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张嶷(1 / 1)

孤臣赤心照南荒——蜀汉越嶲太守张嶷生平考述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并起,中原逐鹿之际,巴蜀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曾活跃着一位以孤勇安边、以仁德化夷的蜀汉将领。他出身寒微却志存高远,身经百战而未尝败绩,平定南中叛乱、安抚越嶲夷族、护卫蜀汉南疆,最终以花甲之年血洒北伐疆场,用一生践行了“汉臣”的忠诚。

他,便是被陈寿赞为“识断明果”的张嶷。这位长期被遮蔽在“五虎上将”光环下的边地太守,其生平虽无惊天动地的传奇,却以“守土安邦”的实绩,成为蜀汉后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

本文将结合《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料,梳理张嶷的一生轨迹,还原这位“南荒守护者”的真实形象。

张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国(今四川省南充市)人。载,但据《三国志·张嶷传》载,他于延熙十七年(254年)战死沙场时,“年六十”,由此可推算其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恰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入蜀前夕的乱世。张嶷出身“孤微”,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三国志》称其“少孤,家贫,然好学问,有志操”——贫寒的家境并未磨灭他的志向,反而在乱世的磨砺中,养成了他坚韧果决、重义轻利的性格。

张嶷的早年经历,史料记载虽简,却已显露出其“识断明果”的特质。建安末年,巴西郡一带因战乱频繁,盗贼横行,百姓流离。一次,张嶷所在的乡邑遭遇贼寇劫掠,村民皆惊慌逃窜,唯有张嶷挺身而出,“携母避贼于山泽中”。

途中,母亲染病,张嶷“冒白刃,负母突围”,最终将母亲安全送至后方。此事在乡邑间传为美谈,也让他初露锋芒——在“孝悌”为核心的汉代伦理中,“负母避贼”不仅是孝行,更体现了临危不乱的胆识。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任命张飞为巴西太守,巴蜀局势逐渐稳定。张嶷此时虽年少,却因“有武勇,善谋略”,被乡邻举荐为“县功曹”(县级行政事务官),开始了他的仕途。

不过,真正让张嶷进入蜀汉统治阶层视野的,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的“王平之乱”。当时,益州豪强马秦、高胜在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聚众数万叛乱,攻略郡县,直逼成都。时任巴西太守的龚禄率军平叛,却因兵力不足陷入困境。张嶷得知后,主动向龚禄请缨,“募乡勇千余人,为先锋击之”。他利用地形优势,设伏于山间,先击溃叛军前锋,再与龚禄主力夹击,最终斩杀马秦、高胜,平定叛乱。此战过后,张嶷“勇名始着”,被龚禄举荐给刘备,授“牙门将”之职,正式加入蜀汉军队序列。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发动夷陵之战,张嶷虽未直接参战,却奉命驻守巴西郡,防备曹魏从汉中南下。

次年,夷陵战败,刘备病逝于白帝城,蜀汉国力大损,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诸郡趁机叛乱,“高定攻杀越嶲太守焦璜,雍闿据建宁反,朱褒拥郡叛”,巴蜀西南陷入混乱。

此时,张嶷正驻守于犍为郡(今四川省眉山市),他敏锐地察觉到南中叛乱的蔓延风险,多次向时任益州牧的诸葛亮上书,建议“先固巴蜀,再图南征”,并提出“以恩信招抚夷族,以武力震慑豪强”的策略。

这些建议虽未被诸葛亮立即采纳,却让诸葛亮对这位年轻将领的“远见”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诸葛亮南征时,“七擒孟获”的策略,与张嶷的“恩威并施”主张不谋而合。

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张嶷因“熟悉巴蜀地理,善抚夷族”,被任命为“抚戎将军马谡”的参军,随马谡进驻越嶲郡(今四川省西昌市)。

越嶲郡是南中最靠北的郡县,也是蜀汉连接益州本部与永昌郡(今云南省保山市)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但此地夷族部落众多,“种类刚猛,不宾汉朝”,自东汉以来便时常叛乱,时任越嶲太守焦璜已被夷王高定所杀,郡治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市)沦为废墟,蜀汉朝廷只能将越嶲郡治临时迁至安上县(今四川省屏山县),形同“放弃”该郡。

诸葛亮南征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收复越嶲郡。马谡率军抵达安上县后,张嶷主动请命,“愿往邛都探查夷情”。他仅带数名亲信,伪装成商人,深入夷族聚居区,与当地部落首领“恩信相交”。

在与夷族首领交谈中,张嶷得知,越嶲夷族叛乱的根源并非“反汉”,而是“苦于东汉官吏苛政,又被高定胁迫”——高定当时已投靠东吴,被孙权封为“益州太守”,他以“诛杀汉官,自立为王”为号召,胁迫夷族部落参与叛乱。

张嶷将这一情况及时汇报给马谡,并建议:“高定虽强,却不得夷心;若能以金帛招抚诸部,再以大军施压,高定必孤立无援。”

马谡采纳了张嶷的建议,先派张嶷携带财物,前往夷族最大的部落“旄牛部”,拜见首领狼路。狼路起初对张嶷心存戒备,甚至派兵包围了他的住处。张嶷却毫无惧色,当着狼路的面,将财物分赠给部落长老,并说道:“诸葛丞相南征,非为屠戮夷族,实为除高定之害,还尔等安宁。

若尔等归降,朝廷必免尔等赋税,与汉人同等相待;若执迷不悟,大军一至,玉石俱焚。”狼路被张嶷的“坦诚”打动,又深知高定残暴,遂决定归降,并率部协助蜀汉军队,突袭高定的粮仓。高定因粮草被焚,军心大乱,最终被马谡率军击溃,越嶲郡得以收复。

此战中,张嶷“孤身入夷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表现,让诸葛亮对他刮目相看。南征结束后,诸葛亮任命张嶷为“越嶲郡都尉”,负责驻守邛都,安抚夷族。

当时的越嶲郡,虽已收复,但“夷族部落仍多有疑虑,时有小规模叛乱”。张嶷到任后,并未采取高压政策,而是“轻徭薄赋,与夷族同耕共织”——他亲自带领士兵开垦荒地,教夷族百姓种植水稻、纺织布匹,并设立学校,教授夷族子弟汉字与礼仪。

对于仍有反叛之心的部落首领,张嶷则“先礼后兵”:一次,“定莋县”(今四川省盐源县)的夷族首领“芒部”聚众叛乱,劫掠商旅。

张嶷率军前往平叛,却并未直接进攻,而是派人向芒部传话:“若你能亲自来郡府谢罪,我可赦免你的部众;若你执意叛乱,我将诛你一人,不牵连部落。”芒部深知张嶷的威信,又不愿连累族人,最终主动前往邛都谢罪,叛乱得以平息。

张嶷在越嶲郡都尉任上的三年,“夷族归附者日众,郡内秩序渐稳”,为蜀汉朝廷重新将越嶲郡治迁回邛都奠定了基础。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张嶷因“安夷有功”,被召回汉中,任“丞相府主簿”,负责粮草调度。期间,他多次向诸葛亮提出“重视南中粮草供应”的建议——南中盛产粮食、马匹,若能稳定南中,便可为北伐提供持续的后勤支持。这一建议被诸葛亮采纳,此后蜀汉北伐的粮草,有三成来自南中,而这背后,离不开张嶷此前在越嶲郡打下的“安夷”基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北伐事业暂告停滞,南中地区再次出现动荡迹象——越嶲郡的“斯都部”“苏祁部”等夷族部落,因不满新上任的越嶲太守“懦弱无能”,再次发动叛乱,杀死郡吏,劫掠郡县。时任蜀汉大将军的蒋琬,深知越嶲郡的重要性,也明白唯有张嶷能稳定此地,遂上书后主刘禅,举荐张嶷为“越嶲太守”,“赐爵关内侯”,命其再次前往越嶲郡平叛。

此时的张嶷,已年近三十五岁,历经北伐战争的磨砺,愈发沉稳老练。接到任命后,他并未急于率军前往越嶲,而是先派人前往越嶲郡,再次探查夷族叛乱的原因。

结果发现,此次叛乱的核心,是夷族部落对“汉朝官吏随意征调夷丁”的不满——此前的越嶲太守为了讨好蒋琬,强行征调数千夷族青年前往汉中服役,导致夷族部落“丁壮减少,农田荒芜”,最终引发叛乱。张嶷得知后,立即上书蒋琬,请求“罢免此前的征调令,并严惩苛政官吏”,蒋琬批准了他的请求。

随后,张嶷率领三千士兵前往越嶲郡,抵达邛都后,他首先释放了被关押的夷族百姓,然后亲自前往叛乱的“斯都部”,拜见首领“李求承”。李求承见张嶷不带一兵一卒,仅携酒肉而来,十分惊讶。

张嶷对他说:“此前官吏苛政,害苦了尔等,我已奏请朝廷罢免征调令,今后夷族百姓,只需缴纳少量赋税,无需服役。若你归降,我愿与你盟誓,永不相负。”

李求承本就不愿叛乱,只是为了自保,见张嶷如此坦诚,又有朝廷的承诺,遂率部归降。对于仍不愿归降的“苏祁部”首领“冬逢”,张嶷则采取了果断的军事行动——他率军突袭苏祁部的营地,斩杀冬逢,但其妻“狼路姑”(旄牛部首领狼路的妹妹)却率残部逃往旄牛部,请求狼路出兵复仇。

狼路此前与张嶷有旧交,却因妹妹的请求,陷入两难。张嶷得知后,亲自前往旄牛部,拜见狼路,说道:“冬逢叛乱,罪该万死;但你妹妹并无过错,我愿将她送回,再赠你黄金百斤,以表旧情。你我曾盟誓共守南疆,若你因私怨而背弃盟约,不仅会引发汉夷战火,还会让东吴有机可乘,你需三思。”狼路被张嶷的“大义”打动,最终决定继续归附蜀汉,并将妹妹送回越嶲郡,交由张嶷处置。

张嶷并未惩罚狼路姑,而是将她送回苏祁部,命其安抚部众,苏祁部的叛乱也随之平息。

平定叛乱后,张嶷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越嶲太守生涯。在这十五年里,他始终坚持“恩威并施,以仁化夷”的策略,通过一系列举措,彻底稳定了越嶲郡的局势,甚至将蜀汉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更南方的“永昌郡”“云南郡”。

其一,修缮交通,打通南疆要道。越嶲郡地处横断山脉,交通闭塞,与益州本部的联系仅靠一条“牦牛道”(从邛都至青衣县,今四川省雅安市),但这条道路因年久失修,“山高谷深,栈道断绝”,商旅难以通行。张嶷到任后,亲自率军修缮牦牛道,“凿山开石,修复栈道”,并在沿途设立驿站,派士兵驻守,保障道路畅通。牦牛道修缮完成后,“商旅往来不绝,汉夷物资互通”,越嶲郡的经济迅速发展,蜀汉朝廷也得以通过这条道路,向永昌郡、云南郡输送兵力与物资,加强了对南中全境的控制。南中志》记载:“嶷修治牦牛道,开通至成都,使越嶲与蜀地相连,夷汉相安,商旅日盛。”

其二,平定豪强,巩固郡治权威。越嶲郡境内,除了夷族部落,还有不少东汉以来迁徙至此的汉族豪强,这些豪强“拥兵自重,不服郡治管辖”,时常与夷族部落勾结,挑起叛乱。张嶷到任后,对这些豪强采取了“分化瓦解,重点打击”的策略:对于愿意归附朝廷的豪强,他任命其为“县吏”,让其参与郡治;对于顽固不化的豪强,如“定莋县”的“李求承”(此前叛乱归降后再次反叛)、“台登县”(今四川省冕宁县)的“魏狼”,则率军平定,将其斩杀或流放。

通过这些举措,越嶲郡的汉族豪强势力被彻底削弱,郡治的权威得以巩固,汉夷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减少。

其三,安抚夷族,推行“汉化”政策。张嶷深知,要长期稳定越嶲郡,必须让夷族部落真正归附蜀汉。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汉化”

一是设立学校,教授夷族子弟汉字、礼仪与法律,让他们了解蜀汉的文化与制度;

二是推行“联姻”政策,鼓励汉族官吏与夷族部落首领通婚,如他自己便娶了旄牛部首领狼路的女儿为妻,通过婚姻关系巩固汉夷联盟;

三是尊重夷族习俗,对于夷族的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他不仅不禁止,还亲自参与,与夷族百姓同乐。这些举措,让越嶲郡的夷族部落逐渐认同蜀汉政权,“夷族百姓皆称嶷为‘父母官’,无人再提叛乱”。

在张嶷的治理下,越嶲郡从一个“叛乱频发”的边地郡县,变成了“汉夷相安,经济繁荣”的稳定地区,成为蜀汉南疆的“屏障”。期间,蒋琬、费祎先后主持蜀汉朝政,多次想将张嶷调回成都,任以更高官职,但都因“越嶲夷族百姓挽留”而作罢——夷族部落首领甚至联名上书后主刘禅,请求“留张太守镇越嶲,若调走,夷族必乱”。

刘禅无奈,只得同意张嶷继续担任越嶲太守,直至延熙十七年(254年)。

延熙十七年(254年),张嶷已年届六十四岁,在越嶲郡任职十五年,因长期操劳,“身多疾病,尤患风湿,行走不便”。

此时,蜀汉大将军姜维正准备发动第七次北伐,因蜀汉国力衰退,兵力不足,姜维想起了这位在南中威望极高的老将,遂上书后主刘禅,请求“征召张嶷率军北上,参与北伐”。

消息传到越嶲郡,夷族百姓“皆痛哭流涕,挽留嶷”,甚至有部落首领“自断手指,以表挽留之诚”。张嶷看着自己治理了十五年的土地,看着前来挽留的夷族百姓,心中虽有不舍,却深知蜀汉“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为重。他对夷族百姓说:“我受朝廷恩宠,任越嶲太守十五年,今朝廷有难,我岂能坐视不理?若我北伐成功,必回越嶲与尔等相见;若我战死,朝廷必派良吏来此,尔等只需安分守己,便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随后,他将越嶲郡的政务交接给继任太守,率领自己训练的“越嶲夷丁五千人”,北上汉中,与姜维会合。

此时的张嶷,虽已年老多病,却依然斗志昂扬。姜维见他“行走需人搀扶,却仍坚持率军”,十分感动,劝他:“伯岐,你年事已高,又身有疾病,可留在汉中,负责粮草调度,不必亲自上阵。”

张嶷却拒绝道:“大将军,我随诸葛丞相南征时,便立志北伐中原;如今我已花甲之年,若不能战死沙场,岂不虚度此生?我训练的越嶲夷丁,皆愿为汉室效死,愿为大将军先锋。”姜维无奈,只得任命张嶷为“荡寇将军”,率部为北伐军先锋,进攻曹魏的“狄道县”(今甘肃省临洮县)。

狄道县是曹魏在陇西地区的重要据点,由曹魏大将“徐质”驻守,徐质“骁勇善战,麾下多为精锐骑兵”。张嶷率军抵达狄道城外后,并未急于进攻,而是先勘察地形,发现狄道城西侧有一条“洮水支流”,可作为进攻的突破口。他向姜维建议:“徐质虽勇,却轻敌冒进;可派一军佯攻狄道城东门,吸引其兵力,我率部从西侧渡河,突袭其侧翼。”姜维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副将率部佯攻东门,徐质果然中计,亲自率军前往东门抵御。

张嶷见徐质主力被牵制,立即率领越嶲夷丁,从西侧渡河,突袭曹魏军队的侧翼。越嶲夷丁虽多为步兵,却“悍勇异常,不惧生死”,很快便突破了曹魏军队的防线。徐质得知侧翼被袭,大惊失色,急忙率军回援。此时,张嶷已率军杀至徐质阵前,他虽行走不便,却依然手持长矛,亲自冲锋。徐质见张嶷年老,不以为意,拍马前来迎战。

两人交战数十回合,张嶷因体力不支,被徐质一枪刺中左臂,鲜血直流。但他并未后退,反而怒吼一声,用右手举起长矛,刺穿了徐质的战马,徐质落马。张嶷麾下的夷丁士兵见状,一拥而上,将徐质斩杀。

斩杀徐质后,张嶷率军乘胜追击,却因伤势过重,体力耗尽,倒在战场上。临终前,他对身边的士兵说:“我能为汉室战死沙场,死而无憾;尔等需继续追随大将军,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说完,便气绝身亡。张嶷战死的消息传到姜维军中,姜维悲痛欲绝,下令全军为张嶷哀悼;越嶲郡的夷族百姓得知后,“皆披麻戴孝,痛哭三日”,并为张嶷建立了“生祠”,四时祭祀。

张嶷战死後,后主刘禅追谥其为“壮侯”,并将其长子张瑛封为“西乡侯”,次子张护雄封为“关内侯”,以表彰其功绩。张嶷传》评价他:“嶷慷慨壮烈,士人咸多贵之;然其果于断割,不免流俗之议。”——陈寿认为,张嶷虽有“果决”之能,却也因过于“刚直”,招致一些非议,但这恰恰是他“孤臣赤心”的体现。

张嶷的一生,虽无关羽、张飞那般“威震华夏”的传奇,却以“守土安邦”的实绩,成为蜀汉后期不可或缺的“边地重臣”。他在越嶲郡十五年的治理,不仅稳定了蜀汉的南疆,还为蜀汉北伐提供了持续的后勤支持,堪称“蜀汉南疆的守护者”。

而他以花甲之年战死北伐疆场的壮举,更是践行了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成为后世忠臣义士的典范。

在历史评价上,张嶷虽未被列入“五虎上将”或“蜀汉四相”,却得到了陈寿、裴松之等史学家的高度认可。

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张嶷与“黄权、李恢”等蜀汉重臣并列,称其“识断明果,咸有可称”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益部耆旧传》的记载,称张嶷“在越嶲,甚有恩惠,夷族思之,为立祠庙,岁时祭祀”,可见其在南中夷族心中的地位。

在文化影响上,张嶷的故事虽未被《三国演义》重点渲染,却在西南地区广为流传。今四川省西昌市(古越嶲郡治)仍有“张嶷祠”遗址,当地百姓仍流传着“张太守修栈道”“张将军安夷”的传说;云南省保山市(古永昌郡)的一些夷族部落,至今仍将张嶷视为“汉夷友好的象征”。这些传说与遗址,无不证明张嶷在西南地区的深远影响。

从历史意义上看,张嶷的“安夷”政策,为后世中央王朝治理边疆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主张的“恩威并施,以仁化夷”,不仅稳定了蜀汉的南疆,还促进了汉夷文化的融合,为西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正如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所说:“蜀汉之能守南中,全赖张嶷之谋;嶷之治越嶲,实为历代治边之典范,其功不在诸葛亮之下。”

纵观张嶷的一生,从“寒微少年”到“边地太守”,再到“北伐烈士”,他始终以“忠诚”为核心,以“安邦”为己任,在乱世中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未必需要惊天动地的伟业,有时,一份“守土安邦”的责任,一份“鞠躬尽瘁”的忠诚,便足以照亮历史的长河,成为后世敬仰的丰碑。孤臣赤心照南荒,张嶷的名字,当与蜀汉的历史一同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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