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三十二年，九月十八。
清晨七点三十分，北京城在秋日清澈的天光中完全苏醒。
电报总局屋顶的金属天线在朝阳下泛着冷光，主城区纵横交错的水泥路面已被打扫干净，主要十字路口的交通兵身姿笔挺，指挥着早期班的人流和货运卡车。
街边店铺的玻璃橱窗后，店员们正在擦拭柜台、整理货品，橱窗里陈列着从“宝骏”牌汽车模型到“白玉”牌香皂、从最新款“凤凰”牌自行车到《格物新知》杂志的丰富商品。
但今日的秩序，比往日更添一层肃穆与紧绷。
自永定门至承天门广场，十里长街实施了二级交通管制。
五城兵马司的士兵与京师卫戍部队的官兵身着新式深蓝色制服，手持装配了刺刀的“弘治三一式”步枪，沿街组成严密的人墙。
水泥路面两侧，预留了宽阔的观礼区，早已挤满了从各处涌来的市民。
他们衣着大多整洁，有传统的汉服也有新式的服装。
不少男子穿着新式的中山装或改良短褂，妇女的服饰色彩也更鲜亮多样。
人们低声交谈，目光不时投向南方永定门方向，空气中浮动着一种混合了好奇、自豪与历史参与感的兴奋。
上午八时整，永定门方向传来清晰而富有穿透力的电动喇叭声，盖过了市井的嘈杂：“献俘队伍即将入城，请市民保持秩序，沿警戒线后观礼，不得拥挤推搡。”
紧接着，是低沉有力、节奏统一的马达轰鸣声。
最先驶入人们视野的，是十二辆漆成墨绿色、外形硬朗的军用卡车。
每辆车的驾驶室顶都架设着一挺轻机枪，枪手肃立。
卡车车厢两侧，站立着全身黑色常服、头戴大檐帽、佩戴白色武装带的锦衣卫仪仗队员，他们手扶车厢护栏，身姿挺拔如松。
车队最前方的三辆卡车上，高高竖立着巨大的日月龙旗和绣有“肃靖西疆”、“献俘阙下”字样的锦旗，在秋风中猎猎招展。
紧随卡车方阵之后的，才是今日的主角——三辆经过特殊改装的敞篷囚车。
囚车底盘显然来自重型卡车的加固型号，但上层结构由粗大的无缝钢管焊接而成，形成坚固的笼状。
囚车由军用卡车牵引，缓慢而稳定地行驶在水泥路面上。
第一辆，也是最大的一辆囚车中，站立着三人。
居中者，年约三十五六岁，面容瘦削，颧骨突出，眼窝深陷，正是前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
他穿着一件原本用料华贵但现已皱巴巴、沾有污渍的深紫色长袍，头上象征权力的白色缠头散乱不堪。
他的双手被一副明显是工业冲压成型的钢制手铐锁在身前，脚踝上也戴着沉重的脚镣。
他站立得笔直，灰蓝色的眼睛直视前方高耸的现代化城门楼和远处隐约可见的摩天大楼轮廓，对两侧密密麻麻的人群毫无反应，仿佛一尊失去灵魂的雕塑。
他的左侧，是前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首相），一位须发皆白、身形佝偻的老者，穿着一件破损的文官袍服，在两名锦衣卫士兵的扶持下仍显得摇摇欲坠，面色惨白。
右侧，则是帝国海军元帅，一个体格魁梧、满脸络腮胡的壮汉，即使身陷囹圄，眼中仍残留着凶悍之色，他扫视着周围陌生而秩序井然的城市景象，眉头紧锁，直到被身后士兵用枪托示意，才不情愿地移开目光。
后续两辆囚车，规格稍小，分别押送着被俘的帕夏（总督）、耶尼切里高级将领、宫廷重臣等二十余人。
再后面，是长长的平板拖车队伍，车上固定着这次“献俘”的实物展示品：严重变形、烧灼痕迹明显的奥斯曼新月军旗和苏丹御用旗帜；数门被特意挑选出来、带有明显爆炸损伤的中型青铜炮；从君士坦丁堡托普卡帕宫废墟中清理出的部分金银器皿、镶嵌宝石的刀剑和宗教圣器；甚至还有几块刻有阿拉伯铭文、被硝烟熏黑的大型建筑构件。
每件展品旁都有醒目的金属标牌，用汉文和阿拉伯文简要说明其来源与象征意义。
这些物品，向观者诉说着一个曾经横跨三洲的帝国的终结。
“看！那就是番邦的苏丹！”
“穿得倒是不一般，可现在是囚犯了。”
“听说他们的都城叫君士坦丁堡，城墙号称永不陷落？在咱们的‘巡天’铁鸟和重炮面前，还不是灰飞烟灭！”
“那些大炮，看着挺沉，可惜不顶用。”
“后面车上金闪闪的是什么？从他们皇宫里搬来的？”
“那当然，战利品！天经地义！”
“咱们北京现在这马路，这楼房，比他们那旧皇宫看着气派多了！”
市民的议论声、惊叹声、年轻人的欢呼声、孩童的询问声，交织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持续不断地冲刷着囚车。
一些年长的奥斯曼官员闭上了眼睛，嘴唇微微颤动。
塞利姆苏丹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被铐住的双手手指无意识地收紧。
这缓慢行进的过程，是对他过往权势与尊严最公开、最彻底的否定与展示。
更让他感到一种深层不适的，是这座城市的样貌——宽阔平整到难以置信的道路、方正高耸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远处那些冒着淡淡白烟的工厂烟囱、以及人群脸上那种不同于他所熟悉任何民族的、混杂着自信、好奇与某种特质的表情。
这里不是他想象中的古老东方帝都，而是一个陌生的、充满力量感的新世界。
献俘车队沿着规划好的路线，以近乎巡游的速度行进。
当经过前门商业区时，两侧新建的百货大楼、银行大厦、电报局的玻璃窗后，也挤满了观礼的人群。
这里的观察者身份更显多样：穿着笔挺西装或新式中华装的政府雇员、夹着公文包的商人、戴着眼镜的学者。
最终，车队并未进入皇城区域，而是在大批军警车辆的引导和护卫下，转向西郊一处新近建成的、围墙高耸、戒备森严的“特别拘押所”。
这里原为内务安全总局下属的一处高度保密设施，经过紧急改造，用于关押此次战役中俘获的敌方最高级别人员。
文化与礼仪部副部长亲临交接现场，对负责押运的内务安全总局特勤处长交代：“按国务院令及陛下旨意，此批人员为特级战犯，需单独关押，严密看守。饮食起居按既定标准，保障基本健康，防止任何意外。医疗组随时待命。一切探视、通信均需最高级别审批。在‘欧亚安宁大会’召开前，他们的状态必须保持稳定。”
特勤处长立正敬礼：“明白！已按甲级预案布置，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守，绝无疏漏。”
同日，未时三刻，国务院议事堂。
椭圆形的紫檀木长桌旁，坐着帝国真正掌握权柄的核心人物。
监国太子朱厚照居首，其左侧是国务院总理大臣陆仁，右侧依次是：国防部部长王宪、海军总署署长林啸风、外交事务部尚书耿裕、财政与经济部尚书周络、文化与礼仪部尚书毛澄、法务与检察部尚书闵珪、疆理与测绘部尚书徐光、锦衣卫指挥使、格物总院掌院赵德柱、民政部尚书徐文谦等。
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军事上的彻底胜利，转化为政治、外交、法理和经济上全面、持久且稳固的优势。
桌面上摊开的文件，包括王阳明自定西京（君士坦丁堡）发回的《奥斯曼故地军政善后与长期治理纲要》、内务安全总局整理的《欧罗巴诸国近期舆情及权力变动密析》、外交事务部草拟的《告欧罗巴诸国书》及《欧亚安宁大会筹备纲要》等。
朱厚照今日未着礼服，仅是一身杏黄色常服，但久居监国之位蕴养出的威仪，令他即便闲坐也自有一股凛然之气。
他手中无意识地转动着一枚温润的羊脂玉镇纸，目光扫过在场诸臣，最后落在陆仁身上，开口打破了寂静：
“陆先生，献俘游街，彰武事于天下，振民心于辇下，此其一也。然武事终需文治以固之。今伪奥斯曼苏丹塞利姆及其首要臣僚已关押在京，后续如何处置，方能既彰天讨之正、绝后患之萌，又为即将展开之欧罗巴交涉定下调门？先生必有以教我。”
陆仁微微欠身，从容开口，声音平稳而清晰：“殿下，臣以为，处置塞利姆等人，非仅司法之事，实为重大战略举措。其时机、方式、公示程度，皆须服务于帝国整体西略，尤以即将召开之‘欧亚安宁大会’为要。”
他略作停顿，整理思路，继续道：“塞利姆之罪，罄竹难书。抗拒天威，致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城阙为墟，此罪一；僭称哈里发，淆乱名器，蔑视华夏正朔，此罪二；勾结欧罗巴诸国，屡组联军，图谋负隅，此罪三。依《大明刑律》及征伐逆藩旧例，罪在不赦，当明正典刑。”
法务与检察部尚书闵珪接口道：“总理大臣所言甚是。然则，是即刻由三法司会同议罪，公开宣判执行？抑或暂行圈禁，待局势明朗再作区处？其定罪之程序、用刑之方式、公示之范围，均需谨慎定夺。”
陆仁轻轻抬手，示意稍安，目光转向朱厚照和众人：“臣有一议：暂不急于审判塞利姆。可将其严密看管，好生将养，勿令其病死或自尽。待明年三月‘欧亚安宁大会’于北京召开，欧罗巴诸国使团齐集之时……”
他话语微顿，眼中闪过一丝深邃的光芒：“再于大会期间，择一恰当时机，举行公开大审。邀各国使节全程观礼，许京师士民代表、报馆主笔旁听。由重组后之最高裁判院，会同法务部、大理寺、都察院，组成特别法庭，以完备之程序，详列其罪状，当庭宣判其‘谋逆、渎神、祸乱天下’之重罪，定以极刑。”
“如此，其效有三，”陆仁屈指分析，“其一，于欧罗巴诸使面前，行我天朝法度，彰我征伐之正义，破其残存侥幸或诋毁之口实。其二，以亡国之君之下场，为最有力之威慑，令与会诸国，特别是曾参与联军或心存观望者，深知抗拒天威之终局。其三，将此事与‘大会’捆绑，可极大增强我在大会谈判中之心理优势与话语权重。审判本身，即为大会定下‘顺昌逆亡’之无言基调。”
议事堂内一时静默，众人都在消化陆仁这一建议背后的深意。这并非简单的司法程序安排，而是将一次刑罚，提升到了战略威慑和心理博弈的高度。
朱厚照眼中流露出赞赏之色，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点：“先生此议，老成谋国，深得‘势’之妙用。以审慑之，以会统之，事半功倍。便依此议。闵尚书，此事由你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秘密筹备特别法庭事宜，拟定周密审判程序与罪状文书。务求届时程序严谨无可指摘，宣判庄重震慑人心。”
“臣遵旨！”闵珪肃然领命。
“塞利姆之事既定，”朱厚照将目光转向外交事务部尚书耿裕，“耿卿，那篇《告欧罗巴诸国书》，乃是我朝西略之纲领，未来交涉之基石，可曾最终定稿？”
耿裕立刻从面前拿起一份装帧严谨、已盖有外交部大印的文本，双手呈上：“殿下、总理大臣，此乃最终定稿，八易其稿，字字斟酌，并已按总理大臣批示，强化了法理依据与行动时限。请御览。”
朱厚照接过，与陆仁一同细看。文本以典雅庄重的汉文官方文书体写就，注明将译成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法兰西文、德意志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罗斯文等八种文字，由专使分送各国宫廷。
《大明皇帝告欧罗巴诸国王侯主教领主及万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