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旧世家的轰然倒塌，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连锁反应迅速波及到那些早已将部分资产和子弟转移至海外的家族分支。这些流亡海外的世家余孽，原本指望凭借带出的财富和在国内残存的影响力（或幻想），在异国他乡重振家业，甚至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图谋东山再起。
然而，他们低估了张枫清算的决心和手腕，更高估了自身在海外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合作伙伴”的“诚信”。
最先遭到反噬的，是那些逃往南洋、并与当地西夷殖民势力或倭人兵团有所勾连的世家。
在华夏朝廷对国内世家展开雷霆打击、并明确将勾结外敌列为重罪后，这些流亡世家在南洋的处境，瞬间变得极其尴尬和危险。对于西夷（荷兰、葡萄牙等）殖民者而言，这些华夏人世家曾经是颇有价值的合作者——他们带来了资金、商业网络以及对华夏内部情况的了解，可以帮助西夷更好地渗透、分化华人社区，获取商业情报，甚至从事走私和破坏活动。
但当他们的本土母族被朝廷连根拔起，其在华夏内部的潜在价值荡然无存，反而成了可能引来华夏朝廷追剿的“麻烦”和“罪证”时，西夷殖民者的态度立刻发生了180度转变。
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是殖民者的一贯作风。
几乎是在得到华夏国内清算消息确认的同时，巴达维亚和马六甲的西夷当局，便不约而同地开始“清理门户”。
有的世家，被其西夷“合作伙伴”罗织罪名（如“偷税漏税”、“违反贸易规定”、“涉嫌间谍活动”），资产被查封没收，主要成员被投入殖民地的水牢或直接处决。曾经许诺的“保护”和“特权”，成了索命的枷锁。
有的则遭遇了“黑吃黑”。一伙“来历不明”的暴徒（往往由西夷雇佣兵或与其勾结的海盗装扮）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闯入这些世家的庄园或商栈，杀人越货，洗劫一空。事后，殖民当局只是“遗憾地”表示治安不靖，无法追查，甚至反过来指责这些华人“财富露白，引来匪患”。
而那些试图转而投靠倭人兵团寻求庇护的世家，下场往往更为凄惨。
倭人兵团在南洋，本就是以残忍和服从性着称的“恶犬”。他们眼中只有华夏朝廷的命令和自身的利益（掠夺与杀戮）。对于这些失去了国内根基、犹如丧家之犬的华人世家，倭人更是毫无尊重和怜悯可言。
倭人将领岛津久朗的逻辑简单粗暴：这些人是朝廷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而且，他们有钱。
于是，一幕幕惨剧上演：
有的世家被倭人以“协助搜查叛逆”、“征用军需”为名，强行闯入，男子被当作“潜在反抗者”当场斩杀，女子和财物被掠走。
有的则被倭人设下圈套，假意答应保护，却在收取了巨额“保护费”后，翻脸无情，将其全家老小屠戮殆尽，财产尽数笑纳。倭人甚至将这种行径视为向华夏朝廷表忠心的“投名状”，将部分抢掠所得“进献”给当地的华夏监军。
更有的，被倭人驱赶着充当进攻敌对土着部落或西夷据点的炮灰，死伤殆尽。
少数机警的世家，见势不妙，试图再次逃亡，躲入南洋更深处的山林或偏远岛屿。但失去了财富和势力支撑，在陌生的蛮荒之地，他们往往也难以生存，最终或被土着袭击，或死于疾病饥饿。
而在吕宋、爪哇等华夏影响力较强的区域，针对这些流亡世家的“清理”，则更加“规范”和“彻底”。
华夏南洋事务司与海军、监察院派驻人员密切配合，早就在暗中监控这些与国内逆党有牵连的海外势力。当国内动手后，南洋方面的“配合行动”也立即展开。
有时，是“神出鬼没”的海盗（实为海军陆战队或雇佣的当地武装装扮）袭击了他们的船只或沿海据点。
有时，是他们雇佣的土着护卫突然“叛变”，里应外合。
有时，则是他们所在的部落或土邦，在华夏使节的“劝说”和利益许诺下，“主动”将这些“可能带来灾祸的不祥之人”驱逐或交出。
当然，也有直接由华夏方面出面，以“缉拿朝廷钦犯”的名义，进行公开逮捕和资产查封的。过程合法合规，但结果同样不留余地。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这些昔日在国内呼风唤雨的世家大族，一旦失去了本土的根基和朝廷的（哪怕是表面的）承认，在海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便成了谁都可以咬上一口的肥肉。西夷的贪婪、倭人的残暴、当地势力的现实、以及华夏朝廷毫不留情的追剿，构成了他们无法逃脱的绝境。
短短数月之间，流亡南洋的旧世家势力，遭受了灭顶之灾。人员死伤离散，资产灰飞烟灭，几乎被从南洋的华人上层社会中彻底抹去。少数侥幸逃脱的，也只能隐姓埋名，沦为最底层的贫民，再也无法掀起任何波澜。
消息传回国内，那些尚未被彻底清算、但已风声鹤唳的世家残余，无不胆寒。他们终于彻底明白，新朝的皇帝，不仅在国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其影响力与铁腕，早已延伸至海外。任何试图借助外力对抗朝廷的念头，都是自取灭亡。
张枫在接到南洋事务司关于“流逆清剿基本完成”的汇报后，只是淡淡批了四个字：“咎由自取。”
这些世家，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也迎来了注定的结局。帝国的内外隐患，又清除了一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