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进驻江城的第三天，气氛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省委招待所三楼的一间小会议室被临时设为谈话室，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被请进去。这些人里有与“锦绣湖”项目审批相关的职能部门前工作人员——有的已经调离，有的已经退休；有赵凯曾经合伙做过生意的商人；甚至还有赵万宝老家来的远房亲戚，被问及是否曾打着赵书记旗号办事。
谈话进行得低调而高效。调查组的人提问语气平和，但问题精准，直指要害。尤其是关于“锦绣湖”项目，他们调取了完整的审批档案，逐项核对时间节点、签字流程，并与相关经办人、分管领导的陈述进行交叉印证。
赵万宝虽然照常上班，主持日常工作，但心已经乱了。他能感觉到，整个省委大院里的目光都变得有些异样。平时汇报工作时下属们恭敬如常，但那恭敬之下，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和距离。走廊里遇到同僚，寒暄依旧，但笑容里多了几分客套和谨慎。
更让他不安的是，妻子周雯昨天被调查组请去谈话了。虽然只去了两个小时，回来后周雯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显然哭过。赵万宝问她谈了些什么，周雯只是摇头，说调查组的人很客气，就是问了些家常，关于孩子的教育，关于她平时和哪些人来往，关于有没有人托她办事。
“他们他们问到了‘锦绣湖’。”周雯声音发抖，“问我是不是跟老张提过那个项目，我说我就是随口一提，你说按程序办，我就没再管了。他们又问，后来项目审批加快了，我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赵万宝的心沉了下去。调查组连周雯这条线都摸得这么清楚，说明外围核查已经相当深入。那些经办人员、分管领导，在组织面前，有多少人能真正扛住压力，为他圆谎？
而最让他煎熬的是，儿子赵凯那边，音讯全无。自从张彪全面接手案件后，赵凯被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强制措施，关押地点保密，律师会见受限，案情进展对外滴水不漏。赵万宝试图通过一些老关系打听，得到的回复要么是“不清楚”，要么是“案子由公安部直接督办，地方插不上手”。
这种信息黑洞，比任何坏消息都更折磨人。他不知道儿子在里面说了什么，交代了什么；不知道张彪手里到底掌握了多少关于他赵万宝的证据；更不知道，那个以铁腕着称的公安部长林枫，对江城这件事，到底定了多大的调子。
想起林枫，赵万宝后背就冒出一层冷汗。
他研究过林枫的履历，知道这位年轻的部长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在北阳国企改制、江东金融危机、滇省脱贫攻坚中，都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手腕。尤其是扫黑除恶，林枫在各地任上都是重拳出击，对保护伞更是零容忍。当年在北阳，一个副市长因为给涉黑企业打招呼，被林枫直接移送司法，丝毫没留情面。
这样的人，一旦认定你存在问题，绝不会因为你是省部级干部就手软。相反，级别越高，林枫可能越要严办，以儆效尤。
还有张彪。赵万宝听说过这个林枫的得力干将，从北阳公安局长一路跟到公安部副部长，是林枫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张彪办案风格强硬，擅长攻坚，而且对林枫忠心耿耿。现在这把刀悬在江城，悬在他儿子头上，也悬在他赵万宝的头顶。
赵万宝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捏着一支烟，却忘了点燃。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如他的心情。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调查组在江城多待一天，就多一天变数；张彪那边多查一天，就可能多挖出一分对他不利的证据。
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找到一个能制衡林枫、能影响事态走向的力量。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部红色的加密电话上。上一次，他犹豫再三，没有打给陈国栋书记，而是选择了通过秘书安排工作汇报这种更委婉的方式。但现在，委婉已经没用了。调查组都进驻了，中纪委的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他必须直接对话，必须让陈书记听到他的声音，知道他的处境。
陈书记同样是局委，位高权重，在政法系统内影响力巨大。更重要的是，陈书记处事稳重，顾全大局，不像林枫那样锋芒毕露。如果陈书记能出面说句话，哪怕只是表示一下“关注”，或许就能让调查的力度缓和一些，让事情的处置多几分“稳妥”。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压不下去了。它像毒藤一样缠绕着赵万宝的心脏，越收越紧。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如果什么都不做，等着调查组一步步查实问题，等着林枫和张彪把证据链做死，那他赵万宝的下场，绝不会比那些被他亲手送进去的人好多少。
不，他不能就这么完了。他还有抱负，还有影响力，还有那么多支持他的同僚和老部下。他必须搏一把。
深吸一口气，赵万宝终于拿起了那部红色的电话。手指在按键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他拨通了那个他默记于心、却从未轻易拨打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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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响了四五声，才被接起。那边传来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声：“你好，哪位？”
“陈书记，我是赵万宝。”赵万宝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但那份压抑不住的焦虑还是透了出来，“抱歉，这个时间打扰您。”
电话那头的陈国栋似乎并不意外，声音依旧平稳：“万宝同志，有什么事吗？”
“陈书记，我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想向您汇报一下思想，也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赵万宝斟酌着措辞，“是关于我儿子赵凯的那个案子，还有还有最近中纪委调查组到我们省调研的事。”
他没有直接说“求助”，而是用了“汇报思想”、“请求指导”这样更符合组织程序的说法。
陈国栋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这沉默让赵万宝的心跳骤然加速。
“万宝同志，”陈国栋终于开口，语速不快，每个字都透着分量，“你儿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公安部依法办案，这是他们的职责。中纪委的调研，是正常的监督检查工作，也是组织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你有什么思想，可以向组织坦诚汇报。”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没有否认问题的存在，也没有承诺任何帮助，而是把一切都归到了“组织程序”和“正常工作”的框架内。
赵万宝心头一凉，但他不甘心：“陈书记，我明白，组织程序我完全尊重。只是只是这个案子，现在由公安部张彪副部长直接督办，调查力度非常大。我担心，办案过程中会不会因为急于求成，出现一些一些不够稳妥的做法。毕竟，这涉及到地方稳定，也涉及到一位高级干部的声誉。”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另外，中纪委调查组的调研，我当然是欢迎的，也全力配合。但我总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介入，会不会让外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联想，影响省委省政府正常工作的开展？陈书记，您德高望重，在政法系统说话有分量，能不能能不能从大局出发，适当关注一下，让事情的处理更稳妥一些？”
这番话，已经近乎明示了。赵万宝在恳求陈国栋运用影响力，干预案件的进程，或者说，至少是施加某种温和的压力，让林枫和张彪“手下留情”，也让中纪委调查组“把握分寸”。
电话那头，陈国栋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皱。赵万宝的急切和恐惧，他听得出来。但越是这种时候，他越不能轻易表态。
“万宝同志，”陈国栋的声音依然平稳，但多了一丝告诫的意味，“你要相信组织，相信法律。公安部的专项治理是中央部署的重要工作，中纪委的监督检查是常态。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如果你的儿子没有问题，法律会还他清白；如果你本人没有问题，组织也会给你公正的评价。”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缓和：“至于你提到的地方稳定和干部声誉，组织上当然会综合考虑。但前提是，事实要清楚，证据要确凿。你现在要做的，是积极配合调查，如实向组织说明情况，做好本职工作，稳定干部队伍情绪。其他的，不要多想，也不要多做。”
这话听起来像是安慰，但赵万宝却听出了更深的意思——“不要多想，也不要多做”，潜台词就是：不要试图找关系、打招呼，那只会让事情更复杂。
赵万宝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陈国栋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原则性支持依法办事、依纪审查，不会为了他赵万宝去干预具体案件和调查。所谓的“关注”和“稳妥”，也仅限于程序层面，不会动摇根本。
“陈书记，我”赵万宝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词穷了。
“万宝同志，”陈国栋打断了他，语气加重了几分，“你是党培养多年的高级干部，经历过很多风雨。这个时候，更要稳住阵脚，相信组织。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组织反映。我这边还有个会，先这样吧。”
“是，陈书记，我明白了。谢谢您。”赵万宝机械地应着，听着电话那头传来挂断的忙音。
他缓缓放下听筒，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瘫坐在椅子里。最后的希望，破灭了。陈国栋这条路，走不通了。
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脑屏幕幽蓝的光，映照着赵万宝惨白而绝望的脸。
他知道，从现在起，他只能独自面对这场风暴了。林枫的意志，张彪的侦查，中纪委的调查，都将像三座大山，压向他，直到水落石出，直到尘埃落定。
而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命运最后的裁决。
可这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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