆”的传说。
那栋图书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苏式建筑，红砖灰瓦，窗户很高，里面阴森森的。后来学校盖了新馆，老馆就被改成了“校史档案馆”和“特藏阅览室”。平时除了几个查资料的研究生和看门的大爷，几乎没人去。
传言的核心人物，是一个三十年前的中文系女生。据说她当年因为毕业论文抄袭被取消了学位授予资格，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穿着一身红裙子，在老馆的地下一层自缢了。
这事儿听起来很俗套，对吧？很多学校都有类似的传说。但让这个传说变得“真实”且“可怕”的，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细节，是在大二那年的夏天。
那天晚上，我们宿舍四个人在打游戏，突然停电了。老校区的电路老化，一到夏天用电高峰就跳闸。屋里热得像蒸笼，我们只好搬着马扎坐在走廊里吹风。
隔壁宿舍的老周是个灵异故事爱好者，他手里拿着个手电筒，脸色惨白地凑过来说：“哎，你们知道吗？昨天晚上，有人在老馆那边拍到东西了。”
我们问他拍到了什么。老周压低声音说：“不是照片，是一段视频。有人在贴吧发了，后来被吧主删了，但我保存了。”
他把手机屏幕亮度调到最低，播放了那段视频。
画面非常抖，显然是偷拍的。拍摄者应该是在老馆的门口，镜头对着那扇厚重的木门。时间显示是凌晨两点。视频里很安静，只能听到拍摄者粗重的呼吸声。
大概过了十几秒，画面里的那扇木门，竟然自己从里面打开了一条缝。
没有风，门是那种老式的实木门，很重，不可能自己弹开。紧接着，一只苍白的手伸了出来，扒在了门框上。
那只手很细，指甲涂着鲜红的指甲油。
就在这时，拍摄者似乎被什么东西吓到了，手机猛地掉在地上，画面瞬间变成了漆黑的一团，只剩下剧烈的心跳声和一声极其尖锐的、像是女人高跟鞋踩在瓷砖上的声音，“哒、哒、哒”，越来越近……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当时都笑老周，说这肯定是哪个电影学院的学生拍的恶作剧，特效做得太假了。老周急了，说：“你们不懂，最可怕的不是这个。你们知道那个拍摄者是谁吗？是咱们历史系的研究生，李默。”
李默我们都认识，是个性格很沉稳的学霸，平时不苟言笑，根本不是那种会搞恶作剧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食堂吃饭，就听说了一个让我们笑不出来的消息——李默疯了。
据说是早上五点多，校卫队巡逻的时候，发现李默光着上身，只穿了一条内裤，蹲在老馆门口的台阶上，双手抱着头，嘴里不停地念叨：“她来了……她穿着红裙子……她没有脚……”
后来李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导师去看他，回来后脸色很难看，只说了一句：“这孩子废了，精神彻底崩溃了。”
这件事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但校方很快给出了官方解释：李默因为毕业论文压力过大，加上长期熬夜，导致精神分裂。至于那段视频，被定性为学生的恶搞视频，与李默的病情无关。
大家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开始发毛。
真正让我卷入这件事的，是半个月后的一次“勤工俭学”。
我们历史系有个惯例，每年暑假前，都会安排几个学生去老馆的特藏阅览室帮忙整理古籍。说白了就是把那些线装书搬到架子上，或者是把旧报纸分类。
我当时为了赚点零花钱，也报名了。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三个同学，两男一女。带队的是负责档案管理的刘老师。
老馆的地下一层，就是传说中那个女生上吊的地方。现在那里被改成了报纸库，存放着从建国初期到九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地下一层。
那地方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霉味、纸张腐烂味和灰尘的味道。天花板很低，只有几盏昏黄的白炽灯，灯泡接触不良，时不时闪烁一下。
最让人不舒服的是，地下一层的窗户很小，而且被铁栅栏封死了，正对着外面的一片茂密的爬山虎。大白天的，外面阳光明媚，里面却像是傍晚一样昏暗。
我们的任务是把1985年到1990年的报纸装箱，运送到新馆的恒温库房。
工作很枯燥。我们四个人分成两组，我和那个女生一组，负责在里面的库房找报纸，另外两个男生负责在门口接货，然后搬到推车上。
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刘老师接了个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要先走一会儿。他临走前叮嘱我们：“五点之前必须锁门离开，地下一层潮气重，对身体不好。还有，里面那个放‘民国档案’的小房间，门锁坏了，你们千万别进去，里面全是碎玻璃和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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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走后，地下一层只剩下我们四个人。
刚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越来越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你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还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你们听，是不是有声音？”那个女生叫小雅，她突然停下手里的活，脸色有点白。
我竖起耳朵听了听，确实有声音。
“哗啦……哗啦……”
像是有人在翻书。
“肯定是风吹的吧。”我强装镇定地说，虽然我知道这里窗户紧闭，根本没有风。
“可是……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小雅指着刘老师刚才说的那个锁坏了的“民国档案”小房间。
那扇门虚掩着，露出一条黑漆漆的缝隙。
那两个男生也听到了，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叫张强，他拿起墙角的一根木棍，说：“走，去看看。别是有野猫钻进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刘老师的警告，但好奇心最终战胜了恐惧。
我们四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那扇门前。
“哗啦……哗啦……”
声音更清晰了，就在门后面。
张强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了门。
一股浓烈的、像是陈年胭脂水粉的味道扑面而来，呛得我们直咳嗽。
房间里堆满了杂物，地上全是碎玻璃渣和废纸。借着外面的灯光，我们看到房间的正中央，放着一张破旧的木制办公桌。
而那张桌子上，竟然真的放着一本书。
书是打开的，书页正在自动翻动。
没有风，绝对没有风。
“谁……谁在那里？”张强的声音有点颤抖，他手里的木棍握得紧紧的。
没有人回答。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那张桌子的后面，似乎站着一个人。
不，准确地说，是挂着一个人。
因为光线太暗，我们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红色轮廓，像是一件宽大的红风衣，又像是……一条红裙子。
她的身体悬空着，脚尖离地面大概有十几厘米。
“啊！！！”
小雅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转身就往外跑。
我们三个男生也被吓破了胆，根本顾不上什么绅士风度，跟着小雅拼命往外跑。
我们一口气跑出了老馆，直到站在阳光下，才敢停下来大口喘气。
“看……看到了吗？”张强的嘴唇哆嗦着。
“红……红色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那是什么东西？”另一个男生脸色惨白。
我们谁也不敢回去拿剩下的东西了。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找刘老师辞职。
刘老师听我们说完昨晚的经历，沉默了很久。他没有骂我们胆小，也没有说我们眼花。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点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说道：“其实，那个房间里，根本没有什么民国档案。”
我们愣住了。
“三十年前，那里是中文系的资料室。”刘老师的眼神变得很复杂，“那个女生，就是在那张桌子旁边，把自己挂上去的。”
“那……那为什么不封死？”我问。
“封过。”刘老师苦笑了一声，“封了好几次。但每次封上，第二天门锁就会被破坏，里面的东西会被翻得乱七八糟。后来学校也没办法，就对外宣称是库房，不让人靠近。”
“那……那张桌子？”
“桌子一直都在。”刘老师掐灭了烟头，“还有，你们说闻到了胭脂味？”
我们点点头。
“那个女生生前最喜欢用的就是‘友谊’牌雪花膏，还有那种很便宜的红指甲油。”刘老师叹了口气，“她死的时候，身上就涂满了那个味道。”
听到这里，我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老馆。
毕业后，我回了老家工作。偶尔在同学群里聊起这件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跳过这个话题。
直到三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
新闻说，我们学校的老图书馆因为年久失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决定拆除重建。
新闻的配图里，是挖掘机正在推倒那栋红砖建筑的场景。
在那张照片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那是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站在废墟的最高处，背对着镜头，似乎在看着远方。
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凌晨三点。
我把那张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
然后，我看到了她的脸。
那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一片惨白，只有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
我吓得赶紧关掉了网页。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网上搜索任何关于那所学校的信息。
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沾上了，就甩不掉了。
它们会藏在你的记忆深处，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问你：“还记得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