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半，老周烧烤摊的蓝色塑料棚下，只剩下最后一桌客人。烤炉的余温混着夜风，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
刘大江把铁签子扔进快满出来的铁盘，发出“哐当”一声脆响。他脸上泛着油光，眼睛眯成两条缝：“老张，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张建军用筷子拨弄着凉透的花生毛豆，笑了笑：“不这样还能哪样？老婆孩子热炕头，够啦。”
“得了吧你，”刘大江打了个悠长的酒嗝，“就你当年那点事儿，嫂子要是知道……”
“陈年旧事，提它干啥。”张建军摆摆手，可嘴角那点得意没藏住。
刘大江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你那个初恋，林薇，后来到底咋样了？听说当年你俩可黏糊了。”
张建军脸上的笑容慢慢淡了。他端起酒杯，盯着里面晃荡的啤酒泡沫，看了很久。
“她啊，”他把酒一口喝完，杯子放回桌上，发出轻轻的磕碰声，“六年前，她跟我说分手那天，我把她杀了。”
夜风停了。隔壁桌早就空了，老板在收拾灶台，水龙头哗哗地响。
刘大江愣了三秒，然后“噗嗤”一声笑出来，笑得前仰后合，拍着大腿：“哈哈哈哈，张建军啊张建军，你他娘的可真能编！就你这怂样，还杀人？杀条鱼都不敢吧你！”
张建军也跟着笑起来，肩膀一抖一抖的：“可不是嘛，我这人连鸡都不敢杀。她后来出国了，在澳洲，过得挺好。”
“这才对嘛，”刘大江抹了抹笑出来的眼泪，朝里屋喊，“老周，结账！”
烧烤摊的灯泡“滋啦”响了一声，几只飞蛾还在执着地撞着灯罩。
两年后的审讯室里，白炽灯亮得刺眼。刘大江缩在椅子上，瘦得脱了形，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黑垢。
“我……我要举报，”他声音嘶哑，眼珠子转得飞快，“能减刑吗？”
“看线索价值。”对面的警察面无表情。
刘大江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脑子在毒瘾和求生欲之间撕扯。突然，两年前那个夜晚毫无征兆地闯进来——张建军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平静得不像在开玩笑。
“我朋友，他可能杀过人。”刘大江的声音因为急切而尖利，“他说他杀了初恋，六年前。”
“名字？”
“张建军，做建材的，住东区。那女的叫林薇。”
“为什么现在才说？”
“我以为……”刘大江低下头，“喝酒吹牛的话，谁当真。”
警察调出了档案。林薇，女，八年前失踪，时年二十四岁。最后被见到是和男友张建军在一起。家属报案，但线索太少，案子渐渐沉了。
时间对得上。
张建军家的院子在晨光里安静得像幅画。晾衣绳上挂着小孩的衣裳，一件鹅黄色的开衫在风里轻轻晃。
“张先生，了解点情况。”警察亮了证件，“关于林薇，您还有联系吗？”
张建军正弯腰收拾孩子的玩具，闻言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林薇？没有，早没联系了。”
“她失踪八年了。”
“什么？”张建军皱起眉，表情恰到好处地困惑，“不是出国了吗？”
妻子从推拉门后探出身，怀里抱着三岁多的女儿。小姑娘扎着两个小揪揪，黑葡萄似的眼睛好奇地转。
“建军，怎么了？”
“没事，问点以前的事。”张建军朝她笑笑，转回头时表情已经恢复平静，“我和她分手后就没见过了，真的。”
院墙外渐渐聚了几个人，交头接耳，目光好奇地探进来。
“分手时有什么矛盾吗？”
“年轻人谈恋爱，分手能没点不痛快？”张建军苦笑，“但都过去多久了，我现在有家有口的，早翻篇了。”
问话进行了二十多分钟，张建军对答如流，找不出破绽。就在警察准备离开时，人群里传来一个声音。
“警察同志。”
说话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姓赵，在隔壁住了小二十年。
“有事？”
赵老太看了眼张建军，张建军也正看着她，眼神平静无波。
“他家那口井，”赵老太指了指院子西南角，“封了有七八年了吧。封之前那阵子，井里飘出过味儿，特别难闻，像什么东西坏了。”
院子里忽然静下来。连风都停了，那件鹅黄色开衫不再摇晃。
张建军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很细微，但没逃过警察的眼睛。
“我们要打开看看。”
抽水机的声音轰隆隆响彻小院。张建军被要求待在客厅，妻子抱着女儿站在他身边，脸色惨白。孩子被机器声吓到，小声抽泣。
井水一寸寸下降，露出长满青苔的井壁。水抽干后，技术人员穿上装备下到底部。
第一块骨头被发现时，人群里响起压抑的惊呼。
那是人的手骨，纤细，在水底泡了八年，依旧能看出曾经的样子。
张建军的妻子捂住嘴，眼泪滚滚而下。她怀里的孩子终于“哇”地哭出声。
更多的骨头被小心翼翼取出来，在防水布上拼出人形。颅骨后侧有明显的凹陷裂痕。
“建军……”妻子声音发抖，但张建军没回答。他只是看着那口井，眼神空洞，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手铐扣上时，金属“咔嗒”声很轻。他最后回头看了眼院子，妻子抱着女儿站在晨光里，孩子的哭声渐渐远了。
审讯室的灯二十四小时亮着，分不清白天黑夜。
“井是早就废了，”张建军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封的时候，水泥是我一个人和的，干到后半夜。”
“为什么杀她？”
“她说要分手，”张建军盯着自己手腕上的铐子，“说要去上海，跟别人。我求她，跪下来求，她看着我说，张建军，你这样真让人看不起。”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警察以为他说完了。
“她转身走的时候，雨刚停，月亮出来了，特别亮。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就想，如果她永远走不出这个院子，是不是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所以用钝器从背后袭击？”
“工具箱就在门口，”张建军闭上眼，“扳手。一下，她就倒了。没受什么苦。”
“尸体处理得很仓促。”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睁开眼，眼神疲惫，“家里不能放，就扔井里了。我以为……”
“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
张建军没回答。审讯室里只剩下空调运转的嗡嗡声。
“这八年，你怎么过的？”
“一天天过。”他说，“结婚，生孩子，开店，赚钱。每天醒来刷牙洗脸，送孩子上学，去店里，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像个正常人一样。”
“每晚都梦见她吗？”
张建军摇摇头：“不常梦见。但每天晚上，关了灯，我都能闻见那股味道，从院子里飘进来，只有我能闻见。我以为封了就闻不见了。但味道还在，一直在。”
“后悔吗？”
这次他沉默了更久，久到墙上的钟走了整整一圈。
“后悔，”他终于说，声音很轻，“不是后悔杀她，是后悔那天晚上，为什么没让她走。她走了，我这八年，也许就能真的睡着一次了。”
院子里，取证工作还在继续。邻居们渐渐散了，只剩赵老太还站在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警察，摇摇头，叹口气，慢慢走回自己家。
太阳完全升起来了，照在晾衣绳上那件鹅黄色开衫上，照在井口的水泥上，照在院子里那辆粉色小三轮车上。
只是那口井，终究是封不住了。
就像有些秘密，埋得再深，埋得再久，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被一句无心的话，一个偶然的指认，从深不见底的黑暗里，拖到太阳底下。
而刘大江在戒毒所的铁床上，正梦见两年前那个烧烤摊的夜晚。梦里，张建军说那句话时，眼睛里有他当时没看见的东西——不是玩笑，不是醉话，而是一个快要溺死的人，悄悄浮出水面，吸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又沉了下去。
只是那一声细微的响动，要过整整两年，才会传到该听见的人耳朵里。