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的尘埃并未落定，而是化作了官场上无处不在的微尘，粘附在张保那身崭新的守备官服上，无孔不入，沉重而窒闷。曾经的“海上阎罗”、“枭雄保仔”，如今成了大清广东水师的一名正五品守备。
他的官场生涯，从伊始便注定是一场在刀尖上行走的艰难舞蹈。水师提督衙门的同僚们，表面客气，尊他一声“张守备”，但那客气背后，是深不见底的隔阂与疏离。
他是“降将”，是“海匪出身”，这个标签如同原罪，刻在他的额头上，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融入那个由科举正途或世代军籍构成的官僚体系。
宴饮聚会，他多是旁观的边缘客；军务议论，他的意见总被客气地听取，然后无声地搁置。他仿佛一个被硬塞进精密机器里的异形齿轮，无论本身多么锐利，却总是格格不入，徒增摩擦。
上司的提防与利用更是赤裸裸。那位顶头上司参将，既忌惮他过往的凶名和在海上的能力，又想榨取他的剩余价值。
交给他的差事，往往是些棘手难缠、容易背黑锅的任务：或是清剿那些最为油滑难抓的小股海盗残匪，或是押送饷银要路过的危险水域，或是整顿军纪涣散、排外情绪最烈的老兵营。
他做好了，是分内之事，功绩大半归于上官指挥有方；出了纰漏，则“降贼终是贼，不堪重用”的帽子便会立刻扣上来。
张保咬牙忍着。他牢记着自己接受招安的初衷——为了给兄弟们谋一条生路。
他需要这个官身，需要在这个体系内站稳脚跟，哪怕只是为了证明招安这条路并非完全走不通，哪怕只是为了能给那些同样在水师中艰难求存的旧部们，提供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庇护。
他将所有的憋屈和愤怒都压抑在心底，试图用绝对的勤勉和不出错的 表现来证明自己。
他努力钻研水师规章条例，熟悉那些繁琐的公文格式；他认真操练指派给他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兵力（虽然其中多是老弱病残或被排挤之人）；他甚至尝试着去理解官场那套隐晦的语言和规则。
但他骨子里那份海盗的直率、高效和以实力为尊的习性，总与官场的迂回、推诿和论资排辈格格不入。他像一头被强行套上犁轭的虎鲸，挣扎在不属于他的浅滩。
而最令他内心备受煎熬的，莫过于身份的撕裂感。
在水师中，他是“张守备”，要恪守朝廷法度，要对上官唯命是从。但每当夜深人静，或独自面对那些偷偷前来求助、诉说被欺压之苦的旧部时，他又变回了那个“保仔”。听着他们用熟悉的称呼，诉说着对新环境的格格不入和对往日的怀念，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和背叛感便会噬咬他的内心。
是他，劝说龙嫂和大家接受了招安。是他，给大家描绘了一条看似光明的出路。可现在，这条路却如此崎岖难行，兄弟们并未获得想象中的安稳，反而在体制内受尽白眼和欺压，甚至有人像崩牙巨那样丢了性命。这份沉重的心理负担，比任何上官的刁难都更让他痛苦。
他尤其无法面对那些在清算中死去的兄弟的家眷。偶尔，他会派绝对亲信的心腹，偷偷送去一些银两，却从不敢亲自露面。他不知该如何面对那些孤儿寡母可能充满怨恨或哀求的眼神。他觉得自己像个间接的凶手，手上的血污，即使用再多江水也洗刷不尽。
这种撕裂，在他奉命行事时达到顶峰。
一次，他带队巡查沿海，恰好遇上一群因“迁界令”而流离失所、试图冒险下海捕鱼糊口的渔民。手下官兵如狼似虎地要上前抓人、毁船。看着那些面黄肌瘦、惊恐万状的渔民，张保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妹妹。
他最终硬着头皮，以“首犯重惩，胁从警告”为由，强行保下了大部分人和破船，只象征性地抓了两个带头的老者回去交差。事后，他不得不自掏腰包去打点上司，才将此事压下。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眉宇间总是凝结着一股化不开的郁结。那个海上纵情驰骋、快意恩仇的年轻枭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谨小慎微、内心充满矛盾挣扎的年轻军官。他试图在忠诚于新身份和不忘旧情义之间找到一条窄路，却发现这条路越走越窄，两边都是深渊。
官场的浮沉，于他而言，并非追求权势的攀升，而是一场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自我炼狱。
他浮于官场的表面，戴着守备的面具；却沉于内心的深海，背负着叛徒的枷锁。每一次对体制的妥协，都是对过往的一次背叛；每一次对旧部的暗中维护，又都是对新身份的一次冒险。
他不知道自己能在这扭曲的平衡中坚持多久，也不知道最终会被这巨大的撕裂感引向何方。
他只知道，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下去，直到彻底沉没，或者找到那几乎不存在的救赎之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