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二，上午九点，金陵大学文学院会议室。
长条桌两侧泾渭分明。一侧坐着许慎之、钱穆之、徐先生、林墨，以及被特意请来列席的顾颉刚。另一侧只有藤田浩二一人，军装外罩了件灰色呢子大衣，面前摊开笔记本、红蓝铅笔和一部《广韵》。
会议尚未开始，空气里已有微妙的张力。
许慎之将一叠文稿推到桌子中央：“创刊号拟用稿件，共十七篇。顾老序言一篇，学术专论九篇，艺术评析四篇，文献辑录三篇。请藤田先生过目。”
藤田没有立刻去拿，而是先看向顾颉刚：“顾先生，您觉得这些稿子的学术水准如何？”
问题很聪明——先问学术权威的意见，既示尊重，也设参照。
顾颉刚推了推老花镜：“老朽看了，大体尚可。钱穆之的琴谱校勘、徐先生的画论辨析、许慎之的诗学考据，都有扎实功底。青年学者的文章虽显稚嫩，但胜在材料新颖。”
“那么政治倾向呢？”藤田问得直接。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藤田先生说笑了。”钱穆之接话，声音平稳，“学术文章，只论是非，不论倾向。我们讨论的是唐代指法、宋代画风、明清诗韵，与时政何干？”
藤田看向他：“钱先生说得对。但学术虽无国界，学者却有立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察。”
这话说得坦诚，反而让气氛缓和了些。
“那便请藤田先生察吧。”许慎之将文稿又推近一寸，“字句皆在纸上，任君评阅。”
藤田这才拿起最上面一篇——顾颉刚的序言。他看得很慢，偶尔用铅笔在页边做记号。红笔画圈，蓝笔画线，不知是何标准。
五百余字的序言，他看了十分钟。
“顾先生此文，”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引《隋书·经籍志》‘经籍盛衰，关乎国运’。通篇讲文献保存之重要，无一句涉今。但”
他停顿，看向顾颉刚：“但读者若知当下典籍散佚、文献蒙尘之现状，读此文时，会不会生出别样感慨？”
顾颉刚神色不动：“读者作何感慨，非作者所能控。老朽只论史实，不论现实。”
“好一个‘只论史实’。”藤田点头，在稿纸上写下“通过”二字，签上姓名日期。
第一篇，定了。
第二篇是钱穆之的《金陵琴派指法流变考》。
藤田看得更细。文章从明代金陵琴家杨表正的《重修真传琴谱》谈起，梳理指法符号的演变，对比苏州、广陵各派异同，考证详实，引注多达八十七处。
看到第三页时，藤田的铅笔停住了。
“钱先生这里写，”他念出声，“‘琴谱记谱之法，代有变革。然变革之中，常有守正之士，以古法校正时谬，使正脉不绝。’”
他抬头：“‘守正之士’‘正脉不绝’，这些词有没有更中性的替换？”
钱穆之沉默片刻：“藤田先生觉得这些词有问题？”
“不是有问题，是容易引发联想。”藤田斟酌用词，“在当下语境，‘守正’‘正脉’这样的概念，可能被解读为某种文化上的排他性主张。”
话说得委婉，但在场都听懂了——他担心这些词被解读为“坚守中华正统”。
“那依藤田先生之见，该如何改？”钱穆之问。
藤田拿起蓝笔，在稿纸上修改：“不如写成‘时有琴家，重视古谱校勘，于传承贡献颇着’。去掉价值判断，只留事实陈述。”
钱穆之看了看改后的句子，点头：“可以。”
不是妥协，是战术性后退。用事实替代评价，意思还在，但锋芒收了。
藤田继续往下看。又一处停顿。
“这里引用的戴望题跋，”他指着一行小注，“‘琴音之道，贵在自然。强求则失真，矫饰则失韵。’”
“这话有何不妥？”钱穆之问。
“戴望是明遗民，终身不仕清。”藤田说，“引用他的话，容易让熟悉文史的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这次，钱穆之没有立刻同意。
“藤田先生，”他声音依然平静，“戴望的《琴学粹言》是清代琴论经典，治琴史者不可不引。若因作者身份而避讳，学术的客观性何在？”
“我明白。”藤田说，“但审稿不仅要考虑学术，也要考虑安全。”
“那依您看，该如何处理？”
藤田沉思片刻：“保留引文，但删掉‘戴望’这个名字，只写‘清人《琴学粹言》云’。如何？”
钱穆之想了想，点头。名字可以隐去，话留下了。
这是一种默契的妥协。藤田没有要求删掉观点，只要求模糊来源；钱穆之保住了核心内容，接受了形式上的退让。
稿子看完，藤田写下评语：“考据扎实，论证严谨，建议刊用。”签了名。
第二篇，也过了。
第三篇是徐先生的《金陵画派山水意象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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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明代金陵画家的山水画，从构图、笔法、意境层层深入。藤田看到中间一节时，眉头微皱。
“徐先生这里写，”他指着一段，“‘金陵画家笔下山河，多取实景。如吴彬绘栖霞山，必亲至其地，观四时变化，方下笔传神。’”
“这有何问题？”徐先生问。
“没有问题。”藤田说，“但后面接着写——‘此种写实精神，使画作不仅为艺术品，更为地理志、风土记，存一地之形貌于丹青。’”
他放下稿子：“‘存一地之形貌于丹青’，这句话，会不会被解读为画家在用画笔保存被战争改变的山河？”
问题很尖锐。
徐先生沉默了几秒，才说：“藤田先生，我讨论的是明代画家。明代有何战争？”
“时代虽异，情感可通。”藤田直视他，“读者若处今日，见文中强调‘保存山河形貌’，会不会联想到当下？”
“那是读者的联想，非作者本意。”
“但审稿要预判联想。”藤田坚持。
两人对视。空气又紧绷起来。
这时，顾颉刚开口了：“藤田先生，老夫插一句。徐先生此文，通篇都在学术框架内。你若觉此句不妥，改掉便是，不必纠结于作者本意。”
这话给了台阶。
藤田点头，提笔修改。他将“存一地之形貌于丹青”改为“体现画家对自然观察之细致”。然后，在页边写了条注：“建议此处加一小注，说明吴彬画作现存于故宫博物院、金陵博物馆等处，以示学术性。”
徐先生看了修改，没反对。改后的句子虽然软化了，但“观察细致”仍然暗示了画家与土地的联系。小注更是巧妙——把话题引向文物现状，既安全，又隐含了对文化遗存的关系。
第三篇，有修改但通过。
轮到许慎之的《金陵怀古诗选析》。
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组诗选加短评。选的都是唐代以来诗人咏金陵之作——刘禹锡、杜牧、韦庄、王安石每首附二三百字赏析。
藤田翻得很快，但看得极细。红笔不时圈点。
看到杜牧《泊秦淮》的赏析时，他停下了。
“许先生这里写，”他念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此句，表面责商女，实刺时政。讽喻之深，千年之下犹觉痛切。”
念完，他抬头：“‘亡国恨’‘刺时政’‘讽喻’，这些词，能不能换一种说法？”
许慎之问：“藤田先生觉得该如何说？”
“不如从艺术手法角度分析。”藤田建议，“说杜牧此诗运用对比、借代等手法，表达历史兴亡之慨。去掉直接的价值判断。”
“那‘痛切’二字呢？”
“也去掉。”藤田说，“就事论事，只谈诗艺。”
许慎之沉吟。这等于把一首政治讽刺诗，解读为纯技巧展示。但他知道，这是不得不做的让步。
“好。”他点头。
藤田继续翻。后面几首的赏析，他都没再要求大改，只对个别词汇做了中性化处理。直到最后一首——王安石《金陵怀古》。
许慎之的赏析写得很克制：“王荆公此诗，以史家眼光观金陵兴废，冷静深邃。末句‘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烟柳渐重重’，余韵悠长，引人深思。”
藤田看了两遍，抬头问：“许先生，这‘引人深思’，思的是什么？”
问题突然而直接。
许慎之镇定回答：“思的是历史规律，人生无常。怀古诗的本意便是如此。”
“没有别的？”
“藤田先生以为呢？”
两人目光交锋。藤田在许慎之眼中看到了一种平静的坚持——那是学者对学术解释权的扞卫。
几秒后，藤田点头：“我明白了。”
他没要求修改这一处。
许慎之心里清楚：藤田看懂了。看懂了他选的这些诗，看懂了他藏在赏析里的东西。但藤田选择了放过——因为从纯学术角度看，这些赏析确实站得住脚。
这是一种危险的默契。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在字缝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平衡。
上午十一点，编审会进行到一半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的是周明远。
“打扰各位。”他微笑致意，“听说今天审稿，我来看看有没有需要协调的。”
藤田起身：“周先生来得正好。稿子大体没问题，但有些细节需要商议。”
周明远在顾颉刚身边坐下，快速浏览了藤田的审阅记录。红笔圈改处有十七处，蓝笔批注有二十三处，不算多，但每处都点在关键位置。
“藤田先生审得很细致。”周明远说，“这些修改意见，各位作者觉得如何？”
许慎之代表回答：“藤田先生从学术规范和安全角度提出的建议，我们大多接受。个别处有分歧，也达成了共识。”
这话说得很得体——既承认了藤田的权威，也维护了作者的尊严。
“那就好。”周明远转向藤田，“藤田先生，依你看，创刊号什么时候能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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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修改顺利，正月二十五可以定稿。”藤田说，“送印厂需要三天，校对两天，最快二月初一能出样刊。”
“二月初一”周明远计算时间，“那正式发行能在二月初五前后？”
“应该可以。”
“好。”周明远点头，“我会向影佐将军汇报这个进度。”
他顿了顿，又说：“另外，将军办公室希望创刊号能加印五百本，用于赠送日本国内的文化机构和学者。这部分费用，由办公室承担。”
这是个重要信号——影佐要将这本杂志作为“文化治理成果”推向日本本土。
“我们一定配合。”周明远应下。
藤田看着周明远，忽然问：“周先生，杂志出来后，您预计在南京能有多少读者？”
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深意。
周明远略一思索：“初刊印两千本，南京本地预计能销出一千二百本左右。主要读者是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以及部分学生。”
“学生也会看？”
“会。”周明远说，“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生。这些学术文章，对他们有参考价值。”
藤田若有所思。他没再追问，但笔记本上多写了一行字：“预期读者群——知识阶层+青年学生。下一代。”
他意识到，这本杂志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影佐预想的更深远。它不只是“文化亲善”的宣传品，而可能成为塑造年轻一代文化认知的媒介。
这让他感到一种复杂的责任。
同一时间，城南瑞福祥绸缎庄。
李守业正在柜台后算账，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走了进来。不是熟客，气质也不像买布的。
“掌柜的，查税。”为首的人亮出证件，“金陵特别市税务稽查科。”
李守业心里一紧，面上堆笑：“二位长官请坐，我这就取账本。”
账本拿来，两人翻得很细。翻到最近三个月的流水时，手指停住了。
“这笔汇款，”稽查员指着一行记录，“上海福源号汇入，三千大洋。用途写的‘文化用品采购’。你们绸缎庄，采购什么文化用品要三千大洋？”
李守业镇定回答：“是代购。金陵文化界几位先生托我们从上海买一批古籍、字画，钱先汇到我们这里，我们帮忙采购转运。”
“有委托书吗？”
“有。”李守业从抽屉里取出几份文件，“这是顾颉刚先生、马寅初先生的委托函，都是亲笔签名。”
稽查员接过细看。文件是真的，签名也是真的——那是周明远通过关系搞到的真实委托，只不过实际用途与表面不符。
“那采购的东西呢？”稽查员追问。
“还在上海仓库。”李守业说，“因为最近运输检查严，还没运过来。二位若不信，可以打电话到上海福源号核实。”
他报了个号码。那是上海一个真正的古籍商行，周明远早就打点好了。
稽查员对视一眼，没打电话，继续翻账本。又翻出几笔类似汇款，李守业都用“文化用品代购”的理由解释了。
账本查完，没找出破绽。但稽查员没走。
“李掌柜，”为首的那个忽然说，“听说你跟文化界的周明远先生很熟？”
来了。真正的目标出现了。
李守业谨慎回答：“周先生是文化名人，常来小店买料子做长衫，算是老主顾。”
“只是老主顾？”
“不然呢？”李守业反问，“长官，我做的是布料生意，周先生做的是文化事业。除了买卖，还能有什么关系？”
稽查员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李掌柜别紧张，我们就随便问问。周先生现在是红人，影佐将军面前的红人。跟他走得近，是好事。”
这话里的威胁，李守业听出来了。
“那是。”他赔笑，“我们做小生意的，能跟文化名人打交道，是荣幸。”
“那这些文化用品的采购，”稽查员敲敲账本，“以后记得及时入账、及时报税。文化事业要紧，国家税收也要紧。”
“一定，一定。”
送走稽查员，李守业关上店门，后背已是一层冷汗。
这不是普通的税务检查。这是周佛海派在敲山震虎——通过查他，来敲打周明远；通过查资金流，来试探文化界的地下网络。
他立刻让伙计去给周明远报信，同时启动应急预案：所有非常规资金流转暂停，账本里可能引起怀疑的记录全部销毁，备用账本启用。
他知道，这场危机才刚刚开始。
下午两点，金陵大学档案馆。
林墨以“为杂志插图收集资料”的名义，申请查阅一批战前的地方志图册。管理员是个老校工，认识林墨，没多问就放他进去了。
档案馆在地下室，光线昏暗，书架高耸，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灰尘的味道。林墨按照目录，找到了所需图册，但没立刻离开。
他想起了陈朔的叮嘱：“松本失踪前，最后去的地方之一是金陵大学。他查阅过一批档案，内容不明。你找机会去看看，那些档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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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找呢？松本不会留下查阅记录。
林墨走到借阅登记台，翻看近三个月的登记簿。大部分是校内师生，校外人员很少。他仔细查看，果然在一月十日那天，看到一行日文签名：“藤田浩二”。
藤田？他来过？
林墨记下档案编号：d-17-39。他走到对应书架，找到那卷档案。标签上写着：“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金陵大学教职工学术活动记录。”
战前三年的记录。松本看这个干什么？
林墨抽出档案，翻开。里面是油印的会议纪要、学术讲座通知、刊物出版记录等。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翻到中间时，他注意到有几页纸的边缘颜色略深，像是被人反复翻看过。那几页记录的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南京沦陷前最后几个月的活动。
其中一条记录引起了他的注意：“十月五日，史学系顾颉刚教授主持‘金陵地方文献抢救整理小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顾颉刚、马寅初、徐悲鸿、钱穆之、许慎之（记录员）”
名单后面，还有十几个人名，都是南京文化界的骨干。
记录很简略，只写了会议主题是“战事迫近，如何保存地方文献”。但林墨注意到，在页边空白处，有人用铅笔写了个很小的符号：一个圆圈，里面有个三角。
这个符号，他在陈朔的安全屋里见过——那代表“重要节点”。
松本在调查这个？调查南京文化界在沦陷前的最后一次集结？
林墨继续翻。后面几页，记录了这个小组后续的活动：收集古籍、拓印碑刻、拍摄建筑照片直到十一月下旬，活动突然停止。
最后一页记录：“十一月二十三日，小组决定将已收集文献分头隐蔽。顾颉刚负责地方志，马寅初负责经济史料，徐悲鸿负责艺术品图录，钱穆之负责古琴谱，许慎之负责诗文集录”
下面列出了每个人的藏匿责任。
林墨心跳加速。这份名单，简直就是南京文化界地下网络的雏形。松本看到这个，等于看到了这个网络的起源。
他为什么要查这个？是想了解网络的构成？还是想找那些被藏起来的文献？
林墨合上档案，放回原处。他需要马上把这个发现告诉陈朔。
走出档案馆时，下午的阳光刺眼。林墨眯起眼睛，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松本能查到这些，那周佛海派呢？影佐呢？
也许他们早就知道了。也许这份档案，本身就是个陷阱。
他加快脚步，消失在校园小径深处。
晚上八点，安全屋。
陈朔听完各方汇报，在地图前站了很久。
三条线同时告急：编审会上的文字博弈，绸缎庄的经济审查，档案馆的发现。三条线看似独立，实则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南京文化界的地下网络，正在被多方向挤压。
“藤田的表现比预想的克制。”陈朔先分析第一条线，“他没有滥用审查权，而是在学术框架内寻求妥协。这说明，他确实想保住杂志的学术品质，甚至可能想通过杂志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苏婉清问。
“做真正的文化研究。”陈朔说，“他是个学者，学者有学者的追求。在军装之下，他可能还保留着对学术的尊重。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那李掌柜那边的危机呢？”
“是警告。”陈朔转身，“周佛海派在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周明远在做什么，知道资金怎么流动。这次查税是警告，下次可能就是抓捕。”
“那我们怎么办？”
“资金流全部转向。”陈朔决断，“从今天起，所有文化活动的经费，不再通过商业渠道流转。改用最传统的方式——现金，小额，多频次，通过市井网络传递。”
“这样效率会很低。”
“但安全。”陈朔说，“现在不是追求效率的时候。周佛海派已经亮牌了，我们必须应对。”
林静这时插话：“林墨发现的档案，很关键。松本在查文化界战前的自救网络，这说明他的目标不只是破坏，可能是想接管？”
“或者是想找到那些被藏起来的文献。”陈朔沉思，“那些文献里，可能有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的东西。”
他想起顾颉刚说过，战前他们收集的不只是古籍，还有地方档案、民间契约、口述历史记录。那些东西，是南京这座城的记忆。
如果这些记忆落到日本人手里，会被如何利用？是作为研究资料，还是作为控制工具？
“通知顾文渊，”陈朔对苏婉清说，“让他通过苏州的关系，查查上海方面有没有类似的动作——有没有日本人在系统收集江南地方文献。”
“您怀疑这是协调行动？”
“我怀疑这背后有更大的计划。”陈朔走到书桌前，写下的总结：
“正月二十二，三条战线同时承压。
1 编审会：藤田以学者姿态进行审查，在学术框架内达成脆弱平衡。杂志内容通过，但表达边界被重新定义。
2 经济线：周佛海派启动税务审查，直指文化资金网络。李守业处成突破口，需立即切断关联。
3 文献线：松本曾调查文化界战前自救网络，目标疑似隐藏文献。此线可能牵连更深层秘密。
核心判断：
写完后，陈朔望向窗外。夜色中的南京城寂静无声，但他知道，在这寂静之下，有多少暗流在涌动。
文化战打到这个阶段，已经不只是文章和杂志的问题了。它关乎记忆，关乎身份，关乎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在绝境中保存自己是谁。
而他们做的每一件事——编一篇稿，藏一本书，教一个字，传一首诗——都是在为这场保存战添一砖一瓦。
砖瓦很轻，但垒起来，就是城墙。
（第十九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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